“伊斯蘭國”加速東擴致南亞東南亞安全形勢趨緊

5月29日，在第十四屆香格里拉對話會議主旨發言中，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明確指出，當前，“伊斯蘭國”向包括東南亞在內亞洲其他國家的滲透力度不斷加強，上述地區正在成為“伊斯蘭國”外籍“聖戰者”的重要輸出國。這使國際社會突然意識到，當全球目光仍聚焦在敘利亞、伊拉克局勢上時，“伊斯蘭國”已逐漸加快了其東擴的步伐，悄悄將把南亞、東南亞國家納入其版圖范圍內，作為新的擴張目標。“伊斯蘭國”向南亞等地區的滲透，既具有表層的象征意義，又有著深層的戰略考量，並將對該地區的安全形勢帶來深遠影響。

“伊斯蘭國”“惡之花”欲扎根南亞、東南亞

自2014年6月宣布“建國”以來，“伊斯蘭國”就從地理概念上將南亞、東南亞劃入其“帝國”范圍之內，但在其擴張序列上，與中東和北非地區相比，南亞等地的戰略重要性並不突出。然而，進入2015年以來，“伊斯蘭國”明顯加大了向東的勢頭，對南亞、東南亞國家的重視程度也出現顯著提升：1月，“伊斯蘭國”宣布建立“呼羅珊省”，囊括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在內的南亞主要國家，並成立“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組織，任命哈菲茲·賽義德為地區負責人，正式從行政概念上表明對南亞地區擁有“管轄權”；4月，阿富汗楠格哈爾省首府賈拉拉巴德市發生恐怖襲擊，“伊斯蘭國”宣布負責，成為該組織首次在南亞地區“認領”的恐怖襲擊；同月，馬來西亞警方成功挫敗一起針對東盟峰會的恐怖襲擊，抓獲12名與“伊斯蘭國”有聯系的恐怖嫌疑人。此外，有訊息稱，在東南亞“建省”的問題也已被“伊斯蘭國”提上日程。

近期“伊斯蘭國”開始重視並加大向東滲透主要有以下方面的考慮。一是強化其作為全球穆斯林最高領導者的形象。“伊斯蘭國”“建國”以來，即宣稱自身對整個伊斯蘭世界擁有權威地位，並將建立“全球性哈里發國”作為最高綱領。而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南亞、東南亞穆斯林人口接近10億，占全球穆斯林人口的60%以上。因此，宣布對這一地區擁有“管轄權”，對塑造和提升“伊斯蘭國”影響力有著重要的象征意義。二是力求緩解其在敘、伊主戰場所面臨的壓力。隨著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伊斯蘭國”打擊力度的不斷加強，“伊斯蘭國”在敘、伊等核心地區所遭受的壓力日增，特別是3月底以來，其在伊拉克的生存空間和控制范圍遭到擠壓。因此，“伊斯蘭國”希望借東擴之機，轉移國際社會視線，從而緩解其在正面戰場的壓力。三是尋求兵源和財政收入新的補給。近期，“伊斯蘭國”在正面戰場兵員戰損嚴重，財政收入來源被削弱，而據敘利亞人權觀察者組織統計，作為“伊斯蘭國”傳統兵源地的中東和歐洲，由於受到各自國家管控加強等因素影響，赴敘、伊參戰人數已出現大幅下滑。因此，打通南亞、東南亞連接敘、伊的頻道，建立招募網絡，對“伊斯蘭國”吸引新的外籍“聖戰者”具有重要意義。

“伊斯蘭國”東擴尚處於初級階段

雖然“伊斯蘭國”已加大了對南亞、東南亞國家的滲透力度，但與中東、北非等傳統滲透重點地區相比，其在南亞等國的發展仍屬於較為初級的階段。以招募外籍“聖戰者”人數為例，據國際權威機構統計，目前活躍在敘、伊境內的外籍“聖戰者”人數大約在15000人左右，其中來自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聖戰者”不足10%，其從屬地位明顯。目前，制約“伊斯蘭國”在該地區發展的原因除其自身“東擴”規則起步較晚外，還包括以下兩方面因素：一方面，從伊斯蘭教法學派角度來說，“伊斯蘭國”信奉的薩拉菲主義屬於罕百里學派，而南亞地區則主要以哈乃斐學派為主，東南亞則屬於沙斐儀派。教法學派的不同使“伊斯蘭國”在南亞、東南亞的滲透缺乏類似中東地區一樣的廣泛宗教基礎。另一方面，南亞等地原生武裝力量對“伊斯蘭國”東擴持警惕態度。南亞等國特別是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區傳統上是“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勢力范圍，推崇毛拉·奧馬爾為伊斯蘭世界哈里發，而不承認巴格達迪的“正統”地位。此外，“伊斯蘭國”在這一地區爭搶兵源、斂聚財物等做法也侵犯了塔利班等組織的核心利益，導致雙方摩擦不斷升級，並最終發生武裝衝突。

目前來看，上述兩大因素中，后者對“伊斯蘭國”在這一地區的發展更為關鍵，如能處理好同當地主流武裝組織的關係，未來“伊斯蘭國”東擴仍具較大潛力。這主要是因為：首先，南亞、東南亞地區歷史上有較強的“聖戰”傳統。上世紀80年代阿富汗戰爭吸引了來自南亞、東南亞大批的外籍“聖戰者”，並在戰爭結束后將“聖戰”思維帶回本國。目前活躍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境內的塔利班組織、“虔誠軍”“簡戈維軍”以及印尼和菲律賓境內的“伊斯蘭祈禱團”、阿布沙耶夫武裝組織等，都是“聖戰”的產物。其次，這一地區伊斯蘭極端思想盛行，成為滋生恐怖主義的溫床。發起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伊斯蘭復興主義思潮在70年代末期出現向極端主義和原教旨主義方向發展的趨勢，而南亞、東南亞則成為這一宗教思想重要接受國。以巴基斯坦為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受沙特等國宗教輸出影響，其境內的宗教學校總數一度超過20000所，其中很多具有極端主義傾向，成為塔利班等組織崛起和發展的思想基礎。時至今日，上述地區的極端思想和原教旨主義仍有較強的影響，這為“伊斯蘭國”等新一代恐怖組織的扎根創造了條件。再次，“伊斯蘭國”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官僚機構、教育公共衛生系統等，並在一定程度上對控制區實行國家化管理，這與其他恐怖組織相比，算是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因此對全球“聖戰者”形成了示范效應和吸引力。此外，南亞等國，特別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還存在政治碎片化、人口年輕化等趨勢，加之當地經濟形勢不佳、社會治理能力下降以及美國撤軍所造成的力量真空等因素，都為“伊斯蘭國”在當地加速擴張創造利好環境。目前，國際主流反恐機構已意識到恐怖主義在上述地區可能出現快速發展的現象，因此將東南亞等國卷入敘利亞及中東、北非亂局列為世界當前面臨的9大恐怖主義發展新趨勢之一。

“伊斯蘭國”東擴已初成體系

目前“伊斯蘭國”在南亞、東南亞地區已初步形成了一條由宣傳、招募、訓練、派遣等各環節組成的擴張體系。

在宣傳方面，除傳統的向人群派發宣傳資料外，“伊斯蘭國”還特別針對這一地區青年人眾多的特點，最大程度利用網絡平臺，通過“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以及移動互聯通訊技術，將“聖戰”思想和組織理念譯成烏爾都語、普什圖語、馬來語等當地語言，進行最大范圍的推送，直接對青年人形成“刺激”。同時鼓動已赴戰區的“聖戰者”，通過網絡現身說法，以吸引更多本國青年加入。

在招募方面，“伊斯蘭國”目前已在南亞、東南亞各國建立了招募網絡，並將招募對象重點鎖定為曾經參與過各種激進組織或者受“聖戰”思想影響的人員。最新情況是，由於南亞等地區久歷戰火，因此“伊斯蘭國”特別加強了對這一地區具有較高軍事素養的專業型人才的招募，包括狙擊手、炮手、戰術指揮官、簡易爆炸物制造者等。

與此同時，“伊斯蘭國”還盡可能地加強同當地武裝組織間的聯系，以期利用其在當地的網絡和人脈加速擴張。目前，除塔利班等少數組織對“伊斯蘭國”心存芥蒂外，包括南亞地區的“真主軍”“自由戰士組織”“簡戈維軍”以及東南亞的“東印度聖戰者組織”“伊斯蘭祈禱團”“阿布沙耶夫組織”等，均已對“伊斯蘭國”宣布效忠或支援，並積極為其網羅兵源、財源。

此外，“伊斯蘭國”還在南亞等地區設立了恐怖訓練營。據阿富汗等國政府反映，目前“伊斯蘭國”在阿富汗等地建立了多個武裝訓練營，范圍遍及巴達赫尚省、昆都士省，參訓武裝分子規模已接近5000人。阿方擔心，未來在阿“伊斯蘭國”恐怖分子的規模可能超過其自身在敘、伊地區的戰斗人員，成為最主要的兵源地。

為吸引當地“聖戰者”赴敘參戰，“伊斯蘭國”除為其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和經濟支援外，還專門成立了諸如“馬來群島戰斗小組”（katibah nusantara）等組織，將當地“聖戰者”編入同一戰斗序列，以解決其在語言、文化等方面與其他地區“聖戰者”存在的隔膜，更有效地投入戰斗。

國際刑警組織等機構評估認為，隨著這一擴張體系進一步完善，“伊斯蘭國”從南亞、東南亞地區吸收的“聖戰者”人數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出現成倍增長。

當地安全形勢趨緊

“伊斯蘭國”對南亞、東南亞的滲透將為當地安全形勢帶來深遠影響，特別是當前已出現來自這一地區“聖戰者”回流的趨勢，引起了各國的高度警惕。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曾公開表示，威脅東南亞地區的其實不是“伊斯蘭國”組織，而是東南亞的“聖戰者”西區的極端暴力思想、技術、戰斗經驗以及他們由此接觸到的國際恐怖主義網絡。分析認為，“伊斯蘭國”東擴帶來的影響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或將使當地恐怖主義思潮重現高峰期。上世紀90年代阿富汗戰爭結束后，回歸亞洲各國的“聖戰者”為各自所在地區帶回了極端“聖戰”思想，致使恐怖主義在當地蔓延達到一個頂峰，出現了一批影響至今的恐怖組織。隨后在全球反恐戰爭的壓力下，南亞、東南亞恐怖主義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基地”組織影響力今非昔比，塔利班也開始考慮重歸政治和解進程，而東南亞各地的恐怖組織也都在某種程度上與政府達成一致。而“伊斯蘭國”的滲透，或將再次把恐怖主義推向新的發展高峰期。二是回流“聖戰者”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和技巧，並與國際“聖戰”網絡建立了密切聯系，這使當地恐怖組織更易獲得國際恐怖組織支援的同時，也有可能將向極恐極暴方向發展。三是將引發當地各種矛盾更趨復雜化。“伊斯蘭國”除將“聖戰”思想帶入南亞、東南亞地區外，還將教派衝突等問題引入當地，這將使本就面臨較大安全壓力的各國安全形勢更趨復雜化。

綜上所述，當前“伊斯蘭國”在南亞、東南亞地區的滲透尚屬較為初級的階段，但各國間應提前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避免其進入高速發展期。對“伊斯蘭國”東擴的遏制，首先，需要引起國際社會的足夠重視。當前，以美國為首的反“伊”力量及國際媒體仍將注意力集中在敘、伊地區，未對“伊斯蘭國”東擴給予充分關注。美國國防部發言人史蒂夫·瓦倫在不久前就曾表示，美國不相信“伊斯蘭國”會在阿富汗等南亞國家有足夠的市場。其次，各國應在應對恐怖主義問題上去政治化。當前，在上述地區一些國家間，反恐問題存在被過度政治化的趨勢，傳統的“代理人戰爭”的觀念並未被完全摒棄，利用反恐追求各自在其他方面的利益成為習慣，這必將對各國相互間反恐合作信心造成負面影響。最後，“伊斯蘭國”已成為南亞、東南亞各國需要共同面對的地區性問題，因此國家間的合作機制亟待建立，以加強包括情報共用、聯合行動等方面的合作，加強對“伊斯蘭國”的共同打擊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