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富裕國家都存在數以百萬計的“在業窮人”

有評論文章指出，發達經濟體顯然已經突破第一個局限，而第二個局限則已無關緊要，因為目標不是激勵人們去工作，而是讓人們可以脫離工作生活。無條件基本所得，能夠讓兼職工作成為許多目前必須在不足以過活的工資水平上，從事全職工作的人的出路。而所有工人都可以開始得到做多少工作、在什么環境下工作的選擇的自由。這一自由目前是大量資本所有者才享有的。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如今，大部分富裕國家都存在數以百萬計的“在業窮人”（working poor）——工作收入不足以讓他們生活在貧困線上，因此工資還必須得到國家補貼的人。這些補貼以稅務減免的形式發放。

這做法由來已久。英國在拿破侖戰爭期間就實行了“斯賓漢蘭”（speenhamland）制度，這是一種濟貧院外的救濟（outdoor relief，受惠者不必入住濟貧院），旨在抵消面包價格的上漲。1795年，斯賓漢蘭（位於伯克夏的一個村莊）當局批準了一項根據支付能力調查，所發放的按比例工資補貼方案。家庭所獲補貼額根據孩子數量和面包價格而定。

但這機制受到了批評，被認為讓雇主因此可以支付低於基本生活水平的工資，因為差額會由納稅人補償。1834年，斯賓漢蘭制度被新濟貧法（new poor law）取代。新法規定救濟只限於濟貧院，並且需要滿足非常苛刻的條件，以鼓勵人們回到勞動力市場。

后來，斯賓漢蘭原則在20世紀復興——推動者不是別人，正是自由市場自由派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62年，弗里德曼提議實施一種“負所得稅”，讓收入低於一定水平的人不必納稅，而是從政府那里獲得補助性收入。他的想法是鼓勵人們不去領取救濟，而是致力回到職場。這想法在美國和英國分別以“勞動所得稅抵扣”（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和“工作家庭稅收減免”（working families tax credit）的形式實施。

與此同時，政府也立法制定最低工資，從而提高勞動所得。但最低工資卻從未達到“生活收入”（living income）的下限，因此也從未很好地減少工資補貼的規模。

2008年，大約550萬英國工作家庭獲得稅收減免，包括收入和子女扣稅、住房補貼和地方稅務補貼。緊縮政策將這一群體的數量減少到430萬。2012年英國工作家庭數目為1140萬戶，因此，這意味著有多達38%的家庭沒有獲得“過活收入”。換句話說，市場結清工資（market-clearing wage，勞動市場供需平衡所形成的工資）水平無法為38%的工作家庭提供“生活收入”。他們是“在業窮人”。

在7月8日宣布的財政預算案中，英國財政部長奧斯本（george osborne）建議要在未來四年削減120億英鎊（240億元）的福利支出，這是他削減赤字計劃的一部分。其中90億英鎊將來自削減工作家庭所得到的稅收補貼。

為了抵消這一措施的影響，奧斯本提出將同時期的最低工資，從時薪6.5英鎊調高到9英鎊。這一成本將由雇主而非政府承擔。因此，稅收減免和福利的削減等於是國庫的凈增加。根據財政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ifs）的分析，國庫可以節約120億英鎊，而提高最低工資所帶來的薪酬增長僅為40億英鎊。ifs主管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說：“以現金來看，投入新最低工資的錢，遠遠無法補償人們在稅收減免上的損失。”

但即使最低工資提高到足以抵消取消稅收減免影響的程度，將更多勞動力成本從納稅人頭上轉嫁到雇主頭上，也是錯誤的戰略。原因在於，對許多人——也許是大部分人來說，工作是一個日薄西山的收入來源。

畢竟，我們可以預料，自動化將進軍越來越多的人類工作領域。高達50%的現有工作可能在未來20年內告急。能否制造足夠的新崗位替代，或者，僅僅為了給人們提供工資越來越少的就業機會，而繼續生產越來越多的產品是否值得，還是未知數。

隨著勞動日益被機器人取代，人們將需要取代勞動所得的收入來源。稅收減免屬於替代性所得，而提高最低工資正好相反，即讓收入更加依賴於工作。

簡言之，如果奧斯本認真看待為所有人提供“生活收入”的承諾，他就應該致力於推廣獨立於就業市場的“基本”或“公民”所得。一個簡單的方法，是向所有公民提供無條件稅收減免，數額可以隨著工作收入的逐漸下降而提高。

長期以來，自由市場和社會主義思想家都在鼓吹實施基本所得機制。但這概念永遠面臨兩個局限：社會太窮，負擔不起這樣的機制；而這樣的機制也會鼓勵人們不去工作。

發達經濟體顯然已經突破第一個局限，而第二個局限則已無關緊要，因為目標不是激勵人們去工作，而是讓人們可以脫離工作生活。無條件基本所得，能夠讓兼職工作成為許多目前必須在不足以過活的工資水平上，從事全職工作的人的出路。而所有工人都可以開始得到做多少工作、在什么環境下工作的選擇的自由。這一自由目前是大量資本所有者才享有的。

作者robert skidelsky是英國上議院議員

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