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仍停留在過去優越感上 中日競爭并非零和游戲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張云撰文指出，日本須要做的是盡快調整自我定位（盡管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很不容易），減少日本不完全符合實際的優越感，並且擺脫由於對這種脫節的優越感的執著，而帶來的對中國戰略思考的停滯，中國的崛起並不意味著日本的衰落，自信建立在對未來的構建上，而不應從過去的榮光中尋覓。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第七次日本湄公河流域首腦會談7月4日在東京舉行，日本在會上發表的《日本湄公河合作2015東京新戰略》中，承諾從2016年至2018年的三年時間里，向湄公河流域國家提供7500億日元的基礎設施建設援助。這對於越南、老撾、柬埔寨以及緬甸等基礎設施滯后的國家來說，應該是利好訊息，也有利於本地區的互聯互通早日實現。

與此同時，值得關注的兩點是新戰略中提出要著重幫助湄公河國家的“高質量經濟增長”以及“雙方注意到對於近期出現的南中國海動向可能使情況復雜化，損害地區的和平穩定的擔憂”。前者同日本一直對亞投行的治理質量的懷疑是一致的；后者則針對中國填海建人工島的問題。

不少人認為，東南亞國家擅長平衡外交，中日戰略競爭可以讓東南亞從中獲利，這種看法是誤導性的。的確，中國與東盟（亞細安）把今後10年稱為鉆石10年，目標是貿易額將從2013年的4440億美元增加到1萬億美元。日本則希望保持其在東南亞傳統的經濟地位，對東南亞來說也希望經濟伙伴多元化，中日健康的經濟外交競爭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中日對東南亞經濟外交的主要方面成為地緣戰略競爭的話，東南亞國家將面臨痛苦的選擇。

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在經濟發展上持非常務實的態度，采取的是政經分離政策，中日經濟外交戰略競爭加劇將使得他們無所適從。發展仍然是東盟國家的首要任務，經濟轉型是最大挑戰，而基礎設施建設是明顯的瓶頸。印度尼西亞希望從原產品依賴經濟向高附加值經濟發展，離不開基礎設施的需求；湄公河國家要盡快同東盟舊成員國達成經濟接軌，也需要盡快實現互聯互通。

年底將建成的東盟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在關稅削減方面已經空間不大，舊的成員國99%，新的國家90%以上已經實現了關稅削減，發展空間在於能否建立起層次式的生產網絡基地，也就是東盟內部的投資網絡，主要是半成品，地區的生產網絡的一體化，這將首先需要陸地東南亞部分的互聯互通盡快實現。

對於東南亞國家來說，他們並不關心資金來自中國或日本還是世界銀行，目前的問題最為重要的是貨物運輸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很強，原有的國際開發金融機構不能夠滿足需要，無論是日本增加官方發展援助（oda）還是中國的亞投行都受歡迎。正如印尼總統佐科所說“我們將是亞投行的最大顧客”；同中國有領土爭端的菲律賓和越南也參加亞投行。套用鄧小平的名言，就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

湄公河國家避免選邊站

在這一次的湄公河五國首腦同安倍晉三的會談中，只有越南提及南中國海問題，而聯合聲明中也僅僅使用了雙方注意到對於南中國海局勢擔憂存在的措辭，這可以說幾乎到了這些國家可以接受的上限的表態了，超過以上表態勢必將影響他們同中國的關係。與此同時，宣言中還特意寫入中國是個重要伙伴，並且對2014年末，時隔三年后重新開始的日湄公河政策對話表示歡迎。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7月2日日本的三家公司聯合中標總金額320億泰銖、全長40公里曼谷郊區的城市鐵路項目，其中北部的區間為日本的日元貸款項目，這正是為了趕在泰國首相巴育去東京赴會之前，以減少日本國內對於泰國軍政府過於親中的疑慮。

2月初，巴育在訪問日本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說，要在中日之間保持平衡，日本在泰國的投資占外國投資六成，但是中國的影響力日益擴大。對於高速鐵路中日究竟誰將最後中標，泰國始終保持模糊態度，不希望得罪任何一方。這些都表明了湄公河國家在極力避免被中日任何一方認為在選邊站的情況出現。難怪日本媒體感嘆日本與湄公河國家在對中國的認識上存在溫差。這也是東南亞國家對待中日關係的普遍態度。

5月25日，馬來西亞首相納吉訪問東京期間，在回答關於該國的高速鐵路采用哪國技術的問題時，巧妙地答說“日本新干線也是有力候選”。在日馬首腦會談和記者會上，一方面馬來西亞表示支援日本入常，雙邊關係提升為戰略伙伴關係，對於日本的安保改革歡迎。另一方面對於安倍提及南中國海問題，納吉則說必須眼觀大局，不要把對華關係建立在某個問題上，要整體看並且承認同中國關係的戰略性。

5月22日，安倍晉三首相在“亞洲的未來”會議上提出，今後五年同亞洲開發銀行合作融資1100億美元於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金額上正好超過中國主導的亞投行的1000億美元初始資本金。與此同時，安倍特別提及要注重“投資的質量”，包括項目的透明度、管理現代化、還款能力以及環境生態保護方面的高質量。反過來說，也是間接地批評中國基礎設施融資的記錄質量不高，以及對亞投行的治理能力表示懷疑。

基礎設施融資由於投入大，涉及面廣，加上發展中國家法制規則不健全，容易造成腐敗的溫床，或者產生不良的環境或社會影響。但是不能夠因噎廢食，過度強調所謂的質量就會造成決策的滯后以及融資額度的高度不足，這反過來同樣會影響經濟發展。與此同時，如果過度強調所謂的質量無形中給自己上了套子，因為沒有國家包括日本在內能夠保證每一個基礎設施項目都是高質量的。

世界銀行就曾經出現過融資的丑聞，日本oda項目的承建公司也出現向越南和中亞國家官員行賄的案件。2015年2月10日，日本內閣決議通過了新的oda大綱，這是2003年以來的重大方針修改，其中就有放寬對那些具有融資風險的項目原則上回避的原來的標準，這就意味著將來日本基礎設施項目的各種風險會增加。

所謂的透明度和治理質量，是所有基礎設施融資機構都面臨的普遍問題，從一開始就把自己置於道德的高度，一旦出現問題反而會損傷自身的信譽。

日本仍停留在過去的優越感上

在參加亞投行的問題上，日本沒有設想到七國集團國家中竟然大部分最後都決定參加，才出現了日本的被動。這表面上可能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但背后體現的卻是，日本的思維似乎仍然停留在過去的第二大經濟體和發達國家俱樂部成員的優越感上。

亞投行的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全球經濟多極化中必然出現的結果，也是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的前奏，盡管真正的變化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全感受到。戰后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讓日本從中獲益，但這是建立在美國一國獨大基礎上的。

冷戰后，特別是過去10年間國際經濟體系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繼續緬懷過去的榮光雖然沒有錯，但並不會因此就能夠讓過去的“現狀”永遠繼續下去。世界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事實上，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中日本曾經提出東亞貨幣基金，結果因為美國反對而沒有成功，現在中國提出了類似的建議，只不過這次美國反對不了而已。況且，日本對於亞投行保持開放態度，還可獲得更多戰略先機。

4月14日，李克強會見來訪的日本貿促協會代表團時曾表示，亞投行並非一個國家吃掉另一個國家，希望學習亞洲開發銀行的經驗。正如一位外國政要所說的那樣，要建立關係，最好等對方還沒有完全強大起來之前。

相比之下，美國一邊對中國的經濟外交表示一定懷疑，一邊則對亞投行持開放態度。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布林肯4月14日在國務院出席由日美友好基金會主辦的對話會上表示，美國“非常支援”對亞洲基礎設施進行更多投資，美方對亞投行的成立並不反對。他還表示，美國不會以“零和”思維看待中國。6月3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表示，中國未來有可能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係協定（tpp）。

近期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雙方就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加入人民幣的問題上有積極互動，2016年中美雙方可能就投資協定達成協議。這些都說明美國在對中國的思維上盡管同樣希望現狀永遠繼續，但同時又務實地推進新的體系建立，因為適應變化，盡早鍵入新體系的建立，也是為將來享受那個時候的“現狀”做前期投資。

日本須要做的是盡快調整自我定位（盡管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很不容易），減少日本不完全符合實際的優越感，並且擺脫由於對這種脫節的優越感的執著，而帶來的對中國戰略思考的停滯，中國的崛起並不意味著日本的衰落，自信建立在對未來的構建上，而不應從過去的榮光中尋覓。

作者是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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