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美國加發事件究竟是指點次加氏事件影響，全球經濟是一種新關稅狀態？分析師 Citrini 發文從歷史的角度，回顧歷史上的關稅事件，逐步剖析未來的經濟情勢。以下為內容全文。

「這或許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班傑明‧富蘭克林在 1781年寫道：

「但我發現自己更傾向於採納更現代的觀點，即每個國家最好都讓貿易完全不受任何阻礙。總的來說，我只想指出，商業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相互交換，越自由、越不受限制，就越繁榮，所有參與其中的國家也就越幸福。註：川普稱 4 月 2 日為「解放日」，並公佈全球關稅計畫）以來的兩周里，我在美國待了一周，在中國待了一周。在這兩個國家，我都在與受關稅影響的企業家交談。

無論是進口商或出口商，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地域，從事不同程度的國際貿易的企業都有一個共同點：不確定性。

為什麼會感到不確定性呢？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如今幾乎每個人都只經歷過一個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貿易相對自由、美國作為世界霸主和儲備貨幣的世界。

隨著這一點受到質疑，投資人和經營者顯然都在尋求能應對未來的框架方案。對於建立在「即時制」的系統而言，「觀望」是一個致命的策略，但除此之外也別無選擇。

例如，在與上海一家排名前 100 的公司（按貿易額排名）交談時，其表示：「我們現在本應該加緊處理節日的訂單。但目前一個訂單都沒接到」。任何不熟悉進口商品運作方式的人都應該意識到：首先，為某個活動訂購商品通常要提前 8 個月。其次，我們正在經歷一個相當大的轉變。

中國企業歷來普遍認為，關稅是它們能夠適應的。過去，10% 的關稅可能會導致買家向中國工廠尋求降價（很容易做到）。雖然工廠顯然無法透過降價來應對超 100% 的關稅，但他們確實相信可以透過降價，從而在加徵關稅後仍保持相對於美國國內製造業的成本優勢。但當沒有人進行交易時，這就無關緊要了。

我已經兩年多沒有發表過歷史文章了。這些文章不一定具有可操作性。但這篇文章似乎恰逢其時。有時，理解未來的唯一方法就是了解過去。

重商主義、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等許多主義被胡亂拋出，卻很少有人關心它們背後的意義。雖然我不是經濟學家，但我是經濟史愛好者。不妨把這篇文章當作一篇科普文，本文沒有談到想買賣什麼股票，也沒有對外匯、股票或利率做出方向性判斷。

從歷史角度理解關稅

如今，很少有人真正親身體驗過與今天類似關稅時期的經濟狀況。探討美國關稅歷史的最佳著作是《Clashing over Commerce》，過去幾週一直在重複閱讀這本書。該書由研究美國貿易政策的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Irwin）撰寫，其提出了理解關稅政治經濟學的「3R」框架。

從歷史上看，美國關稅的「3R」架構：

收入

關稅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這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尤是如此。

關稅法案長期以來一直被批評為不透明且難以操作的政策工具，即使它們是政府資金的主要來源，正如這幅 1883 年的政治漫畫所展現的那樣。

在美國國稅局成立之前（1913 年），美國沒有所得稅。在 19 世紀，關稅佔政府收入的 90% 以上。當時，關稅主要用於增加收入，而不是保護主義——這被視為一種更容易接受的向民眾徵稅的方式，不會引發叛亂。在 20 世紀前三分之一的時間裡，只有不到 15% 的美國公民繳納所得稅。其餘的則以進口糖、木材和羊毛的價格無形支付。關稅是最初的隱形稅：在港口徵收，在結帳時繳納。

首先，它們是一種為國家提供資金的方式，避免了設立可能引發政治反彈的內部稅收（這是從威士忌暴動等事件中吸取的教訓）。在歐文的敘述中，收入問題主導了共和國早期的貿易政策，甚至保護主義的論點也必須透過收入優先的視角來闡述。

限制

關稅是對國內產業的保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關稅更成為一種政治工具，用來迎合國內產業面臨的外國競爭——保護主義的動力。歐文指出，隨著收入動機的下降（這要歸功於所得稅），出於限制的動機有所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關稅越來越多地服務於工業遊說團體，而非財政部。

互惠

關稅是國際貿易談判中的籌碼。到 1934 年，所得稅逐漸取代關稅，成為聯邦資金的主要來源——新政和二戰加速了這一轉變。關稅成為全球貿易談判中的籌碼。

這正是 1934 年《互惠貿易協定法》、《關貿總協定》以及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背後的邏輯。互惠時代標誌著走向自由化，擺脫孤立主義。霸權國家（美國）以降低關稅換取進入外國市場的機會。關稅不再是一道壁壘，而更像是一種槓桿。 VERs，即旨在迫使各國實施出口限制的幕後交易，取代了關稅，最終被更多、規模更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所取代。這推動了 20 世紀末和 21 世紀初的多邊自由貿易時代到來。

1922年：福特尼—麥康伯關稅

《福特尼—麥康伯關稅法》是早期保護主義過度設計的雛形，也是首個出於非財政收入目的而徵收關稅的真實案例。

想像一戰後美國的輝煌景象：美國工業產出充沛，但農民卻日益貧困。當時最令人擔憂的是來自歐洲的廉價競爭，但歐洲仍欠美國很多錢，而且由於美國不斷提高關稅，歐洲根本無法向美國出售任何東西。所以，很顯然，美國又提高了關稅。

1921 年，國會通過了一項緊急關稅法案，隨後是 1922 年全面的《福特尼—麥康伯關稅法》，由沃倫·哈丁總統簽署。

這項法律將關稅大幅提高，遠超 1913 年《安德伍德關稅法》所設定的低水平，稅率也高於美國內戰以來的關稅水平（不過在應徵關稅的進口方面，大致持平與 1909 年關稅法）。此外，該法還賦予總統調整稅率的權力，幅度最高可達 50%，以「平衡國內外生產成本」。

結果如何？城市工業在 1920 年代蓬勃發展，農業卻陷入長期的衰退，歐洲貿易順差也逐漸萎縮，要知道，他們得靠貿易順差來償還戰爭期間美國提供的物資。

對美國工業界而言，20 世紀 20 年代是輝煌的十年。 1922 年至 1929 年間，製造業產出成長了近 50%。失業率從 1922 年的 6.7% 降至 1923 年的 3.2%。鋼鐵、化工、汽車等產業在關稅壁壘的保護下蓬勃發展。受保護的行業紛紛擴大規模、增加僱工並獲利。在此期間，企業利潤幾乎翻了一番。

然而，農業領域的情況卻截然相反。農業收入從 1919 年的 220 億美元驟降至 1922 年的 130 億美元。在城市繁榮發展的同時，美國農村卻陷入了長達十年的大蕭條，比大蕭條提早了十年。原因是什麼？歐洲市場因報復而關閉，而在戰爭期間擴大生產的美國農民則面臨需求和價格暴跌。

在 20 世紀 20 年代，保護主義帶來了集中的利益。如果你是城市產業工人，那真是個好時代。如果你是農民，這卻是長達 20 年苦難的開始。保護主義的勢頭已然開啟，並且對某些人而言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儘管另一些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1930 年：失誤

大規模關稅，大規模蕭條。

1928 年，赫伯特‧胡佛春風得意。這位偉大的工程師以壓倒性的優勢贏得了總統大選：獲得 444 張選舉人票，而阿爾史密斯僅獲 87 張，胡佛贏得的縣數甚至超過了 1920 年的沃倫哈定，還贏得了 58% 的普選票。這位「繁榮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向美國民眾承諾「徹底戰勝貧困」——然而這些話很快就成了他的夢魘。

股市飆升，失業率很低，美國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購買汽車、收音機和冰箱。自 1896 年麥金利獲勝以來，由共和黨人主導的第四政黨體系（PANews 註：1896 年至 1932 年期間美國的政治生態）似乎一如既往地根深蒂固。

和他的共和黨前任一樣，胡佛也是保護性關稅的忠實擁護者。胡佛在競選期間宣稱：「70 年來，共和黨一直支持一項旨在充分保護美國勞工、美國工業和美國農場免受外國競爭的關稅。」他將關稅保護，尤其是對農業的關稅保護，作為其經濟議程的基石。

身為哈丁和柯立芝政府的商務部長，胡佛形成了一套清晰的保護主義理念：美國應將進口範圍基本限制在國內無法生產的產品。這並非激進之舉，而是麥金萊共和黨傳統的巔峰之作，是第四黨體系經濟正統思想的自然延伸。

胡佛以《福特尼—麥康伯關稅法》的「成功」（自該法案通過以來，美國進口總額有所增長）作為證據，證明美國可以同時保護本國工業並擴大在加拿大的銷售。他在 1926 年寫道：「考慮到我們貿易的廣闊前景，我們可以忽略提高關稅會大幅削減我們的進口總額，從而摧毀其他國家從我們這裡購買產品的能力的擔憂。」他在 1928 年的一次競選演講中表示：「認為我們不能同時擁有保護性關稅和不斷增長的對外貿易的說法毫無據據。」如今，我們毫無根據。

隨後迎來了 1929 年 10 月 24 日的“黑色星期四”，五天后的“黑色星期二”，股市市值蒸發了 300 多億美元，幾乎是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投入資金的兩倍。喧囂的 20 年代戛然而止。在動盪之中，關稅談判並未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鑑於經濟震盪，國會非但沒有重新考慮關稅立法，反而變本加厲。最初的農業關稅法案演變成了現在所知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以其主要發起人——猶他州參議員里德·斯姆特和俄勒岡州眾議員威利斯·C·霍利的名字命名。原本旨在先救濟農民的法案，最後卻變成了一個工業保護主義的怪胎。

起初旨在保護美國農民的定向舉措演變成了一場保護主義的混戰。在 1929 年至 1930 年初，該法案在國會審議期間，受保護的產業數量呈指數級增長。最終，該法案對超過 2 萬種進口商品提高了關稅，創下了自 1828 年「惡名昭彰的關稅」以來美國歷史上的最高關稅稅率。

市場對此並不買賬。 1028 名經濟學家，儘管他們最終在如何擺脫大蕭條的經濟困境上意見不一，但在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如果該法案得以通過，那將是一場災難。

他們寫信給胡佛，懇求他否決該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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