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版權維權難 一首歌僅賠千元

□本報記者余瀛波

阿里音樂與酷狗公司之間最近展開的這場訴訟戰，不論孰是孰非、結局如何，最大的獲益者，都將是中國的版權事業，因為已經喚起了全社會對網絡作權保護現狀的關注。

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受訪的多位法律專家都認為，雙方之間的這場訟戰，站在更高的視野來看，對推動社會各界的版權意識和版權保護，具有諸多積極意義。而對於如何從根本上改觀目前的在音樂版權保護不力的局面，專家建議，無論從立法、司法還是行業協會方面，都應主動適應互聯網思維，轉變傳統觀念，在幫助權利人維權方面更給力。

維權成本高訴訟賠償低問題突出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叢立先指出，從整個社會的數字版權保護來看，實際上主要是看行業主體。市場主體的維權意識高了，一是可以維護自己的權益，另一方面，也能帶動社會整體版權意識的提升。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楊明認為，從侵權法的角度來講，訴前禁令制度率先在智慧財產權領域被立法確立下來，並在司法實踐中得以實施，這對其他領域的侵權，都會生積極影響。

楊明：“特別是對於競爭激烈的互聯網企業來，能夠充分利用這種法律賦予的工具進行維權，總比大家都去做未經授權的事情要好得多。企業之所以選擇這種方式，一定是在考慮各種維權成本之后，作出的最理性的選擇。”

據了解，與版權保護意識提升相比，當前權利人在維權過程中，普遍面臨維權成本高、訴訟賠償低的突出問題。

阿里音樂代理律師糜志彬，最近兩年曾經手多起數字音樂版權訴訟。他告訴記者，從自己兩年多的實踐來看，法院賠償標準普遍偏低，現在一首歌曲的賠償數額一般在600元至2000元之間。“這有時甚至沒辦法覆蓋為啟動訴訟所支出的費用。”

對此，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知名IT與智慧財產權律師趙佔領也表示認同。不僅是音樂作品，文字作品、美術作品以及影視作品都是如此。趙佔領介紹：“據我了解，文字作品一般是每千字幾十元，一部影視劇也只有兩三萬元。這是當下作權維權領域普遍存在的問題。”

根據現行作權法規定，法院在裁定賠償時會考慮三個標準：一是權利人的損失，二是侵權所得，三是在前兩項均無法證明的情況下，法律規定的最高50萬元的法定賠償。

據糜志彬介紹，在司法實踐中，關於在音樂版權糾紛，多數情況下都存在取證難的問題，但法院很少按照50萬元的頂格標準去判。

法院為何習慣這種“取向”？趙佔領分析認為，可能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如果判決標準高的話，擔心這種版權維權的案件會激增；二是可能會助長一些惡意訴訟。

權利人需要證明“自己是自己”

據糜志彬介紹，在當下，網絡已成為音樂作品發布的重要途徑，但在很多案例中，司法系統仍堅持合法出版的實體唱片，才是權屬證明的充分證據，由此導致網絡發布的歌曲維權困難重重，“證明自己是自己寫的歌曲的所有人”十分困難。

對此，叢立先認為，這涉及證據規則的問題。隨我國司法改革不斷推進，現在電子證據已經被採納，數字音樂不論是首發在唱片還是在網絡上，只要能夠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能夠證明權利歸屬人，法律就應該予以保護。

叢立先：“當然，考慮到網絡首發的風險，不管是音樂作品的創作人還是公司，一定要考慮到網絡首發的特點，做好相關版權保護，比如版權登記和進行公證，將傳統方法和網絡手段結合起來，為日后維權留下一個比較好的基礎。但現實中，這個問題經常容易被忽視。”

楊明指出，互聯網時代的出版發行，與傳統模式已有很大差別。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一些出版管理規定已經顯得滯后，這也導致有些法院不認可網絡首發這種版權方式，由此造成證明困難的問題。他建議，這就需要相關配套法律規定的修改不斷跟進。

作權法修訂難解“判賠標準低”

事實上，導致近年我國網絡作品盜版風盛行的原因，除了國內版權保護起步較晚、公版權保護意識淡薄外，法律制度滯后也是原因之一。

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近日透露，目前，國務院法制辦正在進行作權法的第三次修訂工作。此次修訂草案將提高款數額，以強化作權的保護力度。

記者從多位知情人處獲悉，此次修訂后，對權利人的法定賠償額，有望從過去的50萬元人民幣，至少提高至100萬元，甚至更高。而倘若法定賠償標準真能提高到100萬元甚至200萬元，對於未來的網絡版權保護，是否會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對此，趙佔領認為，從立法角度講，提高法定賠償數額，體現出我國加大版權保護力度的一種態度，但更重要的是，在司法實踐中，能否在法定賠償標準內，按照比較高的標準來執行。

趙佔領：“比如目前規定了最高50萬元的法定賠償，但現實中很少有超過30萬元以上的。另外就是能否引入懲性賠償，也值得關注。”

而在楊明看來，法定賠償標準提高到100萬元還是200萬元並不重要，關鍵還是要把“實際損失的計算”落到實處，讓判決更有服力。

比如，對於網絡資的評估方法體系，法官隊伍在知識結構上要加強，要能夠了解、接納這些，比如對在音樂的價值評估，因為侵權降低了多少，法院要接受互聯網時代的評估方法，然后根據侵權性質或者嚴重程度，在法定賠償標準範圍內，進行相應的調整，要綜合考量各種因素，判決要有服力。

叢立先也認為，此次作權法修訂對法定賠償額的調整，對數字音樂版權意義不大。“因為彈性空間太大了，所以現在有一種聲音，就是不僅要規定上限，而且也要規定一個下限。”

叢立先強調：“所以要解決數字音樂的賠償額過低的問題，不是單靠修訂一部作權法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靠司法機關給出相關的司法解釋或指導性意見，明確一個判標準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據介紹，在各類智慧財產權保護領域中，作權通常被視為一種“小權利”，這也導致法院在最后判賠時，通常判賠標準比較低，數字音樂版權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叢立先指出：“而越是優秀的音樂作品，創作越不容易，需要付出大量心血，如果侵權賠償標準過低的話，勢必會影響到權利人維權的積極性，繼而導致創新乏力。”

行業協會集體組織應發揮作用

據國際唱片業協會中國區首席代表郭彪介紹，在由新技術引發的各類盜版中，唱片業是受衝擊最嚴重的行業之一。而對此形勢，當前應對措施始終滯后於技術發展，全球範圍內盜版問題依然難解。

為何在音樂盜版形勢如此嚴峻？叢立先分析稱，這是由於音樂的特殊屬性決定的，因為音樂作品最容易傳播、傳唱，而網絡又具有便捷和分享的特性，這就導致世界範圍內，對網絡上的這種免費品，有天然的需求力。尤其是在免費文化盛行的中國社會，這方面的問題就更為凸顯。

叢立先認為，要想徹底扭轉這種局面，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認為兩個方面比較重要，一是規範行業內的市場主體之間的競爭，遏制不正當競爭；二是相關行業協會和集體管理組織，要發揮應有作用。

他指出，目前來看，這些行業組織跟市場經濟的匹配度還明顯不夠，現在互聯網業發展很快、規模很大，因此相關行業協會和集體管理組織，也要擺脫陳舊落后的組織模式，通過規範管理，不斷提升公信力，成為能夠贏得權利人信任的組織，幫助他們維權。

楊明則認為：“要想從根本解決當下的困境，還是要解決誠信問題。根本原因還是誠信缺失，對侵權者來，几乎沒有成本。只有當人們發現沒有信用，在這個社會上寸步難行時，自然就不會再去做侵權違法的事情了。所以，可能只有誠信體系完善起來以后，我們的版權保護才會有根本性的改觀。”

本報北京7月6日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