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臺亂象暴露扭曲的貧富分化 為何都流向了大財團

本文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改革史研究學者雪珥前段臺港政治觀察之行的短評，原文首發於環球時報，本文為原稿。更詳細的帶數據分析的萬字長稿，近期也將發布。他指出，妖魔化之外，兩地某些人對大陸的共同指責是：大陸改革所溢出的紅利，在臺港並沒有能夠惠及大眾，而流向了一些大財團。這樣的偏頗指責令大陸感到“熱臉貼上冷屁股”的委屈。

貧富分化加劇，是大中華圈如今普遍面臨的民生難題，臺港亦不例外。香港官方每五年發布的基尼系數，最新數據截止到2011年，已達驚人的0.537。自1976年的0.429開始，這一數據構成一條上升曲線。相比之下，台灣的基尼系數一直徘徊在0.32-0.35之間，雖不嚴峻，但歷年呈上升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據台灣《天下》雜志歷年的國情調查，台灣民眾認可貧富分化嚴峻的卻超過80%。

兩地的貧富分化，主因都是隨著產業結構的大調整，結構性失業上升，人力資本提升的頻道被阻斷，勞動性收入比重顯著下降。在大規模填補制造業空檔的服務業中，收入差異巨大，草根民眾大量進入低階服務業，與教育素質要求高的高附加值服務業，形成鮮明對比。而在臺港兩地的經濟景氣普遍低迷時，其間與大陸有經貿往來的群體，因分享了大陸高速發展的紅利，繼續保持了不菲的收入，顯得比較“扎眼”。

必須看到，由於臺港兩地此前的發展積累，兩地所謂的貧困無非是“豐裕社會”的貧困，即以相對貧困為主，真正無法維持生存的人屬於極少數。問題在於，這種本屬民生問題的貧富分化，經由兩地的“夾生民主”放大之后，演變為政治議題及政爭工具。

將貧富分化議題政治化，作為攻擊執政黨的工具，在台灣已經成為常態。國民黨重新執政至今，民進黨將自己定位為勞苦大眾代言人，猛攻國民黨只重經濟增長、只重財團利益，忽略草根階層。從2010年反ecfa，到2014年反“服貿”，都能看到民進黨的話語體系向“階級論述”升級。

香港也如此。一些政治人物將鼓動民粹甚至仇富心理，作為推行激進民主的捷徑。一些人提出凡是公共屋村支援的，就支援；凡是公共屋村反對的，就反對。相比於富裕階層與中產階層，香港的草根階層居住更為集中，利於“拜票”動員。香港的問題被簡化為權力尋租與官商勾結，包括貧富分化在內的經濟議題被轉化為施政問題、進而政制問題，最後就成了民主問題。

貧富分化議題被政治化、工具化之后，攻擊終極目標就指向了大陸政府，甚至大陸遊客。這是“夾生民主”的常態：妖魔化一個遙遠的敵人，既能收獲關注、又沒有實際風險。何況，對大陸的攻擊，正契合“臺獨”及香港激進民主派的終極訴求。

妖魔化之外，兩地某些人對大陸的共同指責是：大陸改革所溢出的紅利，在臺港並沒有能夠惠及大眾，而流向了一些大財團。這樣的偏頗指責令大陸感到“熱臉貼上冷屁股”的委屈。

值得大陸反思的是：首先，大陸與臺港的經濟協作、尤其是傾斜性的經濟扶持，雖出於善意，但在操作上的確過於借重、注重一小群財團的“經紀力量”，而忽略了與兩地中小企業、廣大民眾的真正對接。其次，大陸本身相對僵化的文宣體系，無法有效解釋善意，亦未能成為臺港兩地民意與大陸決策層之間有效溝通管道。

要緩解臺港兩地的貧富分化，涉及兩地自身的經濟與社會的雙重轉型，有著本土內在的邏輯與時間要求，只能依靠自力更生。無論馬英九對其經濟成就的大力宣傳，蔡英文對解決貧富分化的不斷承諾，還是梁振英最近大力推出的民生工程，都表明了兩地政治人物其實對此心知肚明。對此，大陸不宜過於主動熱心，少一些不必要的、單相思的護犢心態，將精力更多地放到自身的建設上來，居高聲自遠。

至於臺港兩地某些勢力對大陸的攻擊，本是政治動員中“化約主義”的手段，國史上不絕於耳，“夾生民主”之下更為頻繁與顯著，不必過於當真，以免反倒助其更為得勢。不過，探索一條與臺港互動的新路將是大陸今後的重要課題。何況，臺港貧富分化以及由此衍生的亂象，對同樣在經歷經濟與社會雙重轉型的大陸，有著強烈的鏡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