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中國經濟有可能被高估了

                   “2015中國未來經濟論壇”於6月25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

和訊網訊息 “2015中國未來經濟論壇”於6月25日在北京召開。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出席並演講。

劉偉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照購買力平價折算，中國gdp在2014年年末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由於貨幣購買力平價測算方法有很大不確定性—但凡收入水平低，物價水平比美國低的國家，按照這個方法折算的時候，往往高估這些國家收入。但凡物價水平、收入水平比美國高的國家，用這個辦法估算就有可能低估這些國家的收入。因此，中國經濟有可能被高估了。

以下為演講實錄：

劉偉：各位老師，各位來賓，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想圍繞著國家的遠見，就經濟方面，特別是中國經濟增長方面提出幾個問題，和大家在這里一塊討論。一個是中國經濟增長現在到底達到了什么水平？第二個問題，中國經濟增長本身到底有沒有效率支撐？就是增長的同時有沒有發展？第三，中國經濟健康增長到底能保持多長時間？第四，中國經濟增長的波動性究竟有多大？第五，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關鍵究竟在什么地方？大概這樣五個問題，這五個問題也是爭議特別大，人們也普遍關注、吸引很多人興趣的問題，觀點也不一樣，所以我今天在這里做一個討論，首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我們首先討論第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增長到底達到了什么水平？其實這個問題存在著所謂的高估，也有所謂的低估，不同意見。判斷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到底達到什么水平，對於一個國家審視它的經濟發展條件的變化，以及未來趨勢是有重要意義的。

我們國家的gdp總量，去年統計局公布超過63萬億，大概63.7萬億人民幣，按照不變價格計算，比改革開放初期提高28倍的樣子，這36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在9%以上，確實創造了奇跡。但是折算成美金，按照匯率法則算大概是9.8萬億，不到10萬億，占全球gdp12%以上，排全球第二位。

但是貨幣基金組織按照購買力平價折算，2014年10月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折算中國gdp在2014年年末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就有一個很大的爭議。因為我們知道按照匯率法則折下來，即使到2020年中國實現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我們折算下來到那個時候中國gdp折成美金就是17.6萬億，去年美國gdp是17.4萬億，也就是2020年我們即使翻一番之后，按照匯率折的話，我們的總量至多趕上美國現在的水平。

可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照購買力平價測算，到去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了美國。這就是一個問題。貨幣購買力平價有很大不確定性，學經濟學的知道所謂貨幣購買力平價就是把各國物價折算成美國物價，按照這個物價水平再折算回去。這就存在一個問題，但凡收入水平低，物價水平比美國低的國家，按照這個方法折算的時候，往往高估這些國家收入。但凡物價水平、收入水平比美國高的國家，用這個辦法估算就有可能低估這些國家的收入。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國民收入或者是物價總水平顯然比美國低，因此用這種辦法換算，很可能高估中國的收入。所以它帶有不確定性。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去年3月份測算的時候，中國距離美國還很大，但是10月份測算的時候，2014年中國就超過美國，所以貨幣購買力平價這個方法有不確定性的，如果按照匯率折算的方法，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按照這個局面，大家在估計是高估還是低估了？現在說中國經濟有63.7萬億，排在世界第二位，人均gdp是4.7萬多塊錢，折成美金是7500多塊錢，是上中等收入國家，這個判斷是高估還是低估？國內、國際都有不同看法。我們說不管具體怎么樣，從大的趨勢階段上說，中國現在是上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判斷還是符合中國實際的。這是我想討論的第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增長達到了什么水平。

第二個問題，也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就是中國持續高速增長過程中有沒有深刻的結構變化？也就是有增長，但是有沒有發展？經濟學意義上的增長和發展最大的區別就在這，增長是數量的擴張，發展是在擴張的同時一定有結構升級，有現代化、工業化實質性的進展。克魯格曼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中國經濟增長的時候，主要是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帶來的規模擴大，而缺乏相應的效率，因此結構升級滯后。所以這種增長在他看來實際上是泡沫式的擴張，因此難逃東亞泡沫的老路。

這個文章發表之后引起很大的反響，人們就在關注中國高速增長的同時有沒有效率的支撐，有沒有結構的升級？我看了一下，克魯格曼分析是用1994年以前中國的投入產出表的數據做的測算，1994年以前中國經濟增長的確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效率的貢獻、結構提升帶來的結構效益的貢獻作用不明顯。但是，你再往后看，特別是進入21世紀用2007年以后的投入產出表，你再來看中國經濟增長，我們說結構變化、效率提升的作用體現出了一個明顯的上升的趨勢。所以我們講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過程，30幾年當中應當說具有結構升級和效率提升的支援，盡管這種效率支援前后表現的趨勢不一樣。

90年代之前不明顯，90年代之后逐漸在加強，盡管即使到現在我們也可以看出來效率對經濟增長的支援仍然有待進一步加強。也就是說還有不盡人意地方。我們做過一個測算，中國工業化的水平和工業化模型相比，工業化起點到工業化終點，當代標準的工業化完成國家的結構和中國工業化相比，我們大體達到人家70%的樣子，我們什么時候完成呢？按照十七大報告提出2020年中國基本實現工業化，沒有幾年時間，現在按照進程大體達到70%略強。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測算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和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相當於工業化國家的14.6%。

換句話說我們工業化實現的程度達到了他70%以上，而這個過程中我們的勞動生產率，農業相當於人家的14%多一點，工業相當於人家的46%多一點，什么意思呢？中國工業化進展速度快於這個過程中勞動生產率提升的水平。所以我們說中國經濟增長有效率提高的支援，並且這種效率提高的支援在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特點，但是總的來看還需要進一步提高。

第三個問題，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或者說中國的健康強勁的增長，還能保持多長時間？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這是成為一個非常吸引人們關注的話題，就是中國經濟增長還能保持多長時間高速，或者是中高速，或者是較高速？我們36年下來，9%以上的增長速度是創造了一個記錄，過去最高的時候日本有過20年黃金增長，后來韓國超過日本，韓國黃金增長速度接近30年，接著是我們中國，時間更長。進入新常態之后，大家知道約束經濟基本條件發生變化，一個是供給，生產方面國民經濟的各種成本，包括勞動力工資成本，包括自然資源土地成本，包括技術進步的代價，包括運用環境的成本，這些方面都在上升。所以成本提高就要求你增長方式轉變，要求你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增大，轉為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帶動增長，否則增長不可持續，缺乏競爭力，並且短期經濟會出現嚴重的不穩定，會出現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這是一個方面。

還有一個方面就是需求，從過去需求旺盛，轉向需求疲軟，投資方面需求疲軟是因為自主研發和創新不夠，有儲蓄，找不到有利可圖的投資項目，重復建設、就是產能過剩，所以出現投資需求疲軟。消費需求疲軟原因是什么呢？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如果國民收入高速增長，但是分配兩極分化，降低全社會消費傾向，這樣導致什么呢？導致需求相對經濟發展的要求來說嚴重不適應。

投資需求疲軟、消費需求疲軟，這時候就要求你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結構升級，這樣才能帶動投資需求真正增加，改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才能真正推進經濟發展過程中消費協調擴張，如果做不到這個，你的經濟持續增長的能力會受到約束，同時會出現經濟衰退，衰退就帶來高失業，高通脹加高失業如果同時存在的話，這個社會經濟短期嚴重失衡，長期缺乏可持續的能力。怎么辦？所以人們進入新常態之后，對於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問題，有理有提出各個方面的質疑。

但是另一方面來講，中國是上中等發展階段的國家，我們距離工業化完成目標還有一段距離，距離城市化完成還有一段距離，距離現代化的距離還稍微遠一些。按照我們提出兩個百年目標，2020年全面小康，基本實現工業化，2050年趕上西方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處在這個階段，應該說從經濟發展的階段來說還是處於比較高增長速度的區間。

另外，從要素分析來講，影響潛在增長率的無外乎三個方面的東西，一個是勞動增長量，一個是資本形成的增長量，另外還有全要素效率。我們現在分析下來，除了勞動增長量增速開始放慢之外，沒有充分理由表明影響中國潛在增長率其他因素發生嚴重逆轉，總的來說還是正增長，無論是資本形成還是全要素效率，並且勞動增長也是正增長，只是增長速度放緩，增長速度放緩並且有一條，勞動增長量在中國經濟增長當中所起的作用比重並不大。

所以我們說沒有更充分的理由去表明在未來一段時間，特別是工業化和現代化沒有實現之前，中國潛在的增長率會大幅度下降。有很多測算，有的測算在2020年之前中國潛在增長率應當在7%左右，2025年之前應該在6-7%，2030年之前6%左右，2030年以后降到5%左右，我說的這個還是比較保守的。樂觀的像我們國家發展研究院林毅夫老師的測算，姚洋老師的測算，上次一個研討會我聽姚洋教授講考慮到人民幣升值因素，按照匯率法則可能最快的話2023年中國gdp總量有可能超過美國。如果按照這個速度算，2023年之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應該是7%，甚至7%略高一點。所以從這些測算，從潛在增長率因素來看，中國還有比較高的增長區間，這里因素很多，比如我們幾大戰略，長江經濟帶，環渤海、對外開放的“一帶一路”，支援“一帶一路”的金融平臺亞投行、金磚銀行等等，這一系列措施。這些東西再加上深化改革，改革的紅利，再加上結構升級，城鎮化本身的推動。所以我們可以數出來很多有利的因素在這個階段去推動中國經濟保持一個比較健康的增長速度。這是我想講的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簡單講一下中國經濟增長的波動性有多大？其實在中國30幾年里經濟增長的三個東西，一個是gdp，一個是投資需求，一個是消費需求，這三個數波動性最大的是投資。gdp的波動性是最小的，gdp增速波動性是最小的。也就是總的來說中國高速增長，從歷史上看總體上還是比較穩定的。今後中國經濟增長的波動就是高低之間，和國際經濟、和本國經濟約束條件的變化，一系列復雜因素，包括政策因素。所以，盡管中國潛在增長率沒有明顯的大幅度下滑的證據，但是實際實現的增長率，他圍繞著潛在增長率發生這種波動的話，有可能發生我們意想不到的一些波動，這就對我們的宏觀政策提出了科學性以及有效性進一步的要求，這個時間關係不多講了。

第五個問題，我想講一下實現持續增長的根本東西是什么？其實困擾我們國家經濟增長的問題是雙重風險，既有通脹又有經濟下行，這個雙重風險是總量問題，總量失衡，但根本原因是結構。通貨膨脹主要問題是什么？一個是需求拉上，一個是成本推動。需求拉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票子印那么多因素是什么？排在第一因素是國際收支失衡，外匯占款成為我們流通中投放貨幣第一渠道，量最大，這是國際收支失衡導致的。從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也很簡單，為什么是成本推動壓力大？現在是我們要素成本結構扭曲，要素成本結構不合理推動的。所以通貨膨脹的核心問題不是速度弱、需求拉上，實際上是結構問題。

再看我們經濟下行，經濟下行看起來是需求疲軟，一個投資、一個消費，投資為什么疲軟？產業結構不能升級。我們國有企業、大企業融資渠道沒有問題，主要是升級升不上去，投就是重復建設，所以投資需求疲軟。消費需求為什么疲軟？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宏觀上政府、企業、勞動者三者之間，勞動者增速最慢，微觀上勞動者內部差距擴大，這就是使得消費出現問題。所以解決中國經濟下行需求疲軟，無論是投資和消費，核心要解決產業結構升級和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改變，所以要解決中國經濟均衡增長、可持續增長問題，關鍵是一系列結構矛盾，結構矛盾調整靠什么？靠發展方式轉變，不是靠宏觀政策。發展方式轉變靠什么？創新驅動，首先是技術創新，而技術要依賴於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是什么？一個是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一個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真正解決民主與法治的建設問題。這樣的話，這種制度創新條件下，我們才能夠推動技術創新，全新驅動增長方式轉變，才能真正緩解、克服中國經濟失衡，為中國總量失衡的控制提供有效的支援，才能使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這樣五個問題的討論，我們說這五個問題都是有爭論的，有不同觀點，我只是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扼要的闡述一下我的認識，講的不準確、錯誤的地方，歡迎大家批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