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中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實風險點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撰文指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三十多年，成績巨大。但較長時期以來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出現了嚴重的腐敗、不公平分配和社會兩極分化。這也是總供給與總需求失衡、內需不足、經濟增長乏力的基本原因，亟待改變。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最近關於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不少討論。中國確實有很大風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主要危險不是來自所謂過度福利化或工資增長過快，而是因為長期以來收入差距懸殊，嚴重影響國內消費，造成內需不足、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失衡。而以不斷擴大投資和增加貨幣供應的刺激方式擴大內需，又導致越來越嚴重的產能過剩、資產泡沫和投資效率下降。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經濟增長會持續乏力，最終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國際經驗看，那些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發達國家在20世紀以前，都曾面臨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伴隨而來的是大眾消費不足和不斷爆發的以生產過剩為特征的周期性經濟危機。這些西方國家隨著蛋糕做大，都在切蛋糕上做了巨大的制度改進；在保持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的同時，於20世紀早、中期陸續建立了一整套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和轉移支付制度，改變了早期資本主義貧富分化嚴重的局面，緩解了社會矛盾，減少了總需求不足造成的經濟危機。

正因為這些改進，它們保持了增長，成為當今的發達國家。如果沒有成功地解決收入差距懸殊的問題，這是不可能做到的。當代某些高收入國家出現了過度福利化傾向，但這不能用來否定20世紀的變革，也與中國的情況完全沒有可比性。

我們再來看失敗的例子。拉美許多國家在上世紀70-90年代經歷了長期停滯，甚至負增長，直到現在還沒有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它們經濟停滯時期也都是收入差距很大、社會兩極分化特別嚴重的時期，基尼系數高達0.5-0.6。這些國家都經歷過軍事獨裁統治時期，搞權貴資本主義，權力與資本勾結掠奪社會，擴大了收入差距，造成社會衝突、政權更迭。有些時候左派政府上臺，又過度反彈，搞平均主義，影響了市場的作用。這種左右搖擺、社會動盪的局面，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

與拉美國家相反，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二戰后實行縮小收入差距、同時保持市場主導經濟的政策，實現了經濟高增長；基尼系數從0.5左右降到0.3~0.4之間，同時經濟高速增長，進入了高收入國家和地區行列，人均gdp從拉美國家一半上升到拉美國家的數倍。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三十多年，成績巨大。但較長時期以來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出現了嚴重的腐敗、不公平分配和社會兩極分化。這也是總供給與總需求失衡、內需不足、經濟增長乏力的基本原因，亟待改變。

工資增長低於勞動生產率增長是"鐵律"嗎？

有觀點認為我國工資收入持續快於gdp增幅，影響了經濟發展。但統計數據顯示，上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二十幾年間，中國的工資增速是顯著低於人均gdp增速的。2000年以后工資增長逐漸加快，2007年《勞動合同法》實施后進一步加快，工資增速超過了人均gdp增速。這僅僅是過去幾年發生的事情，有償還欠賬的性質，是對長期以來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比重過低的必要補償。

八九十年代的低工資有特定原因。中國處於劉易斯所說的二元經濟結構階段，這期間大量勞動力從傳統農業部門轉移到城市非農產業，造成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形勢，壓制了工資增長，使之慢於gdp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增長。但這種狀況不可能永遠維持，當勞動力供求狀況發生改變時就會隨之變化。有人說工資增長低於勞動生產率增長是"鐵律"，我認為不存在這樣一個"鐵律"。世界各國的經驗也都沒有這樣的"鐵律"。我們已經是中等收入國家了，工資也應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想永遠保持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既不現實，也不利於未來發展。隨著收入提高，產業必然逐漸向資本、技術、人力資本密集的方向轉移。發達國家在其一定發展階段，都有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上升的現象。過去勞動者在社會總產品中拿到的份額太少，總要把它還回去。

社會總產品這塊蛋糕究竟應該怎么分？長期來看，蛋糕應該有個比較平衡的切法，勞動者要享受足夠大的一塊，也要保護正當的資本收益。在短期因為要償還欠賬，工資增長可以在一定時間內快於勞動生產率增長。沒有大眾收入和消費的強勁增長，經濟增長就得不到內需的有力支撐。

中國現在的經濟下行，其實是結構失衡和分配失衡的表現。增長乏力是因為供需不平衡，產能過剩，需求不足，東西賣不出去。這種情況與美國30年代大蕭條之前的情況有相似之處。如果繼續放任收入差距擴大，切蛋糕向少數人傾斜，大多數人分一小塊，小數人分一大塊，只靠擴大投資和投放貨幣拉動經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經濟也很難走出下行頻道。這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危險。只有通過改革來改變收入分配格局，讓大眾收入和消費增長加快，才能有強勁的內需來帶動經濟增長。

改善政府支出結構是財稅改革和改善收入分配的關鍵

需要通過改革解決的收入分配問題很多，其中改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是很重要的一環。目前我們的社保還沒有全覆蓋，基本的社會保障水平很低，城鄉間、地區間差別很大，公共服務也沒做到均等化，這些都需要繼續改善。有人說有些西方國家過度福利化了，我們也有危險，完全是張冠李戴。兩億新城鎮居民沒有享受基本社保和福利，農村養老保險一月只有幾十元，收入越低的人享受醫保越少，怎么叫過度福利化？我們和西方國家面臨的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問題。

要改變這種局面，關鍵在於改善政府支出。現在政府收入占了gdp的三分之一，包括財政收入、賣地收入等。這些錢怎么用對經濟社會發展至關重要。現在的問題首先是政府投資過多，財政預算一年2萬多億元直接用於投資，賣地收入一年幾萬億，扣除征地拆遷補償后大部分用於投資。政府投資項目再捆上銀行貸款，一年十幾萬億元。如此大規模的投資，有的必要，如有些基礎設施建設，但有相當部分是浪費的，像鋼材、水泥、有色金屬產能嚴重過剩，房屋空置，很大程度上是刺激投資的結果，也包括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中也有很多無效投資。政府投資中還發生了大量腐敗現象，使公共資金嚴重流失。各地政府過度熱衷於投資，背后有明顯的利益驅動。

另一個問題是行政支出和三公消費過多。根據財政部數據計算，政府行政支出約占財政支出的1/4，比發達國家比例高十幾個百分點。去年12月份全國政府支出2萬多億元，是正常月份的兩倍，說明年底突擊花錢的陋習未變。政府養人太多，自身消費和浪費太多，而全社會基本社保和公共福利還有很大空缺。

因此，財政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改善政府支出結構，在財政上體現為一個服務型政府，而不是一個獨立於社會公眾的既得利益群體。

財政支出需要轉型，把投資職能更多交給市場。政府只擔負必要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把不必要的政府投資和自身支出壓下去，把公共資源流失的漏洞堵住，把更多的資源用在公共福利和社保上，才能改善收入分配，實現社會公平；也才能改變結構失衡，解決內需不足、經濟增長乏力的問題。

財政公開透明也是一項重要改革內容，現在已有改善，但數據還是太籠統。公開到款或項還不夠，還應該到目；按功能分類也不夠，還要按經濟性質分類，，讓老百姓(603883,股吧)看清楚每一筆錢怎么花的，才能起到社會監督的效果。

市場決定和改善收入分配並不矛盾

與有些人的理解相反，發揮市場在資源設定中的決定性作用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充分競爭的市場不僅能促進提高效率，優化資源設定，而且按要素貢獻分配比憑借權力分配要合理得多。但同時還需要有一套制度來完成市場做不到的事情，包括公共設施建設、減小收入差距、防止社會兩極分化。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資源設定、生產活動通常交給市場，政府做市場做不到的事。它們的政府支出主要部分用在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上。我國現在突出的問題是公共福利不足，社保沒有全覆蓋，收入差距過大，制度不健全。這些福利保障做好了，與市場機制不僅不衝突，還會互相促進。

例如農民工市民化受到制度阻礙，無法在城市安家，往往四、五十歲就不得不回農村或鎮上，造成勞動力的浪費和就業不足，這就要靠戶籍改革和相應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來解決。這些制度改革必然觸及某些既得利益，阻力是難免的。不突破阻力，改革就無法前進。

近一兩年的反腐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果。據各方面數據初步推算，灰色收入的規模有大幅度減少，說明公共資源的流失少了，不公平分配少了。但反腐要持續下去，還需要推進制度改革，鏟除腐敗產生的制度基礎。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60項300條改革任務，基本涵蓋了中國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重要問題。如果這些改革都能落實，收入分配的一些基本問題就解決了。關鍵在於改革要落實到位。

中國經濟並不必然下行，增長下行主要是結構失衡和制度障礙的反映。如果改革和結構調整到位，形成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一套合理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還很大，在不太遠的將來成為高收入國家是可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