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什么會失敗》揭秘國家貧富的根源

書名：《國家為什么會失敗》

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魯

出版社：湖南科技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5

內容簡介

《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回答了困擾專家們幾個世紀的問題：為什么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窮；國家為什么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來劃分？是文化、天氣、地理特征還是不知道正確政策？

簡單說，什么都不是。沒有任何一個因素是確定的或注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士羅賓遜令人信服地表明，人為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對經濟成功（或經濟不成功）至關重要。在15年原創性研究的基礎上，作者整理了羅馬帝國、瑪雅城市國家、中世紀威尼斯、蘇聯、拉美、英格蘭、歐洲、美國和非洲的大量歷史證據，建立了一個跟當今社會下列重大問題高度相關的新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

中國會以如此快的速度持續增長嗎？能夠超越西方嗎？美國的最好時光過去了嗎？我們正在從限制精英人物擴張權力的良性循環走向使少數人致富和擴張權力的惡性循環嗎？什么是幫助數十億貧困人口走向繁榮的最有效方式呢？是來自西方富裕國家更多的慈善援助？還是學習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創造性觀點得出的關於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相互作用的經驗教訓？

作者簡介

德隆阿西莫格魯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基利安經濟學教授。2005年，他獲得了獎給40歲以下對經濟學思想和知識做出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

詹姆斯a. 羅賓遜，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是哈佛大學的大衛弗羅倫斯政府學教授。世界著名的拉美和非洲問題專家，他長期在博茨瓦納、毛里求斯、塞拉利昂和南非工作。

精彩書摘

包容性制度與長期經濟增長

——《國家為什么會失敗》譯序

李增剛

（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250100）

引言

為什么有的國家（或地區）富裕有的國家（或地區）貧困？為什么當前世界上最富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是最窮國家人均國民收入的幾十倍？為什么世界上最富國家的人民能夠獲得良好的教育、醫療衛生保健及各種公共服務，而最窮國家的人民卻幾乎什么都沒有？為什么有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並且是高速增長保持了很多年而有些國家雖然實現了高速增長卻持續時間很短？為什么有些國家的貧富差距較小而有些國家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對這些國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甚至文化人類學家等進行了長期廣泛的探討，得出了許多令人振奮的結論或觀點。但是，這些研究並沒有形成統一的結論，特別地，大多數解釋能夠回答其中的一部分問題甚至只是個別問題。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些問題的產生？是否存在一個共同的因素呢？

對這些問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教授和哈佛大學的詹姆斯a. 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教授在2012年共同出版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 origins of power, poverty and prosperity）一書中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這個因素就是制度，是一個國家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決定了這個國家的經濟績效進而決定了與其他國家在經濟績效上的差異，他們將不同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來刻畫，認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是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雖然能夠在一定時期內實現經濟增長，但是不能夠持續。有的國家（或地區）建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而有的國家（或地區）建成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結果就造成了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造成了世界性的不平等。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有些國家建立的是包容性制度有些國家建立的是攫取性制度呢？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通過像微小差別、制度漂移、偶然事件、政治失勢者、創造性毀滅、良性循環、惡性循環、寡頭鐵律等概念進行了分析。

本文以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對制度所做的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二分法”為基礎，闡釋他們對國家興衰根源的理論，並將他們的理論與已有的關於國家興衰問題的討論進行比較，最後提出他們的理論對中國未來長期經濟增長的幾點啟示。

一、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其人、其文

阿西莫格魯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伊麗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經濟學教授（elizabeth and james killian professor of economics）。他1967年出生於土耳其，現在擁有美國和土耳其兩個國家的國籍。他於1989年在約克大學獲得學士學位，於1990年和1992年分別在倫敦經濟學院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他獲得博士學位后，先是在倫敦經濟學院做了1年的講師，接著從1993年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任職，然后擔任助理教授（1993-1997）、副教授（1997-2000）、教授（2000-2004）、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應用經濟學教授（charles p. kindleberger professor of applied economics，2004-2010），從2010年開始擔任伊麗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經濟學教授。他的研究興趣和研究領域頗為廣泛，幾乎涉及經濟學的各個領域：政治經濟學、經濟發展、經濟增長、經濟理論、技術、收入和工資不平等、人類資本和訓練、勞動經濟學、網絡經濟學。阿西莫格魯從1993年開始發表論文，截止到2012年，已經在《美國經濟評論》、《政治經濟學雜志》和《經濟學季刊》等國際頂級期刊和論文集中發表論文100多篇，出版著作3部。其中，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發表論文13篇，《政治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發表論文10篇，《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發表論文12篇，《計量經濟學雜志》（economitrica）發表論文4篇。他於2005年獲得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他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獨裁和民主的經濟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先后獲得了美國出版協會最佳專業著作獎（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professional scholarly publishing）、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的威廉賴克政治經濟學最佳著作獎（william riker prize for best book published in political economy）、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的伍德羅威爾遜政府、政治或國際事務最佳著作獎（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 award for best book published on government, politics 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羅賓遜現為哈佛大學政府系大衛弗洛倫斯政府學教授（david florence professor of government）。他1982年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學士學位，1986年在英國華威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93年在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先后在墨爾本大學擔任講師（1992年9月1日至1995年8月30日），在南加州大學擔任助理教授（1995年9月1日至1999年6月30日），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助理教授（1999年7月1日至2001年7月1日）和副教授（2001年7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哈佛大學擔任政府學教授（2004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從2009年7月1日開始在哈佛大學擔任大衛弗洛倫斯政府學教授至今。羅賓遜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是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政治學、經濟和政治發展。他先后在《美國經濟評論》、《政治經濟學雜志》等國際頂級期刊和重要論文集中發表論文60多篇，出版專著5部。其中，他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論文11篇，在《經濟學季刊》發表論文3篇，在《政治經濟學雜志》發表論文1篇，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發表論文2篇。羅賓遜與阿西莫格魯以及另一個共同的合作者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共同發表了近三十篇對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產生了重要影響的論文，羅賓遜和阿西莫格魯共同出版了《獨裁和民主的經濟起源》、《國家為什么會失敗》等重要著作。

二、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制度二分

為了回答國家興衰、國富國窮、國家間不平等和經濟發展差距等的根源，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對不同國家（或地區）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觀點。這種觀點與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douglass north）等在《西方世界的興起》、《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等著作中提出的“制度是重要的”觀點一致。但是，他們沒有局限於“制度是重要的”這個一般性的說法，而是進一步分析制度為什么是重要的、制度影響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機理是什么、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制度差異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等基本問題，特別是他們結合大量的歷史事實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提供佐證和解釋。

（一）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政治和經濟兩個維度對制度進行刻畫，從而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等概念。他們沒有對這些概念進行界定，而是借用歷史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制度進行了描述性說明。

首先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歷史上大部分國家在大部分時期內采取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比如，光榮革命前的英國、大革命前的法國、殖民地時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亞洲。所謂攫取性，從政治上說，人民或者說廣大公眾沒有決策權或表決權，既沒有選擇當權者或統治者的權利，也沒有選擇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的權利，當權者或者統治者要么是世襲的，要么是通過革命由軍閥或軍人擔任的，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的選擇或政策制定中起著重要作用，結果所選擇的制度或者制定出來的政策成為一部分人攫取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從經濟上說，所有的經濟制度或者經濟政策都是由當權者、統治者或者精英人物制定出來的，他們通過各種壟斷權、專賣權、市場控制等掠奪生產者，使得生產者只能夠得到所生產產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產的產品，結果就是生產性激勵的不足。比如，歷史上歐洲殖民者對南美洲秘魯、巴西和北美洲墨西哥等的殖民，歐洲殖民者從非洲大量販運奴隸到美洲、亞洲等國家或地區進行奴役等，殖民地的土著居民被剝奪了所有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被迫為殖民者工作，他們建立起來的是典型的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是對應的，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那么其很有可能建立起來的是攫取性經濟制度。

其次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歷史上，許多國家通過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現在大多數發達的民主國家采取的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和包容性經濟制度，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所謂包容性，從政治上講，強調人民或者說廣大群眾具有政治權利，能夠參與政治活動，選舉領導人或當權者，選舉政策制定者，領導人或當權者是人民或者選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統治者，任何人都有成為領導人、當權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機會或可能性；從經濟上講，強調自由進入和競爭，任何人都沒有通過壟斷、專賣或者市場控制獲得超額利潤的機會，人們都可以獲得生產性收益的絕大部分或者全部，人們具有很高的生產性激勵。比如，美國，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競選總統或者議員，人民具有投票的權利，眾議院和參議院是重要的決策機構，任何人都有成為眾議員或者參議員的機會；在經濟上，不論是誰都沒有壟斷權，甚至像世界首富比爾蓋茨（bill gates）也會受到聯邦法院的反壟斷調查；光榮革命之后的英國、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大革命之后的法國等也都如此。

再次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為，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的國家是存在的，比如只進行了經濟改革而沒有進行政治改革的國家，但是這種國家的包容性經濟制度難以長期存在，很快就會由於攫取性政治制度而發展成為攫取性經濟制度。這種國家往往是為了刺激人們的生產性激勵而制定的包容性經濟制度，但是不會從根本上觸動既得利益者或者當權者的利益，而他們刺激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有更多可以攫取的資源。

最後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如果一個國家采取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那么它就不會采取攫取性經濟制度了，所以這樣的國家不可能存在。

（二）包容性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為什么有些國家建立起了包容性制度有些國家建立起了攫取性制度呢？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對建立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國家或地區進行歷史分析給出了答案。他們認為，在現代有些國家建立包容性制度之前，幾乎所有國家采用的都是攫取性制度，比如光榮革命之前的英國、大革命之前的法國、獨立之前的美國以及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等。那么，這些國家為什么能夠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而其他國家沒有呢？他們認為，這些國家建立起包容性制度並非必然，而是偶然的。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強調偶然因素、偶然事件的作用。他們采用了“制度漂移（institutions drift）”這個術語。制度的發展變化就像浮在水面上冰塊的漂移，兩塊本來在一起的冰塊，可能會越漂越遠，原因就在於它們在許多偶然因素的影響下漸行漸遠。兩個國家或地區的制度本來可能一樣，但是它們的發展變化可能會在各種偶然因素的影響下漸行漸遠，並最終導致了本質的差別。比如，北美洲和南美洲都同為歐洲人的殖民地，在歐洲殖民之前，這些地區並沒有本質的差別。但是，西班牙人最先到達了南美洲，並且開始了掠奪性殖民地的建立過程，到處搜刮黃金、白銀以及其他各種貴重物品，西班牙人迅速致富；當英國殖民者到達北美洲的時候，試圖學習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殖民做法，但是由於資源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差別，沒能夠學習西班牙人的殖民模式。結果，北美洲和南美洲走向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在當時的條件下，西班牙發現南美洲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的登陸地點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登陸后的所作所為也是偶然的。西班牙人能夠從南美洲獲得大量的黃金、白銀等，英國人不能夠，結果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殖民方式就是掠奪性的，而英國人卻不得不在北美發展生產，通過生產獲得可以攫取的資源。這導致了北美洲能夠發展起生產活動、先進的技術等，而南美洲卻在資源受到嚴重掠奪的情況下越變越窮。這還導致了歐洲不同地區之間制度的差異，光榮革命發生在英國而沒有發生在西班牙，這是因為面對奢侈的王室生活和戰爭等威脅，英國王室相對於西班牙面臨著更大的財政壓力，而不得不跟議會妥協以獲得更多的征稅許可，但是西班牙王室不需要，因為它從美洲獲得的大量金銀使其國庫充足。由於光榮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使其最早建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進而建立起了包容性經濟制度，結果工業革命最早發生在了英國而不是歐洲其他國家。所以，按照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觀點，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具有偶然性。

三、包容性制度與長期經濟增長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為，無論是包容性制度還是攫取性制度，都能夠產生經濟增長，關鍵是經濟增長能否持續，能否實現長期經濟增長，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夠實現長期經濟增長。

（一）攫取性制度也能夠實現經濟增長，但是不能夠持續

攫取性制度也能夠實現經濟增長，攫取者也有實現經濟增長的強烈動機，因為他們需要攫取的資源。無論攫取者要攫取什么，首先必須要有可以供攫取的資源，無論是生產者生產出來的產品還是勞動者本身。這樣，在攫取性制度下，統治者或者當權者也有發展生產、促進增長的動力，只不過他們發展生產、促進增長的動力可能不是基於勞動者的自愿而是通過對勞動者的強制進行。比如，農奴制度下的西歐和東歐社會，統治者通過農奴來發展生產；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美國南方通過黑奴來發展生產；殖民地時期的美洲、非洲等，殖民者都是通過對殖民地勞動力的強制勞動生產產品然后占有。當生產的物質產品越多越豐富的時候，攫取者能夠攫取到的資源越多，能夠攫取到的產品越多，所以攫取者有實現或者促進增長的強烈激勵或動機。

在攫取性制度下，當局或者統治者能夠利用權力在短時間內實現資源的最優設定，實現最大限度的經濟增長。比如前蘇聯在早期的經濟增長，當局通過集體農場強制勞動、降低農產品(000061,股吧)價格並提高工業品價格等強制收購政策，集中資源發展工業，實現了工業的迅速增長。前蘇聯的經濟增長到20世紀60、70年代之后逐漸下降，但是至少實現了50多年的增長，並且曾經一度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並且唯一能夠與西方對抗的國家。所以，在攫取性制度下，不僅當局、當權者（即攫取者）有強烈的推進經濟增長的動機，而且還具有推進經濟增長的能力，只不過攫取性制度下攫取者推進經濟增長的能力不能夠持續而已。

攫取性制度下的增長不可持續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攫取者的任職期限。統治者或者當權者都有生命期限和任職期限，而不可能無限期任職，這會導致其短期行為，也就是在其任職期限內盡可能攫取，而不會有長遠打算。

二是生產者的激勵不足。生產者或者勞動者雖然被強迫努力勞動或者工作，但不是自愿的勞動激勵，結果就是勞動所創造出來的產品越來越少。即便是表面上努力勞動，也會在實際上努力不足。比如前蘇聯的確在一定時間內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但是工人們的激勵越來越小，因為工人們會想出越來越多的辦法對付強制他們勞動者，消極怠工等。

三是攫取者之間的競爭或者衝突。攫取者之間會為獲得有利的攫取條件展開競爭，使得既得利益者為維護既得利益、非既得利益者為獲得攫取機會展開競爭，既得利益者之間的競爭、既得利益者與非既得利益者之間的競爭，結果是降低了生產的激勵，阻礙長期經濟增長的實現。比如壟斷者為保持壟斷地位、競爭者為獲得壟斷地位而相互競爭或斗爭，必然不利於生產的發展。

（二）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夠實現長期經濟增長

包容性制度是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條件。一個國家或地區要實現長期經濟增長，需要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並存。這是因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能夠克服攫取性制度下阻礙增長的條件或因素，並且能夠為長期經濟增長創造條件。這也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生產者之間的激勵。在包容性制度下，生產者有充分的激勵從事生產活動，因為生產者能夠占有所生產產品的大部分或者絕大部分，並且對此有穩定的預期，生產者從事生產活動的激勵完全是內生的，不需要強制，這種生產具有穩定性和持續性，能夠長久進行下去。

二是避免攫取者任職期限約束下的掠奪性攫取。在包容性制度下，沒有攫取者，總統或首相等所謂的當權者或統治者不是攫取者，而更大程度上是議會等機構的代理人或議會等機構決策的執行者，這就避免了攫取性制度下統治者、當權者或任職者通過個人權力或權威進行攫取的行為。如果首相或總統等當權者不按照選民的意志行事或者作了違背選民意志的事情，就會受到選民的抵制，或者不能夠再次當選。正是通過這種包容性制度，避免了攫取性行為，提高了生產者之間的激勵。

三是避免了攫取者之間的非生產性活動，並促進了生產性活動的發展。在包容性制度下，人們更多的是從事生產性活動，通過發明、新技術等的采用獲得有利的生產條件，而不是通過從別人那里攫取維護既得利益或者獲得額外收益，這樣能夠鼓勵創新、發明和新技術、新的生產條件的采用，進而促進生產。比如，美國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是世界首富，主要是通過技術創新或發明創造來獲得超額利潤成為世界首富的，在他成為世界首富后還經常受到美國聯邦法院等的反壟斷調查或訴訟並且時刻面臨著微軟被分拆的危險，而墨西哥的電信巨子、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則主要是依靠與總統等當權者的關係壟斷了墨西哥的電信產業並將整個電信產業收購為私有財產而致富的。蓋茨和斯利姆創造財富或者使個人致富的方式有本質的差別。蓋茨是在包容性制度下創造財富並致富的，而斯利姆則是在攫取性制度下通過壟斷定價等進行攫取而致富的。

（三）攫取性制度下和包容性制度下經濟增長的比較

根據前面的分析，在攫取性制度下，增長雖然能夠實現，高速增長也可能實現，但是不能夠持續增長或者說不能夠實現長期穩定增長。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長期經濟增長才能夠實現。

假定有兩個國家，初始條件相同（經濟發展水平、資本和勞動等要素稟賦相同），一個采用了攫取性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另一個采用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采用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國家都可以實現經濟增長，並且采取攫取性制度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