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遭查 Uber模式何去何從

作者： 李冰

僅一周時間，Uber(優步)廣州公司與成都公司先后被查，不過這對在全球市場上接連碰壁、但屢挫屢戰的Uber來應該不是什麼大事。

因此，面對多部門的聯合執法，Uber顯得很“淡定”，僅表示公司運營並未受影響，而其模式的複製者，比如滴滴專車、快的“一號專車”等則對牌照問題“諱莫如深”，接連遭遇查處是否意味Uber模式在中國陷入僵局？市場博弈又能否改變固有的壟斷格局？

業內從業人員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在專車的平台上接入私家車是規模化發展的不二手段，如此才能降低運營成本，解決供需雙方長期的不平衡，但是這對固有的行業格局也將帶來顛覆性的改變。

遭遇檢查 改弦易轍

5月6日下午，有消息稱，Uber成都公司被成都交委和工商執法人員聯合調查。記者聯繫Uber公司及政府相關部門，均未獲得正面回應。

從成都Uber司機反饋的情況來看，他們已於當日晚些時候收到了Uber平台發送的信息：“【優步拼車】親愛的合作車主，我們會繼續積極地跟政府相關部門溝通，優步成都現在運營一切正常。您對優步成都最好的支持方式就是繼續上線為方便成都人民的出行貢獻我們的力量，保持冷靜，友好溝通，感謝您的理解和支持！”

看起來，Uber成都公司的運營似乎並沒有受到聯合調查事件的影響。不過，這已經是Uber一周內第二次遭遇執法檢查。

4月30日晚，廣州市工商、交通、公安部門聯合行動，對Uber廣州分公司進行檢查，並對部分違法行為進行了查處。第二天，Uber廣州團隊即在其廣州車主官網“司機之家”發布《致廣大司機與合作伙伴的一封信》。

信中提到，該公司把人民優步作為“公益事業運作，沒有收取平台費”，並出資獎勵司機與乘客拼車的行為。Uber自進入廣州，就與廣州有關部門保持良好溝通，積極配合有關部門創新業務的開展，並且會在未來繼續積極配合，共同致力於改善廣州交通，解決市民出行問題，“我們一直與監管部門保持良好的溝通，並且維持常規運轉。”

據廣州市工商局相關負責人透露，通過當天執法情況來看，Uber廣州公司現場沒有提供營業執照，涉嫌無照經營，所以，工商部門依照相關法律法規，要求其改正無照經營行為。

根據相關規定，外資企業辦理營業執照需要先通過商務委員會審批，再到市工商局辦理營業執照。但是，工商部門沒有掌握對方是否辦理營業執照，也無法認定對方是內資還是外資企業，而具體調查情況則“不方便透露”。

作為聯合行動的另一方，廣州市交委則對外表示，國家交通運輸部已多次明確，各類“專車”軟件公司應當遵循運輸市場規則，禁止私家車接入平台參與經營，凡利用私家車等社會車輛從事“私租車”服務的，均涉嫌非法營運，市交通部門都會依法處。

為了明此舉是“有據可依”，廣州市交委還透露，廣州市區兩級交通執法部門在近期的日常執法中已查獲多起利用手機軟件攬客的非法經營個案，均被交通執法部門依法處以3萬元的款。

各部門雷霆之勢的調查，在“五一”小長假期間引爆了輿論攻擊，指責政府“倒行逆施”“不讓廣州人坐專車”的質疑聲不斷，不過，Uber公司對此卻輕描淡寫，相關人士僅對外表示，工商部門到訪純屬例行檢查，平台服務沒有受到影響。

但是，卻有Uber廣州司機向媒體報料稱，被相關部門查處后，在登入Uber營運平台時，他們必須先簽署一份《拼車協議》。協議內容包括：“在不違反現行相關法律法規政策的條件下，您或您所在單位已合法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或者擁有從事營運活動的相關資格”“消費者通過應用程序或服務請求的汽車服務的質量，完全是最終向其提供此類汽車服務的汽車服務提供商的責任。Uber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承擔責任，任何跟汽車服務提供商提供的汽車服務相關投訴，應提交給汽車服務提供商”。

記者聯繫到該公司市場部經理，但是截至發稿前，其並未對記者的問題給予回復。不過，一位租車行業從業人士告訴記者，這是該公司的自保手段，此協議正是將其可能存在的法律風險轉嫁出去。

Uber的困局：商業模式的先天缺陷

在許多業內人士看來，Uber遭遇調查，突然但不意外。

一位租車行業從業人士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採訪時指出，Uber的商業模式就是充分利用社會置的私家車資源，來實現車輛共享，國內的滴滴、快的等專車服務企業均師從於此。“Uber做的是資源整合，商業模式有很好的市場前景，但是也存在先天的缺陷：私家車沒有營運資質。”

中國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曾明確表示，市民拼車出行應該鼓勵，但是私家車永遠不允許充當專車使用。

不過，監管層對此也並非“一刀切”，此前，交通運輸部還曾官方表態稱：“當前各類專車軟件將租賃汽車通過網絡平台整合起來，並根據乘客意願通過第三方勞務公司提供駕駛員服務，是新時期跨越出租汽車與汽車租賃傳統界限的創新服務模式，對滿足運輸市場高品質、多樣化、差異性需求具有積極作用”。也就是，通過三方模式搭建的專車業務似乎是相關部門鼓勵的範疇。

所以，中國版Uber的“滴滴專車”和快的“一號專車”都聲稱自己是“三方合作”，其提供的“專車”來自於正規汽車租賃公司，具備營運資質，而司機都會和第三方勞務公司簽署協議採取勞務派遣的模式，打車平台則負責司機的專業培訓上崗和管理。

神州租車內部人士也向記者介紹稱，為了避免法律糾紛，神州專車旗下的運行車輛使用的都是神州租車租賃公司的車輛，司機則通過第三方勞務機構聘用，在入職前還需要進行各種考核和培訓。

不過話雖如此，但是這樣的“模式改良”卻造成了規模限制，一位接近Uber的知情人士告訴本報記者，Uber進入中國市場初期也是採取與租賃公司合作的方式，為相對高端的商務人士提供專車服務，但是后來考慮到與租賃公司合作難以獲得規模效應，Uber才將目光瞄向了大量的私家車，於2014年8月推出“人民優步”業務。該業務通過直接招攬私家車的方式，以拼車的名義進入專車市場、甚至出租車市場。

以上租車業內人士還告訴記者，Uber的出現以相對合理的價格解決了乘客打不到車或是不好打車的問題，又以一套價格機制吸引越來越多的司機資源聚集，來滿足供不應求的打車消費市場需求。所以在短時間內，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攻佔全球各大城市。

資料顯示，自2010年10月上線以來，Uber累計融資超過40億美元，估值達400億美元。最先在美國紐約、洛杉磯、波士頓等大城市提供叫車服務，幾年時間裏，進入全球幾十個國家和地區，服務上百個城市。可以，Uber已經成為美國最值錢的創業公司之一。

但是與之相伴的，也有接連的疑議和阻撓。因為，其合法性頻頻受到質疑，不斷觸碰各國的法律紅線，並因涉嫌非法營運車輛和不正當競爭等在不少國家吃了官司。Uber所到之處，往往受到乘客的歡迎，同時也會遭到出租車公司、城市管理者的抵制。除在美國本土部分地區遭遇阻力外，Uber還在韓國、印度、法國、西班牙等14個國家面臨壓力。

據悉，Uber剛剛進駐波士頓時，當地警方宣佈Uber司機違規並扣車，原因是Uber使用GPS追蹤來計算乘客的費用，即用地圖計算距離，而不是依靠里程錶。當地官員，GPS還沒有被授予執照作為商業衡量裝置，不能被用來決定出租車費用。

2014年2月，Uber登陸歐洲，同樣引發了當地出租車司機的不滿。出租車司機抱怨Uber這類品提供與自己類似的服務，卻不必支付各類費用。例如，在比利時布魯塞爾，一張出租車許可證價格高達20萬歐元。所以，布魯塞爾當地法院視Uber服務為非法，在禁令中稱若Uber違法運營，每單生意將1萬歐元。

作為應對，Uber一方面向歐盟發起投訴，一方面選擇適應歐洲規則；德國禁令出台后，Uber亦提起上訴；Uber德國主管對外表示，為了保住德國市場，Uber將為每張執照補貼100~200歐元，並會再為司機補貼150~200歐元，協助其獲取商會執照。

接連受挫的Uber並沒有停下“全球探險”的腳步，2014年2月13日，Uber在短暫試運營后正式登陸上海，2月17日、18日登陸深圳、廣州，至今一年多的時間，Uber在中國主要的大城市均有業務布點。

經歷了太多的官司糾纏，難怪面對國內的幾起檢查事件，Uber一副處之泰然的反應。畢竟，僅在亞洲市場，這也不是其碰上的最頭疼的難題。該公司在印度因司機強姦案曾被叫停；泰國、越南、新加坡等地政府也正在審核Uber提供的租車預約服務的合法性；2015年3月，日本交通部也認為Uber違反道路運送法，因為其支持無資質車輛提供出租車服務。

國內某汽車租賃公司內部人士向記者指出，Uber就這樣奇怪地存活，一方面處處被打壓，一方面卻快速地擴張，“其實，白了還是市場規律在起作用，專車市場存在巨大的消費空間，職能部門也不敢輕易地叫停此服務，否則會形成龐大的市場空白。”

專車撬動出租車市場改革？

市場的博弈帶來了執法部門的兩難，也為“Uber們”的未來帶來了不確定性。有車主抱怨稱，相關部門既然允許平台存在，就不應該抓司機，“要麼直接取消平台，要麼就加強監管。”

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李宇恆向本報記者指出，私家車主加入專車，可以將置車輛盤活利用增加收益，而專車企業當前正處於快速發展階段，動用私家車資源是擴張最迅速和成本最低的途徑，所以私家車加入專車屢禁不止；而且專車運營企業明知不能為而為之，也有與政府博弈之意。

“目前第三方租賃汽車資源尚難以滿足當前專車消費需求市場，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政府放鬆對專車的管制，不要對私家車進入專車市場一竿子打死。”李宇恆表示，如果法律嚴厲打擊私家車入市，企業在第三方租賃市場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只有依靠自建車隊的形式來發展，不過這個模式的可行性並不大，因為自建車隊需要投入大量成本，運營費用急劇提高，勢必會反映到專車價格上。

此外，某P2P租車企業創始人也曾向記者分析稱，企業自建車隊尋求發展的重資模式，對企業的資金鏈要求較高，大多數企業很難通過自建車隊實現規模化發展，同時，如果企業均自建車隊，也會造成資源的大量置和浪費，所以，盤活數量更為龐大的私家車資源是汽車租賃及出租車市場的最佳模式。

但是該模式當前無法逾越的“鴻溝”卻是私家車不具備營運資質，廣東三正律師事務所合伙律師楊剛指出，在確認私家車非法運營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到當下的規定存在的不合理性。出租車行業牌照壟斷管理拖了十多年一直不改，現在伴隨互聯網技術興起的Uber等打車軟件平台的出現，或許會逼迫整個行業做出改變。

業內人士透露，從根本上講，交管部門通過向出租車公司發放牌照，形成了不利於市場的利益鏈條：出租車司機為了滿足使用出租公司運營資質每月上交的份子錢，時常出現壓榨乘客的現象。而專車的出現，正是顛覆了這個利益鏈條，所以在權力尋租的陰影下，私家車運營資質或許很難獲得。

另外，由於政府對出租車總量進行控制，導致出租車數量不足，市民存在打車難的問題，再加上出租車司機和出租車公司之間現有的利益分配不均，出租車司機質量參差不齊，造成司機拒載、挑客現象時有發生，給整個行業帶來了負面影響。

所以，一直關注出租車行業改革的廣州市政協常委曹志偉提出，出租車行業長期以來存在乘客不滿意、社會不滿意、司機也不滿意的奇怪現象，這些問題集中起來就是現行出租車行業管理和服務體制已經不適合當前社會發展的需要，必須進行全面改革，從政府部門配置資源轉向由市場配置資源，由政府了算轉向市場了算，徹底放開政府牌照壟斷，向符合條件的個人發放牌照，通過公平競爭提高服務質量，讓出租車行業的經營方式，由企業經營單一服務轉向多種經營方式，用多樣性的服務滿足市場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