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軟實力”到“柔實力”：約瑟夫-奈軟實力理論評析

葉自成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外交系主任、博士生導師,著有《中國大戰略》等

陳昌煦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

——約瑟夫·奈軟實力理論評析

“軟實力”概念由約瑟夫·奈在1990年前后提出，很快被引進中國並且在中國風行，下至一般的青年學者，上到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和檔案（如十七大報告中提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都肯定、正面地引用軟實力概念。

但是，我們不僅要肯定軟實力概念的正面作用，同樣也應對其進行更多的分析，並在此基礎上繼續推進軟實力的研究。本文試對約瑟夫·奈軟實力概念進行批判性評析，在肯定其重要貢獻的同時，分析其中尚存的問題。通過這些分析可以看出，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概念還有不少內在矛盾和局限，存在進一步改進和拓展的必要和空間。[1]

一、約瑟夫·奈軟實力概念的提出及要義

軟實力是約瑟夫·奈的理論創新和貢獻。在他之前，沒有人提出過相同的概念，或者雖然可能有人提出了，但是並不為人所知。

約瑟夫·奈在1990年首次提出了這個概念。在《美國注定領導世界？》一書中，他對美國未來的實力進行了分析，認為傳統的經濟和軍事手段已經不足以解釋許多現象，於是提出了軟實力概念。2001年，約瑟夫·奈在《美國霸權的困惑》中再次提到了軟實力。對軟實力理論的系統闡釋，集中體現在約瑟夫·奈於2004年出版的專門以《軟實力》命名的書中。2012年12月，約瑟夫·奈在其為《軟實力》中譯本所寫的序言中，再次對軟實力概念進行了修正。

由於約瑟夫·奈的倡導，軟實力已經成為一個在國際上流行的概念，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都在使用它。

什么是軟實力？約瑟夫·奈做了自己的界定。他指出，實力就是做事的能力，就是得償所愿的能力，是對他人行為施加影響並達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影響他人行為的方法有多種，可以威逼強迫，也可以施以利益誘惑，或者通過吸引和拉攏對方與自己目標一致。[2]軟實力是一種能力，“是一種依靠吸引力而非通過威逼或利誘的手段來達到目標的能力”；[3]在國際政治中，軟實力大部分來自於一個國家或組織的文化中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國內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范例，以及其處理外部關係的方式；[4]一個國家完全有可能因為他國的追隨、支援而得償所愿。這些國家仰慕其價值觀，並處處效仿，渴望達到與其不相上下的繁榮和開放程度。因此，軍事威脅和經濟制裁並不是國際政治中促成改變的僅有手段，設置議程並施以誘惑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軟實力靠的是拉攏，而不是強迫；軟實力——通過自身的吸引而不是強制力在國際事務中達到預想目標的能力。[5]

軟實力的主體是誰？約瑟夫·奈在此前著作中強調軟實力的主體主要是大國，但是在中譯本序中，他把軟實力的主體擴大了：無論大國、小國、組織、個人，都可以運用軟實力。[6]

軟實力是如何產生的？主要是基於軟實力資源發揮的影響力。約瑟夫·奈所指的軟實力資源主要包括三種：這種吸引力源於一個國家的文化（在其能發揮魅力的領域）、政治理念或政治價值觀（無論在國內外都能付諸實踐）和外交政策（當其被視為合法，並具有道德權威時）。[7]

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概念，其精華和核心在於，反對國家過度使用經濟力量，尤其反對過度使用軍事力量去實現國家的目標，主張重視和強調國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價值觀念）和合理的對外政策的作用。具體可見於以下論述當中：

“一個國家，無論實力多么強大，都不能獨斷專行。政府的政策不要傲慢，要立足於為他人所仰慕的價值觀”，“外交政策的吸引力來自於其實質與風格中傳遞的價值觀”；[8]軟實力的核心在於核心價值觀的吸引力，“在國內實踐得較好的政治價值觀才能在國外產生吸引力”；[9]資源要轉化為真正的實力，“需要精巧的規則和高超的領導藝術”；在資訊革命和全球化的趨勢下，“軟實力在這三者（軍事、經濟、軟實力）中的地位將越來越突出”，“軍事經濟實力占優不可能勝出，可信度成為重要的實力資源，競爭變成了誰的故事最終能打動人”；[10]軟實力的資源許多不在政府手中，“美國的大部分軟實力是由好萊塢、哈佛大學、微軟、邁克爾·喬丹等制造的”，所以提高國家的軟實力，“要發揮民間的作用”；[11]在如何打造軟實力方面，有效的日常溝通、戰略溝通和長期的與關鍵人物的持久關係及人員培訓等將發揮重要作用。

歸根到底，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是為實現國家利益服務的。他在說到美國的軟實力時指出，“當你有足夠的魅力使人仰慕你的理念，並且追隨你之所想時，就無須再動用大棒來驅使他們，誘惑往往比強迫更有效。諸如民主、人權、個人機遇等價值觀念都具有很強的誘惑作用”。[12]也就是說，如果將軟實力和硬實力二者交替使用，會更利於國家利益的實現。

約瑟夫·奈對軟實力的這些解釋和說明，對於我們理解軟實力概念和建設中國的軟實力，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約瑟夫·奈軟實力概念的內在矛盾

概括起來說，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概念是一個政治概念、政策概念，而非一個嚴謹的學術概念，因此，無論是從軟實力與硬實力的關係、軟實力概念的內涵界定、軟實力資源的使用方式來看，還是從軟實力使用的目的與手段方面來看，都存在著模糊不清、界定不明、互相矛盾的地方。

（一）軟實力來源於軟實力資源，還是也來源於硬實力資源？

根據約瑟夫·奈對軟實力的定義，回答很明確，軟實力的吸引力只來源於軟實力資源，由硬實力資源產生的吸引力不是軟實力，但約瑟夫·奈的實際回答很矛盾。

在有的地方，約瑟夫·奈強調軟實力來源於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並明確地把經濟力量列為硬實力資源，似乎經濟力量不能產生軟實力：“傳統的經濟手段和軍事資源已經不足以解釋當下的種種現象”，“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軍事等硬實力像中國那樣迅速發展時，周邊國家往往會出於防范而產生恐懼心理”，硬實力就是“軍事和經濟因素依托引誘（胡蘿卜）或者威脅（大棒）等手段來實施運用”，“軟實力並不依賴硬實力而存在”。[13]

但在另外一些地方，約瑟夫·奈其實也在引證經濟要素來論證軟實力的產生。他引用2003年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鮑威爾的話說，美國靠硬實力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接下來靠的就是軟實力，它出現在馬歇爾計劃中”。[14]事實上，馬歇爾計劃既源自於美國的對歐政策，更源自於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

而且，約瑟夫·奈自己也經常自相矛盾地說：“強勁的經濟實力除了實施制裁和對外支付，還能成為吸引力的來源”，“美國情報局、國防部、美國軍隊等硬實力資源也能在創造軟實力方面發揮重要作用”。[15]其他諸如“硬實力和軟實力有時相輔相成，有時互相干擾”“硬實力和軟實力相結合共同發揮作用”“硬實力有時也能展現出富有魅力的軟性一面”等論述也使得軟實力和硬實力的關係變得難以捉摸。[16]

約瑟夫·奈后來談到蘇聯的影響力，幾乎都是由於蘇聯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力量產生的。但他又明確地指出這是蘇聯的軟實力：“計劃經濟的巨大成功不僅為蘇聯提供了硬體資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軟實力”，蘇聯率先發射衛星“不但制造蘇聯的軍事影響，而且也提升了軟實力”，相反，“蘇聯文化談不上具有軟實力”。談到中國的軟實力時，他同樣表示，“中國每年以7％-9％的高速增長率，使其國民生產總值提高了3倍，同時也提高了聲譽和軟實力”。[17]

在談到沙特資助伊斯蘭極端主義時，他認為，沙特動用經濟力量，花費了700多億美元對外資助世界各地修建了1500座清真寺和2000所學校，用金錢買到了“其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不過，沙特雖然資助了伊斯蘭激進教派，但后者的軟實力卻並不為沙特政府掌控，伊斯蘭激進分子的軟實力沒有朝著沙特政府的方向發展。[18]如果軟實力被定義為一種文化的話，那么此處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軟實力卻是靠沙特政府的資助形成的，主要不是靠文化吸引力。

（二）利誘等於硬實力，吸引等於軟實力？利誘和吸引之間如何區分？援助是軟實力還是硬實力？

如果使用約瑟夫·奈對軟實力的定義，回答同樣是清楚的，即硬實力是強迫和利益誘惑，軟實力是施以吸引和拉攏。“否定軟實力的重要性，就等於不懂得運用誘惑的威力”。[19]

但是問題在於，用經濟力量利誘、交易與以軟實力拉攏、吸引、援助之間，是很難劃分清楚的。

第一，經濟力量的使用不一定就是利誘。除了收買，還可以交易；除了交易，還可以互換；除了互換，還可以互惠；除了互惠，還有單方面的援助。除了援助，大部分軟實力資源都要靠經濟力量支撐。

第二，如何定義利誘？從廣義上說，每個國家的對外行動都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什么是國家利益，雖然定義各種各樣，但簡而言之利益就是各種好處。好處，既有經濟好處，也有政治好處，人們的一切活動莫不是為了某種利益。利有各種利，可以是金錢、領土、政治支援、尊重、安全、名聲、榮譽、肯定、承認各種形式。即使純粹的文化活動，也是存在利誘的。

具體到對外援助是否屬於軟實力資源的問題時，約瑟夫·奈也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討論什么是軟實力的例表中，明確地把經濟援助歸為了經濟實力，把經濟影響視為收買。而在此后“軟實力”一節的分析中，又曾經明確地排除了對外援助。一方面，談到加拿大、挪威的經濟援助時，他認為這是小國軟實力的表現；另一方面，談到美國時，他卻又把援助與賄賂和制裁放在一起，認為這是經濟實力，而不是軟實力。在分析美國軟實力的實例中，他也沒有例舉美國的對外援助。[20]舉例而言，阿富汗戰爭時，美國成功說服了中亞國家和俄羅斯提供幫助。為了打擊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美國租用了吉爾吉斯斯坦的馬納斯空軍基地，為美國軍隊提供各種軍事支援。如果和美國想利用土耳其領土為伊拉克戰爭服務這一目標沒能達成相比，在阿富汗戰爭中，美國是成功的。美國說服了吉、俄為其開放空軍基地，體現出了說服力、吸引力。

那么，我們來看以下幾種說法：

1.美吉雙方對打擊阿富汗的國際恐怖主義達成一致：美國可以利用吉爾吉斯斯坦的馬納斯空軍基地為打擊阿富汗的恐怖主義提供軍事支援。

2.美吉雙方對打擊阿富汗的國際恐怖主義達成一致：美國可以租用吉爾吉斯斯坦的馬納斯空軍基地為打擊阿富汗的恐怖主義提供軍事支援，每起降一次美國軍用飛機，美方將為吉提供8萬美元的使用費。

3.美吉達成交易：吉爾吉斯斯坦提供軍用機場，作為回報，美國為吉方提供可觀的經濟收入。

在上述三種說法中，雖然都是在說同一件事，卻可以有三種完全不同的解釋：第一種是典型的軟實力定義，只有雙方的共同價值觀在發揮作用；第二種既有共同價值觀，也有交易的成分，即美國用經濟利益交換軍事利益；第三種則是赤裸裸的經濟收買。

雖然是同一件事，但由於達到目標的方式不同，事件的說法及其定義自然也完全不同：是利誘、收買（硬實力），還是吸引（軟實力）？還是既有利誘，也有吸引？然而，在通常情況下，國際政治的客觀現實是很難為外界清楚所知的。

（三）軟實力是否具有道德性、規範性？

約瑟夫·奈對此的回答是，軟實力是一種工具，可以為各種目的服務。所以，只有實用性，沒有規範性、道德性。換句話說，只要不使用軍事、經濟手段的強迫和收買，能產生吸引力、說服力的就是軟實力。“軟實力畢竟只是個描述性概念，並非規範性概念，和其他任何一種力量一樣，它既可以用於正義目的，也可以用來作惡。希特勒、本·拉登等人在其手下眼里都是擁有非凡軟實力的人，可這些軟實力沒起什么好作用，扭曲人的心靈比摧殘人的身體更可怕”；“天主教徒相信教皇的道德權威和恐怖主義分子相信本·拉登行為正當”，都是基於吸引力。[21]

但是，約瑟夫·奈之所以把使用經濟力量的收買、交易排除在軟實力概念之外，除了經濟力量是硬實力資源的原因，似乎也考慮到了收買、交易的不道德因素，那么他對軟實力的描述也就有了道德的傾向。

事實上，約瑟夫·奈絕大多數時候都是從正面和肯定的角度使用軟實力，只要軟實力提高就是好的。而且軟實力既然被定義為達到某種目標的能力，那么目標也就界定了軟實力本身的性質。

比如，在他看來，中國的軟實力提高是好事。總體上，約瑟夫·奈希望中國提高軟實力，即增加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吸引力，尤其是增加中國對美國的吸引力，“雙方發生破壞性衝突的概率就會降低。假如中國的軟實力上升能降低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那這就不失為實現中美正常關係的一種辦法”。[22]

可是，在反華的美國人看來，中國是專制集權的國家，中國的硬實力、軟實力都是為專制集權國家服務的。因此，中國的硬實力提高是對美國利益的直接威脅，軟實力的提高也是對美國的間接威脅。所以，無論中國提高的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是對美國的威脅。同樣，既然中國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提高會在周邊國家引起恐懼，那么中國的軟實力同時得到發展，就意味著中國的綜合影響力進一步提高，周邊國家難道就不會恐懼了？

再比如，約瑟夫·奈批評美國的伊拉克戰爭，過度使用軍事硬力量，雖然打敗了薩達姆政權，但卻沒有增強美國對恐怖主義的免疫力，削弱了吸引同伴的能力。“正如靠硬實力贏得戰爭一樣，美國要想贏得和平，就得以同樣高超的手段展現軟實力”，“軟實力是贏得和平的關鍵”。[23]

可是問題的關鍵是，美國在中東的挫折，並不僅僅在於美國過度使用硬實力，而更在於美國在中東推行美國式民主的目標，從根本上是違背中東地區國家的實際情況的。無論美國使用多少誘惑、吸引力、說服力資源，也無論美國的伙伴是否被美國吸引而同意美國的做法，可能都是注定要失敗的。另一個約瑟夫·奈沒有提到的例子是阿富汗戰爭。雖然美國的伙伴（北約）也同意參戰，但美國的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都沒能幫助美國贏得阿富汗戰爭的完全勝利。

同樣矛盾的還有，約瑟夫·奈一方面認為狹獈“的文化和價值觀不可能產生軟實力”，另一方面卻又說本·拉登和希特勒在其手下眼里具有非凡的軟實力。“邪惡的組織和網絡也有各自的軟實力。雖然這些組織看上去很邪惡，但決定其軟實力的是它的受眾”，“伊斯蘭激進分子的軟實力沒有朝著沙特政府的方向發展”，“在印尼、約旦、巴基斯坦、摩洛哥等，絕大多數人對本·拉登的信心超過對小布什和托尼·布萊爾”。毫無疑問，這些論述都肯定了在上述現象中軟實力的存在，難道本·拉登和希特勒的文化和價值觀不是狹獈的？[24]

此外，他還指出，軟實力與政權性質相聯。獨裁政權更多使用強迫指令，民主國家更多依靠誘惑和吸引雙管齊下，“軟實力是日常民主政治的主要手段”。[25]如果說希特勒和本·拉登有非凡的軟實力，豈非與政權性質相矛盾？

概括起來說，雖然約瑟夫·奈明確認為軟實力是工具，誰都有，誰都可以用，但在實際運用中，他的軟實力概念是有界限、有矛盾的。

（四）什么樣的流行文化能夠產生軟實力？

流行文化幫助美國實現了眾多重大的外交政策目標，比如馬歇爾計劃和北約。[26]但流行文化如何產生吸引力，哪些流行文化能產生吸引力並有助於實現美國的對外政策目標和國家利益，約瑟夫·奈在書中並沒有說清楚。

約瑟夫·奈曾抱怨人們曲解了軟實力概念，“將其與可口可樂、好萊塢、牛仔服、金錢等事物的影響力相提並論，完全將其弱化了”。什么樣的流行文化才具有吸引力？約瑟夫·奈認為，流行文化能否產生吸引力，“取決於環境”，[27]同一個流行文化，在不同時間，不同國家，甚至在同一個國家的不同的群體中都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但是，在文化的什么內容能夠產生吸引力方面，約瑟夫·奈的解釋則比較混亂。

有的時候，他似乎想說，不是所有的流行文化都產生吸引力，只有包含在流行文化中的、為人們所接受和認同的普世價值觀才能產生吸引力。也就是說，評判流行文化是否具有吸引力的標準，是看流行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能否通過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體現出來，並產生吸引力。流行文化、高雅文化能使美國的核心價值觀更容易被人們所接受。“當一國的文化中包含了普世價值觀，其政策中推行的也是被他國認同的價值觀和利益，那么雙方就會建立一種兼具吸引力和責任感的關係，該國得償所愿的可能性也會相應大大增加”。[28]

在美國的許多流行文化中，都包含美國的價值觀。比如，好萊塢影片中通常包含了美國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核心價值。看《阿凡達》人們會感受到美國文化中自由反抗專制的價值，看《2012》人們會體驗到每個人的生命都很重要，哪怕整個人類生命被毀滅，也要嘗試拯救掉下船乘客的生命。甚至那些反映美國社會陰暗面的電影，人們也能在其中感受到美國法治的價值影響力。[29]

不僅流行文化，高雅文化也同樣如此。比如，最能反映美國軟實力的是美國的教育體系。從美國學成歸國的留學生是“美國出口思想和價值觀的載體，美國的實力通過他們被輸送到各國精英頭腦中”。各國精英和子女在美國接受教育並把美國的價值觀帶回國內傳播，最典型的就是蘇聯政治局委員雅可夫列夫，他后來在蘇聯主管意識形態，並鼓動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等政策，對蘇聯解體起了很大作用。[30]

軟實力是通過吸引達到目的的一種能力，那么，比較物質化的流行文化又是如何產生軟實力的？比如，前面例舉的可口可樂、牛仔服、美國快餐等，它們既不直接反映美國的價值觀，又沒有明確的目的，它們產生的吸引力也主要是物質感官類的，與思想文化沒有直接關聯。這些物質的主體（老板、明星們），想要達到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賺錢，與國家利益毫不沾邊。

但約瑟夫·奈大體上仍然肯定它們是軟實力的來源，因為由於這些流行文化，使美國“在他人眼里令人興奮、充滿異國情調、富有、強大、引領潮流——處於現代化和創新的前沿”，“在一個人人都想過上美國式好生活的時代，美國的這種形象很有吸引力”。[31]不僅如此，約瑟夫·奈談到歐洲、亞洲國家的軟實力時，也都明確地把餐飲美食例為軟實力資源，甚至把泰餐視為泰國唯一的軟實力。約瑟夫·奈認為亞洲國家除了美食之外，似乎沒有什么別的可吸引人的了。

從過去到現在，世界各地都有華人華僑開的中餐店，網絡幾乎遍布全世界，約瑟夫·奈也把它例為中國軟實力的資源。可問題在於，它的主體是誰，客體是誰，產生的吸引力是什么？與中國的價值觀是什么關係？它對外產生了什么吸引力？華人華僑開的中餐店提升的是誰的吸引力？外國人吃中餐時能從中體會到什么？是中國的價值觀，中國的好生活，還是中國的強大繁榮，還是就是覺得味美，這些似乎都不容易從軟實力的定義和說明中得到回答。當然如果一定要說中餐等也是軟實力，那么這種軟實力可能就是一種好感，一種印象，談不上什么目的，也談不上什么價值觀的吸引力，因此與前面談的價值觀產生的吸引力就不是一回事了。

除了這四個矛盾之外，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概念還存在不少含糊不清的地方。

（五）軟實力的影響力是針對誰的影響力？

是針對第三方的，還是針對當事方的？比如，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約瑟夫·奈批評美國軟實力不夠，本來應當檢討的是美國對伊拉克民眾的吸引力不夠，但他的主要批評方向卻是指美國對其伙伴（北約盟國等）吸引力不大。

（六）軟實力是國際政治還是國內政治？

在討論軟實力時，約瑟夫·奈有時主要談國內政治，有時又主要談國際政治，對這一問題未加區分。如果國內、國際都有軟實力，二者之間有哪些相同，有哪些不同？相關且彼此交織的論述有：“在國際政治中，一個國家完全有可能因為他國的追隨、支援而得償所愿。那些國家仰慕其價值觀，並處處效仿，渴望達到與其不相上下的繁榮和開放程度”；“民主國家更多依靠誘惑和吸引雙管齊下，軟實力是日常民主政治的主要手段”；“這種引導他人喜好的能力通常與某些無形資產聯系在一起，比如富有魅力的人格、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制度，以及那些在他人眼里具有合法性和道德權威的政策等”；“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是軟實力的另一潛在來源”。[32]

（七）軟實力的目的究竟是誰的目的？是國家的，還是個人的？是對內的，還是對外的？

約瑟夫·奈強調軟實力是達到某種明確目的的國家吸引力（傳播國家價值觀，塑造國家良好形象），但實際上，被約瑟夫·標認為美國流行文化象征的邁克爾喬丹等國際明星，主要目標就是進更多的球、賺更多的錢、贏得更多的榮譽，而不是為了傳播美國的價值觀或美國的正面形象。作為職業球員，有薪水他們不一定打得好，但如果欠薪的話，他們通常就會選擇罷工，而不是義務勞動。因此，流行文化本身大多沒有什么明確的目的，但這並不妨礙其構成軟實力。

（八）軟實力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

挪威等北歐小國的對外經濟援助本質上是一種利他的無私的行為，是不與挪威的國家形象、國際影響掛鉤的利他行為。對於這些國家而言，幫助別的國家是一種義務，是一個國家應當做的事情，國家形象、國際影響等都只是無私經濟援助的副產品，並非主觀追求的目標。

三、美國軟實力概念的局限與中國“柔實力”概念的提出

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的本意和主旨是想告訴人們，一個國家單憑軍事和經濟的強迫力或利誘是不夠的，應當充分發揮包含價值觀要素在內的教育、流行文化、對外政策等文化資源的吸引力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但是，由於國際政治的現實太過復雜，約瑟夫·奈所述軟實力的內容無法回答所有的問題。特別是當人們追問更多、更深層的問題時，約瑟夫·奈軟實力的理論框架就顯得力不從心和相互矛盾。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源主要有三：

（一）強分硬軟

西方的思維喜歡陰是陰，陽是陽，硬是硬，軟是軟。但國家力量的硬軟關係十分復雜，有些可分，有些不可分。如果為了簡便，把本來不好分的兩個方面人為地分開來，在實際運用中就會顯得力不從心。事實上，從產生的來源上看，吸引力主要可以分為三種：一是由軍事、經濟等硬實力資源產生的，二是由文化資源等產生的，三是由軍事、經濟、文化的復合因素產生的。

因此，當人們說起吸引力時，只有一小部分可以明顯地顯示自己的來源。比如美國的邁克爾·喬丹、巴西的貝利、中國的姚明等人，無論在哪兒都是明星。他們的吸引力源於他們個人精湛的球藝和個人風格，與其所在國家的軍事、經濟、文化資源，甚至與國家的核心價值觀都沒有太大的關聯。

但是，相當多的吸引力很難說清楚是從哪里來的。約瑟夫·奈例舉美國軟實力的最典型案例莫過於美國教育機構的吸引力。當然，哈佛大學等美國的名牌大學的確有自己的一套獨特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式，這是真正的文化資源。但是，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與此也有直接的關係。由於美國經濟實力強，美國的許多企業能夠為美國的大學提供強大的贊助，同時，哈佛大學可以用較高的薪酬吸引外校和外國好的學者到哈佛來任教等。因此，哈佛大學的吸引力，既是文化資源產生的，也是經濟資源產生的。

具體來看，約瑟夫·奈例舉的美國軟實力的九大資源，最主要的四大資源都與美國的經濟繁榮與軍事強大相關：（1）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500強公司一半在美國；（2）美國品牌資源，首先也是經濟資源，其次才是包含在品牌中的文化吸引力；（3）美國吸引的外來移民居世界第一，美國移民多，首先也是由於美國經濟繁榮軍事強大，同時還有許多別的因素，並非都是美國的文化吸引力；（4）美國最有吸引力的是科技，80％的被調查者認為受到了美國科技的吸引，但科技應當主要是一種硬實力資源，其次才是美國的影視、留學生、書籍、音樂、互聯網主機數量以及諾獎得主數量等。[33]

約瑟夫·奈在談到亞洲的軟實力時說，亞洲經濟奇跡支援了亞洲價值觀等意識形態，但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危機使之難以為繼。[34]事實上，亞洲的軟實力都是由亞洲的經濟發展而來的。經濟發展，則軟實力強大；經濟危機，則軟實力下降。

約瑟夫·奈認為日本是亞洲國家中潛在軟實力資源最強的國家，他例舉的那些資源，除發展援助可算可不算之外，其他的如專利數、研究開發、國際航空旅行、高科技出口、人均壽命等方面，[35]幾乎沒有一個與文化、政治理念相關。

約瑟夫·奈還引用德國《時代周刊》主編約瑟夫·約弗的評論說，美國的軟實力遠遠超出其經濟和軍事資產的規模，“美國文化，無論雅俗，其對外傳播的力度是自羅馬帝國以來從來沒有過的，況且其中還頗有新意。羅馬和蘇聯的文化影響止步於軍事邊界，而美國軟實力影響著整個世界”。[36]稍加回顧歷史不難發現，這種說法言過其實了。

在雅典時期，民主自由的影響范圍不過希臘半島。雅典滅亡，民主自由也消聲匿跡了。后來，隨著英國、歐洲、美國的軍事強大和經濟繁榮，民主自由才得以在全世界傳播。今天的美國和19世紀末的美國，在政治價值觀上沒有太大差別，但為何美國19世紀末沒有什么軟實力，今天的軟實力卻很強大呢？恰恰也在於今天的美國軍事、經濟力量大大超過19世紀末時的美國。難以想象的是，如果有一天美國的軍事、經濟力量不斷下降，美國是否還會有今天這樣大的軟實力影響？所以，美國軟實力的核心是以美國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和充當世界霸權的意志作為支撐的價值觀。[37]

從人類社會的歷史來看，雖然軍事強大的國家（如蒙古帝國）未必都有強大的軟實力，但凡是具有強大軟實力的國家，都是軍事、經濟力量的強大國家。當中國軍事、經濟力量強大時，其文化軟實力也相對強大。同樣的中國傳統文化，在漢唐盛世時影響最大，在宋朝繁榮時期相對較大，在明清兩朝的強大時期依然很大。但當西方列強及強勢文化出現，中國相對衰落，原來具有強大影響力的中國傳統文化成了中國前進的阻礙，硬實力嚴重削弱，軟實力喪失殆盡。[38]日本更是以拋棄中國傳統文化為基本國策，中國的文化影響力一落千丈。還是同樣的中國傳統文化，在最近十多年，隨著東亞國家經濟的逐步繁榮，尤其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軍事和經濟力量的不斷壯大，又重新受到重視，影響力也日益增強[39]。

所以，約瑟夫·奈所講的軟實力，其實大部分或主要都是由硬一軟資源綜合產生的，並非由單一的軟資源產生。因此，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概念，其實更簡單、更清楚、更準確的概括，不是軟實力，而是吸引力。

用吸引力的概念可以減少軟實力理論體系中的許多矛盾。所謂吸引力，就是讓對方喜歡，讓對方從不同方面理解你、同情你、喜歡你、接受你、欣賞你、模仿你、支援你、追隨你，而不用去追問是否因為政治價值觀喜歡，也不用問是有目的還是沒目的，是有意還是無意，是源自於軍事還是政治，是產生於流行文化還是價值觀，是國內制度還是對外多邊主義。這樣，事情會簡單得多。

再作進一步的研究就會發現，吸引力更直接的產生方式，不在於對方因為什么資源而被吸引，而在於對方因為什么態度和風格而被吸引。

也就是說，吸引力甚至與資源沒有太大關係，而與己方如何與對方交往有關係：是傲慢還是謙遜、是居高臨下還是善於傾聽、是強加指令還是協商一致、是言行不一還是言出必行、是要求別人還是以身作則，是雙重標準還是公正平等，是單贏還是多贏等。諸如此類，前者大多產生排斥力，后者大多產生親和力、感召力、吸引力。換句話說，吸引力不在於我們使用什么資源，而在於我們通過什么方式來使用這些資源。

（二）正邪不分

硬軟實力本是不能完全分開的，約瑟夫·奈卻把它們分開了。而正邪兩種不同性質的軟實力，本是應當分清的，約瑟夫·奈卻又把它們混在一起，認為誰都能有軟實力。按照他的邏輯，這種吸引力，可能是由人類共同價值觀而來，也可能是由邪惡價值觀所生。把正邪兩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觀混為一談，同樣會產生很大的問題，似乎只要能產生吸引力，不問正邪都可以用。

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本意，是想說明西方國家的主流文化、主流價值觀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軟實力是一個正面的概念。他認為，“軟實力依靠的是一種塑造人們喜好的能力”。如果對方既沒有受到明顯的威脅，也沒有參與任何交易，而是在一種可知而不可見的吸引力的作用下，不知不覺地走到與你一致的道路上，那么這就是軟實力在發揮作用了。軟實力依靠一種不同尋常的手段（非武力，非金錢）促成合作。[40]這里既涉及目的的正當性，也涉及手段的正當性，準確性。

物質力量沒有正邪之分，槍炮在誰手里都能殺人，性質都是一樣的，但軟實力作為文化思想的產物，與硬實力不同，是受人的主觀意識影響和控制的。人的思想有正邪之分，文化思想資源自然也是有正邪本質的。文化可以是正道文化，也可以是邪道文化；可以是民主自由文化，也可以是恐怖極端文化；可以是公開、正義的文化，也可以是欺騙、盅惑的文化；可以是主張仁愛秩序的文化，也可以是鼓吹仇殺戰爭的文化。

給人以正面吸引力的那些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符合人類良心基本品格的和平、正義、仁愛、富裕、誠實等人類共有價值觀，能產生恒久的吸引力，而這些價值觀本身，也決定了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的正當性。這些目標只能通過正當的、合法的手段來實現，不能夠也不應當采取欺騙、誘惑、偏邪的手段來實現。

而那些鼓吹種族、宗教滅絕和仇殺、極端恐怖主義、極端宗教主義等邪惡思想，雖然由於其領導者確實具有超人的、盅惑人心的吸引力、個人魅力和神秘力量，而且這些極端勢力無所不用其極，沒有什么道德性、正當性、合法性的問題，確實能在一定條件下對相當多的民眾產生號召力，但這些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東西，或者不可能產生很大影響，或者雖然得逞一時但不可能持續很久。邪惡觀念與正義仁愛觀念所產生的影響不可同日而語。

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美國雖然說服德法等伙伴國參加戰爭的目的失敗了，但美國政府說服了國內民眾，成功獲得了民眾對戰爭的支援，還成功說服了波蘭、韓國、日本等30多個國家並使它們相信，打擊伊拉克是為了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因為薩達姆與本·拉登、基地組織有勾結；打擊伊拉克是為了維護核不擴散條約，因為薩達姆在制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按照約瑟夫·奈的說法，這些國家為了實現共同價值觀表現出了它們的正義感和責任感，而與美國走到一起。這里既沒有威脅，也沒有任何交易，完全符合他的軟實力定義，是美國軟實力的表現。

但是，美國是依靠什么手段說服國內民眾和那些支援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國家的？后來的大量事實表明，這完全是一場騙局，美英兩國政府和情報部門導演了對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的欺騙。薩達姆既沒有制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沒有與本·拉登勾結。因此，這雖然符合約瑟夫·奈對軟實力的定義：美國通過非強迫、非收買的方式說服了那些國家支援美國，美國達到了讓這些國家支援美國的目的，但這還是他提出軟實力的初衷嗎？所以，使用不正當的手段誘惑、誘騙、蠱惑民眾和國際社會來達到目的的行為，實際上只是一種蠱惑力，這也與美國所標榜的民主、自由、正義、公正等價值觀背道而馳。實際上，由於美國以不正當方式欺瞞、誘騙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在真相大白之后，美國的形象反而遭受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因此，正面觀念能夠產生吸引力、軟實力，而邪惡觀念、不正當的觀念和手段只能產生盅惑力、邪實力。

（三）對個人魅力和歷史資源重視不夠

在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中，雖然也提到個人魅力的吸引力，認為個人也有軟實力，但其主旨是強調國家、社會、企業的吸引力，對個人魅力產生的強大吸引力以及為何個人的魅力、吸引力經常表現出超強的影響，沒有給予進一步的說明。

個人魅力當然包括個人的文化軟實力，比如個人的著作、思想等產生的吸引力，但個人的吸引力還與許多東西相聯，比如個人的經歷、出身、人品、意志、道德、宗教、力量和智慧等。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個人魅力才真正是、甚至可以說是唯一能表明約瑟夫·奈軟實力核心內容的東西：只有憑借個人魅力，即依靠個人的高尚德性、超群智慧和具有穿透力的思想，才可能真正產生與國家的軍事、經濟、政治甚至文化力量都沒有關聯的軟實力。它甚至能戰勝強大的國家硬實力，超越時空，產生恒久的吸引力。一如三大宗教的創造人釋伽牟尼、耶穌、穆罕默德，也如中國的老子、孔子。

對個人魅力產生的吸引力的研究，是約瑟夫·奈軟實力理論比較欠缺的領域。如果將個人魅力也納入軟實力的范疇，那么軟實力、吸引力就不是什么新概念了，而是一個古老的歷史現象。人類世界一直存在著由個人魅力所產生的吸引力。而且，這種個人魅力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軟實力，一種真正的文化意義上的不依靠任何國家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而產生的強大而持久的吸引力和影響力。相比起來，約瑟夫·奈強調的軟實力，其實相當大一部分是離不開硬實力而存在的，只能算是一種軟的硬實力，或者硬的軟實力。

此外，約瑟夫·奈所指美國軟實力的文化資源是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卻沒有提到歷史資源，這可能與美國歷史較短有關。而中國、希臘、印度等有幾千年歷史的國家，產生了許多打動人心、激勵千古的故事，源遠流長的歷史當然能產生巨大的吸引力。

約瑟夫·奈軟實力理論的這三大問題，歸根到底體現了美國文化的局限。[41]

競爭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理念，使用軍事、經濟力量的強迫力、收買力是競爭，使用文化的軟實力也是競爭，是我者與他者的競爭。以軟實力為競爭手段實現目的，仍然是以我為中心的，實現的是我的目的，他者是被吸引到了我這一邊，他者支援的是我，同化的是他者，被仰慕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是我的，我將他者消融在了自己的優勢文化中。

如果要進一步發展軟實力的思想，就必須超越這種局限。將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柔”的概念引入進來，對克服這些局限會有很大幫助。美國主流學術圈不太重視軟實力這個概念，但有關中國的軟實力研究卻有不少成果。[42]約瑟夫·奈在其書中也提到了柔的概念，指出每個國家都具備一定的軟實力，許多國家更在軟實力資源上投入資本開發，以便在國際政治中達到“以柔克剛”的目的。[43]但什么是中國的“以柔克剛”，約瑟夫·奈沒有具體解釋。

《軟實力》一書中譯本的推薦者也引用了“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並認為軟實力的真諦，在於不戰而屈人之兵，讓人尊敬。[44]還有的學者指出，老子貴柔、列子貴虛、孫臏貴勢都可以被應用於軟實力大戰略的構想和操作中。[45]

僅不戰而屈人之兵、貴柔、貴虛、貴勢等概念所包含的內涵，就早已經遠遠超越了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概念：它們是硬軟資源的交叉和綜合使用。老子有“柔弱勝剛強”的思想，孔子有“柔遠人”的思想。老子和孔子的“柔”，是大道的化身，仁德的表現。在此，筆者將其概括為：“柔實力”。

“柔”與“軟”，在英文中均為“soft”，但在中文中，柔和軟有相同之處，也有較大的區別。“軟”與“硬”相對，軟弱、軟蛋、心軟、腿軟等詞多有貶義，有懦弱、膽怯、膽小、易動搖之意，“柔”則比“軟”更有彈性、韌性之意，只有與柔相連的“柔軟”一詞有褒義；而柔韌、剛柔相濟、溫柔、柔和等多帶有褒義，“柔弱”和“柔弱勝剛強”在老子的語境中更被喻為大道存在的表現形式。所以，“柔實力”在英語中找不到貼切的詞可用，拼音直譯“roupower”最好。

簡單地說，中國柔實力就是：

第一，貶斥以剛逞強的剛強力，就是好戰必亡、武不能止必亡，反對好戰逞強，是不以兵強天下，能戰但不好戰、能勝但不好勝。

第二，以柔克剛的柔實力，就是柔弱勝剛強，以柔變強，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是滴水穿石的堅韌力，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是教化德化和懷柔遠人，是謙卑處下而容天下的包容力，是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這才是真正的軟實力，是能夠戰勝硬實力的軟實力。

第三，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剛柔並濟的剛柔力和柔剛力，就是弱者要示弱，強者也應示弱，是不戰而勝，是發揮軍事、經濟的強勢和威懾而不用強，是以不爭而大爭的智慧。約瑟夫·奈的軟實力實際上只相當於這里的柔剛力。

當然，中國“柔實力”的豐富內涵博大精深，難以一言而盡。中國柔實力包含在老子、孔子、孫子、商子、孟子、荀子、韓非子、賈誼等人的思想中，包含在《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經典著作中，需要我們進一步發掘與研究，將其更加完整、更加系統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注釋：

[1]近年來關於約瑟夫·奈軟實力概念的研究，參見周琪：“約瑟夫·奈的軟權力理論及啟示”，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4期；王希：“中美軟實力運用的比較”，載《美國研究》2011年第3期；王雙：“國際公共產品與中國軟實力”，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4期；許少民，張祖興：“約瑟夫·奈軟權力學說再評述”，載《國際論壇》2011年第5期；郭潔敏：“從國家軟實力到國際軟權力”，載《學術月刊》2012年第3期；陳志敏，常璐璐：“權力的資源與運用：兼論中國外交的權力資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7期等。

[2][美]約瑟夫·奈著，馬娟娟譯：《軟實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4頁。

[3]同上，序，第12頁。

[4]同上，第12頁。

[5]同上，第8頁、第92頁。

[6]同上，序，第8頁。

[7][美]約瑟夫·奈著，馬娟娟譯：《軟實力》，序，第12頁、第16頁。

[8]同上，第43頁、第82頁。

[9]同上，第74頁。

[10]同上，第6頁、第40頁、第143頁。

[11]同上，第23頁、第133頁。

[12]同上，第13頁。

[13][美]約瑟夫·奈著，馬娟娟譯：《軟實力》，序，第7頁、第8頁、第12頁。

[14]同上，前言，第11頁。

[15]同上，第11頁、第154-155頁。

[16]同上，第33頁、第34頁。

[17][美]約瑟夫·奈著，馬娟娟譯：《軟實力》，序，第98頁、第111頁。

[18]同上，第127頁、第128頁。

[19]同上，第12頁。

[20]同上，序，第7頁、第14頁、第41頁、第48-50頁。

[21][美]約瑟夫·奈著，馬娟娟譯：《軟實力》，序，第8頁、第5頁。

[22][美]約瑟夫·奈著，馬娟娟譯：《軟實力》，序，第10頁。

[23]同上，前言，第14頁、前言，第16頁。

[24][美]約瑟夫·奈著，馬娟娟譯：《軟實力》，第16頁、第126頁、第128頁。

[25]同上，第9頁。

[26]同上，第66頁。

[27]同上，前言，第15頁、第17頁。

[28]同上，第16頁。

[29][美]約瑟夫·奈著，馬娟娟譯：《軟實力》，第17頁。

[30]同上，第18頁、第61頁、第63頁。

[31]同上，第17頁。

[32][美]約瑟夫·奈著，馬娟娟譯：《軟實力》，第8頁、第9頁、第18頁。

[33][美]約瑟夫·奈著，馬娟娟譯：《軟實力》，第50頁。

[34][美]約瑟夫·奈著，馬娟娟譯：《軟實力》，第113頁。

[35]同上。

[36]同上，第16頁。

[37]參見李榮學：“作為對外戰略的中國軟力量研究”，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38]孟亮：《大國策：通向大國之路的軟實力》，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276頁。

[39]美國的權威調查機構皮尤調查中心2006年6月13日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的國際形象繼續超過美國。在接受調查的14個國家中，有9個國家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表示喜歡中國。參見陳玉剛：“試論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軟實力的構建”，載《國際觀察》2007年第2期。

[40][美]約瑟夫·奈著，馬娟娟譯：《軟實力》，第9頁、第10-11頁。

[41]有學者指出，軟實力理論在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界並沒能得到廣泛關注和應用，因為軟實力理論更多地側重於在對外政策中的應用和時當今國際關係現實的描述，缺乏嚴謹的體系和有效的實證檢驗。參見鄭永年，張馳：“國際政治中的軟力量以及對中國軟力量的觀察”，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7期；季玲，陳士平：“國際政治的變遷與軟權力理論”，載《外交評論》2007年6月。

[42]2007年5月，美國學者喬舒亞·庫蘭茨克（joshua kurlantzick）出版的《魅力攻勢：中國的軟實力如何改變世界》是西方第一本系統研究中國軟實力的專著。參見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

[43][美]約瑟夫·奈著，馬娟娟譯：《軟實力》，第118頁。

[44]同上，跋，第258頁。

[45]有學者認為，正是由於中國歷史文化中以德化人、教化觀念的存在，才使得中國的精英非常合拍、非常順暢地認同和采納“軟實力”這個概念。參見丁學良：《中國的軟實力和周邊國家》，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