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商品印刷品”——評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

編者按：本文原為數年前舊作的一部分，在本文看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的問題並不在於它適不適用於中國，而在於其“資本主義商品印刷品決定民族意識”的基本公式對不對。如作者指出的，並不是安德森的理論不適用於中國，而是安德森理論連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都無法完整解釋。簡言之，其民族主義理論仍是威廉斯所批判的“唯心主義二元論在機械唯物主義中的翻版”。本文為保馬原創，感謝作者賜稿並謹以此文紀念剛剛逝世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8.26——2015.12.12）。

一般認為，關於民族理論研究大體可以分為實在論與建構論。或許是歐洲知識分子恐懼於納粹的種種暴行，二戰以后，建構論逐漸代替實在論，占據了民族理論的主流，甚至成為民族研究的唯一路徑。1969年挪威人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出版了由其主編的論文集《族群與邊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在其書的序言中，巴斯就批評傳統人類學家把文化或習慣實體化的做法不足以解釋族群的變異和諸多層次，他則竭力強調從族群成員的“主觀認同”來界定族群。據王明珂的說法，此書一出，建構論便一路甚囂塵上。乃至於當代文化人類學者大都揚棄了以血緣、膚色、發色等體質特征，或語言、服飾、發式、宗教、風俗等文化特征，轉而從族群成員的意識與想象來界定族群。簡言之，從現成的“客觀邊界”，轉向了主觀認同上的“邊界”。其勢力之強，總能讓我記起吾友曾感慨，民族理論從來都不是解決民族問題，而是制造民族問題。

在這些建構論的民族主義研究中，有一本自稱要把民族主義理論研究“調整到一種富有‘哥白尼精神’的方向上”的，題為“想象的共同體”的論著顯得頗為引人注目。從“想象的”一語就足見其建構論主張。這本來沒有什么好稀奇。稀奇的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自認為也被許多人認為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貌似排除了民族主義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論”成見。理由就在於，安德森不像絕大多數同行一樣認為民族主義起源於歐洲——仿佛把民族主義的起源地從歐洲稍稍調整到美洲就可以使他免受西方中心論似的。不難察覺，安德森的這種修正絲毫不能掩蓋他認定全世界民族主義只有一個源頭，全球各個角落的民族主義都是這個源頭散布開去的結果。單憑這點就使得安德森的這種“單中心論”的民族主義研究與他批評的西方中心論並沒有任何本質不同。

安德森把世界民族主義的起點和第一波浪潮稱為“克里奧爾式民族主義”，顧名思義，它指的是拉美白人后裔脫離歐洲宗主國的獨立運動。安德森在《西方民族主義與東方民族主義》（“western nationalism and eastern nationalism—is there a difference that matters?”）一文中明言這種他贊揚的民族主義形式跟“臺獨”很像。單憑這點也足以讓杜正勝、吳叡人等人亢奮不已。但不管如何，安德森所著力者，仍是起源於並統治著歐洲的“官方民族主義”。如他自己承認的那樣，“克里奧爾民族主義”這個被他用來回避“西方中心論”譴責的術語在其論著中並不占據重要地位。

什么是官方民族主義？

按照我們的常識：只有在民族國家體系才會生出民族國家觀念。安德森卻一反此說，他指出：不是先有民族國家才會有民族主義，而是先有民族主義才會有民族國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又是現代資本主義商品印刷品的杰作。一方面，商品印刷品使民族語言取代了教會語言；另一方面，它又將某一區域內其它日常語言排擠為方言。商品印刷品出現之前的族群認同是以共同生活、共同習俗為紐帶的；商品印刷品出現之后的民族認同，則基於一種同質的、空洞的時間觀念（這是一個本雅明的術語）。換言之，后者是以某種外在的力量為中介，是受某種外在力量宰制而成的族群認同。

總而言之，無論是民族主義還是民族意識，都只是精神層面的東西，精神層面的東西被物質基礎決定的。換言之，這不過只是物質基礎的反映而已。許多對安德森趨之若鶩的人，恐怕不會注意也不想注意，其實這樣套路早就被馬克思演繹過。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說，“‘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里表現為振動著的空氣層、聲音，簡言之，即語言。”而語言的產生與變化則是由生產關係的變化決定的。安德森說來說去不就是在指出，民族精神是由民族語言決定，民族語言則是由資本主義商品印刷品決定的嗎？毫不夸張地說，安德森用后現代術語包裹起來的仍不過就是一套非常教條的馬克思原教旨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

這種解釋框架真的值得支配我們對於本民族的認識嗎？

按照安德森的邏輯，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資本主義商品印刷品，就不會有民族主義或民族意識，當然也就不會有民族國家。所以“中國”的概念甚至要晚於“日本”，因為日本接觸西方早，所以民族產生得早，中國則要晚一些。所有這一切都是拜西方資本主義商品印刷品所賜。這樣的觀點總令人想起泰戈爾的一句詩：“（西方以）雷鳴般的炮聲的聲音在日本門口說，讓那里有一個民族——結果有了一個民族。”這一切都是在重復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和《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的路數。英國殖民主義者為印度帶來了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些奠定了將來印度民族獨立的物質基礎。

然而，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卻被安德森和他的擁躉們忽略了：中國並不是印度，中國並沒有等著西方殖民主義者手把手教會自己什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從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生出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主張。再說得直白點，按照安德森的邏輯，中國應該像劉某某鼓吹的那樣“被西方殖民三百年”一直到移植來所謂的資本主義商品印刷業之后，才會從這種商品印刷業中生出個民族獨立意識。但事實是，甲午戰敗之際，中國知識精英就本能地生出了民族主義意識，是這種民族意識促使他們發展報紙等商品印刷品，而不是這些報紙塑造了他們的民族意識。

葛兆光曾考證宋儒的“華夷之辨”，指出宋代讀書人就有了完整的民族意識。倘說商品印刷品真是民族觀念的物質根基，但中國宋代不就有了商品印刷品嗎？又怎么能說民族觀念是舶來品呢？2013年，日本學者與那霸潤寫過一本叫作《中國化的日本》的通俗歷史讀物。書中，與那霸潤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不只是日本在經歷中國化的過程，世界都在經歷中國化的過程，資本主義的邏輯和法權在中國宋代就出現了，世界不過就是在重復和深化宋代中國已經出現的事情。民族觀念能不外乎是？然而，這樣的結論仍然不外乎於安德森的根本前提，民族觀念、民族主義，乃至民族本身都是商品印刷品創造的。更為重要的是，支配這種觀點的是一種啟蒙專制主義的歷史觀。其把中國歷史看成一根直線，並在直線中選取了一個中點，中點之前是沒有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中點之后則有了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

中國並沒有像馬克思預想的那樣終究會步印度后塵。歷史的事實也並不是近代資本主義商品印刷品塑造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而是中國的知識精英通過商品印刷品把高層的民族主義思想普及到大眾中間去。圖為近代著名報人汪康年。

但問題是資本沒有祖國，為什么商品印刷品深化的是民族語言，而不是沒有祖國的拉丁語？沒有祖國的拉丁語不是符合資本的邏輯嗎？為什么是國王而不是教廷引領了這場印刷業的革命？安德森說，先有民族主義才會有民族國家。但沒有三十年戰爭造成的民族國家格局，又怎么保證商品印刷品是被用於推進民族語言，而不是教會語言？甚至於沒有基本的民族國家格局，又怎么會有資本主義的發軔？安德森搞錯了一件事情：商品印刷品從來沒有生產過民族觀念，它只負責民族觀念的再生產。換言之，它不可能從無到有地捏造出一個民族觀念，它只是把民族觀念從精英普及到底層。

按照《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教條，民族主義和民族都是相對於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只有被經濟基礎決定的份兒。記得雷蒙·威廉斯在其名著《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中曾如是評價《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意識形態”觀念：“此乃唯心主義二元論在機械唯物主義中的翻版。”安德森用這樣的公式來套用一切他所謂的“官方民族主義”，其實質不外乎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永恒方法去裁斷參差多態的大千世界。這正是布迪厄所笑話的“方法論拜物教”。毫不夸張地說，安德森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理論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當我們對安德森趨之若鶩時，可否想過他關於“資本主義商品印刷業”的理論之所以甚囂塵上，本身就是拜“資本主義商品印刷業”所賜呢？當某些臺獨精英去崇拜一個絲毫不知台灣歷史的“民族理論大家”時，可否意識到這與其說是台灣本土意識的覺醒，倒毋寧說是某些知識精英在西方理論家面前已經被閹割了起碼批判能力的表征呢？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或許我們也可以把這句名言改成：“哪里有民族競爭關係，哪里就有民族主義的興起。”誠然，宋儒或晚明知識分子的“華夷之辨”是一套完整的民族意識表述和民族主義主張，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在清代中前期的大一統格局下，民族意識確實是消退了。民族意識或民族主義本是隨著國際關係的變化而不斷漲潮落潮的，我們對於民族主義的研判絕不可以抱有一種啟蒙主義直線進步的史觀。遺憾的是，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卻被安德森名曰“資本主義商品印刷品”的意識形態所掩蓋了。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方式與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環境遠不是簡單的決定與被決定關係，它們之間存在著復雜得多的互動影響。安德森的民族理論即便不是前馬克思時代的產物，也是前列寧時代的產物。極度簡化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係的結果是什么？充其量不過是考茨基主義。但是考茨基仍然看到了作為壓迫力量的資本主義本身蘊藏著一種革命的、進步的潛能。已經失去了這種樂觀主義的當代理論家們還剩下什么？

應當說，查爾斯·蒂利的解釋框架要遠比安德森的框架更適用於說明歐洲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起源。然而其對於人文學界的影響要遠小於社科學界。無疑，人文學界，尤其是台灣人文學界之所以青睞安德森遠勝於蒂利，是由某種先入之見決定的。（轉引自微信號：保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