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中國制造瓶頸 為何造高質量產品會冒很大風險

尋找中國制造瓶頸 為何造高質量產品會冒很大風險

不久前，大量中國人前往日本搶購包括馬桶蓋等商品，最後卻發現產自杭州，繞了一大圈買了中國產品。新加坡佛學院助理教授紀赟對中國制造問題提出了獨到見解，他指出，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已經三十多年，但法律不健全、監管不力所導致的企業違法成本太低的痼疾，卻一直沒有徹底的改觀，這是中國制造獲得整體性升級的最大障礙。在一個假冒偽劣不會受到懲罰的市場中，生產高質量的產品就會冒很大的經濟與生產風險。

大量中國人前往日本搶購包括馬桶蓋等商品，最後卻發現產自杭州，繞了一大圈買了中國產品。對此有批評是產商“崇洋媚外”，為外國生產高質量產品，卻不對內生產與銷售。有人將矛頭對準赴日消費者，認為他們是在丟中國人的臉。這些評論當然都有點偏激，產商有自己的利益訴求，民眾同樣也有消費選擇的權利。

即使是政府，也似乎沒有找到問題所在。中國總理李克強談到中國人出國買馬桶蓋時，就說首先要抱開放的心態，其次中國企業要升級換代。但其中的關鍵卻並不是企業的升級換代，而是市場與管理問題在背后起作用。中國農業部副部長牛盾評價中國人出國買大米與奶粉時，認為赴日買高價大米不是大眾行為，並且國產奶和洋奶生產過程、質量差別不大。這也同樣沒有看到問題的關鍵所在。

數年前我就在《聯合早報》撰文提過類似的事件。當時我發現有很多中國人在回國時購買本地的中藥材，問題是新加坡並不產中藥材，這些中藥材的原產地就是中國。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因為本地更為嚴苛的市場監督與公共衛生要求，使得這些中國產藥材獲得了額外的“安全溢價”。讓中國人來新加坡舍近求遠的根本原因，並不是中國無法生產高質量的藥材，而是中國無法管控劣質的藥材；這與現在中國人遠赴日本購買國產產品的深層次原因完全一致。所以迫切需要的不是產業升級，而是制度與管理升級。

中國制造的名聲在國外並不很好，然而很多人忽略的重要事實卻是，中國並不缺少制造一流產品的能力，更不要提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所取得的其他重大進步。時至今日，就總體而言，中國已經解決了無法生產高質量現代工業制成品的問題，但關鍵卻是中國同時無法消除劣質產品。這正像是木桶原理所昭示的，中國有能力生產最好的產品，但其短板，也就是無法或者不愿意去消除低劣的產品，拉低了整個國家的產品聲譽與市場平均商品水平。

由於國內市場充斥的劣質貨，以及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必然規律，也使得產家削弱了生產高質量產品的動力與意愿。這就像那家杭州的產商，他們當然能夠生產出一流的馬桶蓋，但問題是國內市場劣質仿冒貨或者其他類似的管理失序的問題，使得他們失去了為國內生產的意愿與經濟動力。

如何對症下藥呢？首先是該管的應該管起來。中國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應該明確問責機制，以實現其管理功能。月前去中國安徽過年，我想去市場上買點荔枝干，結果在干貨市場上卻看到無數公開擺賣的“羊肉精”、“牛肉精”以及其他各種可怕的添加劑，我當然知道這座城市中大多數食品是守法安全的，但自此之后我沒敢在外面吃過一餐飯。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已經三十多年，但法律不健全、監管不力所導致的企業違法成本太低的痼疾，卻一直沒有徹底的改觀，這是中國制造獲得整體性升級的最大障礙。在一個假冒偽劣不會受到懲罰的市場中，生產高質量的產品就會冒很大的經濟與生產風險。

中國應該做的另一方面，就是該放的應該放下去。時至今日，中國還有不少行業與部門以自身利益為重，卻假借公共福利之名行壟斷之實，這也會讓市場調節的功能失效。總之，經過三十多年的奮斗，中國制造完全有條件與世界其他國家爭衡，只要消除管理與制度方面的諸種弊端，中國制造一定能夠獲得更為廣大的國際空間與聲譽——起碼現在這種到外國去買優質中國貨的現象會少很多。

作者是新加坡佛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