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雙重視角下的美國“印太戰略”

作者夏立平系同濟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內容提要

從地緣政治角度而言,美國的"印太戰略"是將其"亞太再平衡"戰略和亞太"軸輻"安全同盟體系擴大到印度洋區域,實行兩洋聯結,形成大月牙形同盟與伙伴國網絡。此舉試圖以合作與制約雙管齊下,將中印崛起規制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機制和國際規則框架內。從地緣經濟角度而言,世界經濟重心從大西洋(600558,股吧)兩岸向印太地區轉移是促使美國推出"印太戰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亞太經濟重心從美國向東亞及西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區和印度洋地區東部轉移也促使美國提升這些次區域的戰略地位。印太地區戰略格局正在從一超多強向多極格局演變,形成多個三角關係。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進程不僅取決於兩國國內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緣政治中其他行為者的影響。印太地區正在成為全球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下一個中心地帶。美"印太戰略"使印太地區戰略態勢更為復雜,使中國和平發展面臨更加復雜的外部環境。

近年來，美國奧巴馬政府逐漸推出“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將其作為保持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重要舉措。該戰略將對全球和地區戰略形勢產生重大影響。

早在1924年，德國地緣政治學者卡爾·豪斯霍弗爾(karl ernst haushofer)提出“印太地區/空間”(indo-pacific region/space)的概念。①他的地緣政治理論對納粹德國制定侵略擴張戰略產生影響。20世紀60年代，澳大利亞學界在有關地區安全的研討中開始使用“印太盆地”(indo-pacific basin)一詞。②2007年，印度學者格普利特(002324,股吧)·s.庫拉納(gurpreet s.khurana)在《海上頻道安全：印度—日本合作的前景》一文中，認為“印太地區”指“從東非和西亞的沿海地區，經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直到東亞的沿海地區”。③

在經過一段時間關於是否應接受“印太”術語的辯論后，2012年末和2013年初，時任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在界定印度與東盟和日本關係時使用了“印太”概念。④2013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美國演講中談到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兩個地區匯合的利益時，使用了“印太”這一術語。⑤同年5月，澳大利亞政府頒布的《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正式使用“印太地區”概念，提出：“印太地區對於澳大利亞來說至關重要，與印度建立密切的戰略伙伴關係是澳大利亞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⑥同月，印尼外交部長馬蒂·納塔萊加瓦認為，形成東亞峰會是東南亞國家推行“印太外交”(indo-pacific diplomacy)的有意識的行動，並提出制定“印太條約”(indo-pacific treaty)，以保障“全球增長的地區引擎”。⑦

2014年，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所學者梅麗莎·康利·泰勒(melissa conley taylor)等發表文章認為：“印度與澳大利亞之間對於印太概念的理解有著本質的差異：澳大利亞不希望它成為遏制中國為目的的組織或框架協議的一部分，更傾向於構建包容性的框架協議，然而印度的想法恰恰與其相反，印度的主流看法是反對將中國納入印太概念，並且對於中國在印太地區不斷上升的地位憂心忡忡。”⑧2014年，美國學者莫漢·馬利克(mohan malik)提出“印太正在從地理概念轉變為戰略概念”，印太地區是指“從西太平洋至西印度洋，直到沿著非洲東海岸的地區”。⑨

中國學者從2013年開始發表研究“印太”概念和美國在印太地區戰略調整的論文。對於“印太”概念及其影響，張力認為，美國戰略學界提出“印太”的地緣政治概念，是“旨在以符合美國戰略利益的方式，以海洋和海上頻道整合西太平洋與印度洋所涉范圍內的廣闊地區”；⑩趙青海提出，“印太地區重要性的上升推動國際戰略重心的東移，后者促使‘印太’概念被重新發現和廣泛使用，並被賦予了新的戰略含義”。(11)吳兆禮認為：“‘印太’概念是對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地緣經濟發展趨勢的真實反映，其中除印度戰略空間‘東向’擴展至西太平洋地區外，另一個重要的趨勢就是中國經濟與安全利益的‘西向’延伸”。(12)

對於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調整，韋宗友認為，“奧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將印太地區作為一個戰略整體，在此基礎上對其亞洲戰略進行重新調整和版面，加強與印度、澳大利亞等印太地區樞紐國家的政治、軍事關係，拓展在印太樞紐地區的軍事存在，以此塑造該地區的未來秩序、確保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地區領導權”。(13)曹筱陽指出，“奧巴馬政府將戰略關注重點集中到了海上亞洲，其對‘印太’海上安全的承諾不斷抬升。期間，美國大力增強在‘印太’的前沿存在和軍事部署，支援‘印太’國家的海上能力建設，還通過‘小多邊’方式構建以規則為中心的‘印太’海上秩序”。(14)

本文通過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海軍《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等官方檔案和美國高級官員政策性講話的解析，借鑒地緣政治理論和地緣經濟理論，運用理論分析和文字分析方法，對美國“印太戰略”的主要內容及其與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關係，以及該戰略的影響等問題進行探討。

1. 美國“印太戰略”的主要內容

2010年以來，奧巴馬政府逐步推出“印太戰略”。該戰略雖然仍在形成過程中，但其主要內容已呈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將“亞太再平衡”戰略拓展到印度洋區域，實行太平洋和印度洋兩洋聯結。

奧巴馬政府在出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同時，推出“印太戰略”，表明是為了推行其“亞太再平衡”戰略而配套以“印太戰略”。“印太戰略”實際上是“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2011年11月17日，奧巴馬總統在對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說時宣稱，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亞太地區是美國未來的戰略重點地區，並將為此傾注力量。盡管美國在削減防務預算，但“美國正在將我們的注意力轉向亞太地區的巨大潛力”。(15)同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發表文章稱：“亞太地區已成為全球政治的一個關鍵的驅動力”，“利用亞洲的增長和活力是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核心，也是奧巴馬總統確定的一項首要任務。”(16)這標志著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出臺。在這篇文章中，希拉里還強調印太地區對於美國的戰略重要性。

她指出，從印度次大陸到美國西海岸的橫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廣闊地區正在被航運和戰略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一區域占據世界人口的一半，是全球經濟的關鍵引擎，也是美國關鍵盟國和重要新興大國中國、印度等國的聚集地。為維護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以及確保美國在該區域的戰略利益，美國將調整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區域的軍力部署，將這兩洋區域整合為一個統一的可操作的概念系統，進一步發展與澳大利亞的軍事同盟關係，將其由太平洋伙伴關係提升為印太伙伴關係。(17)這表明，奧巴馬政府將太平洋和印度洋這兩洋區域整合在一個統一的概念系統中，是為了推行其“亞太再平衡”戰略。

2012年1月，時任美國務院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科特·坎貝爾(kurt campell)指出，如何在操作層面將印度洋和太平洋聯系起來，是美國戰略思維面臨的“下一個挑戰”。(18)2013年4月，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塞繆爾·洛克利爾(samuel locklear)海軍上將在美國國會作聽證時，詳細論證了“印度洋-亞洲太平洋”區域在美國全球戰略中日益增長的重要性、面臨的安全挑戰，以及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已經和行將采取的戰略步驟。(19)2013年7月，美國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訪問印度和新加坡，稱美國現在在性質上將印太看作一個地區，將印度向東看戰略和外交接觸看作亞洲未來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20)這些表明，奧巴馬政府試圖在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框架下建構印度洋和太平洋兩洋戰略上的聯系。

2012年1月，美國國防部公布的美國國防戰略方針也強調了亞太戰略的重要性，指出“美國的經濟與安全利益不可分割地維系於從西太平洋和東亞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亞的這一弧形地帶的事態發展”，美國的軍事力量“勢必將向這一地區平衡”。(21)2014年初，美國國防部將原屬於美軍中央司令部管轄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劃入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管轄。這說明，美國國防戰略已經將印度洋和太平洋整合在一起進行設計和運作。

(二)將美國亞太“軸輻”安全體系擴大到印度洋區域，形成大月牙形同盟與伙伴國網絡。

自冷戰以來，美國在東亞與西太平洋地區依靠以自己為核心的“軸輻”安全體系。這一安全體系主要是由美日、美韓、美澳、美泰、美菲等五對雙邊聯盟組成。冷戰結束后，美國在繼續加強這些雙邊聯盟的同時，試圖在亞洲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多邊軍事聯盟或安全機制。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一直在推動建立美日韓聯盟。2003年第二次朝核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力促建立美日韓應對朝核危機的協調機制。2003年1月，美日韓三方協調監督小組在華盛頓發表聲明，要求朝鮮立即采取可以核查的措施，完全放棄核計劃。2010年，美日韓開始舉行國防部長會談。2013年6月1日，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美日韓防長舉行三方會談，討論朝核問題，一致認為，朝鮮的核研發和挑釁行為不僅對本地區安全，對世界也是嚴重威脅，因此三方將合力迫使朝鮮放棄核武器。

2014年4月，美日韓三國高級官員在華盛頓就朝鮮問題舉行三方對話，共同敦促朝鮮避免采取進一步威脅行動。同年12月，美國、韓國、日本三方正式簽署諒解備忘錄，開始共用涉及朝鮮核計劃和導彈計劃的軍事情報。由於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和安倍晉三政府企圖否認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期間發動侵略戰爭給亞洲其他國家人民造成深重災難和日本軍隊強征慰安婦，韓日關係冷淡，韓國只同意將美日韓三邊會談議題限制在討論朝核與導彈問題及美日韓在這方面的合作。美國和日本建立美日韓三邊聯盟的企圖擱淺。

奧巴馬政府推出“印太戰略”實際上是將其亞太“軸輻”安全體系擴大到印度洋區域。美國亞太“軸輻”安全體系是以日本為北錨、澳大利亞為南錨，是一個缺半邊的半月形安全體系。而將這一體系擴大到印度和印度洋區域后，就可以形成一個環繞著東亞大陸的大月牙形同盟與伙伴國戰略網絡，把日本和印度作為平衡和牽制中國的“東西兩翼”，(22)從而使美國在地緣戰略上占有優勢。

奧巴馬政府“印太戰略”的重點之一，是將印度拉入美國的戰略伙伴國網絡。2015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應印度新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邀請，出席印度共和國日慶祝活動，成為史上第一位受邀參加印度國慶活動、也是唯一一位任期內兩度訪問印度的美國總統。在訪問期間，兩國發表《美印關於亞太與印度洋地區的戰略視角聯合聲明》。

美印達成“突破性的諒解”，同意最終克服數年來阻礙美國公司在印度建核反應堆的僵局。兩國領導人續簽了一份十年的防務協議，同意從2015年起延長美印防務合作框架協議，兩國決定在兩國軍方之間開展更頻繁的對話，擴大聯合演習規模，實施“更宏大的防務計劃和活動”，在印度共同研發和制造先進的美國武器系統。這標志著美印防務合作取得重大突破，將助推兩軍關係以及印軍現代化邁上新的臺階。

從加強防務對話與交流機制來說。美印已經建立了兩國軍隊高層互訪機制、聯訓聯演機制、人員培訓機制、情報共用機制、海上合作機制等。目前，美印兩國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已經實現了雙向定期互動，兩國還建立了“國防工作小組”、“陸軍指導小組”、“海軍指導小組”等機制，定期就陸軍發展、反恐、海上頻道安全、打擊海盜和海上安全等問題進行交流。

2015年，奧巴馬總統訪印期間，美印一致同意進一步就雙方關切的領域加強情報交流，美國可以利用其先進的空間偵察與監視系統，向印度提供周邊其他國家的軍事部署動態等情報，印度則能利用其在印度洋地區和安達曼海地區的地理優勢，向美國提供其他國家軍隊在上述地區的活動情報，這將進一步提高雙方對這一地區安全態勢的了解程度和反應速度。

從聯合進行軍事訓練演習來說。印度已經成為與美國舉行聯訓聯演活動最多的非軍事聯盟國家之一，定期舉行的年度聯合軍事演習涉及各個軍種，內容也很豐富。其中，美印海軍舉行的年度“馬拉巴爾”(malabar)聯合軍演始於1992年，已經發展為全球著名的多邊聯合軍演，內容包括反潛、防空和反水面戰等。兩國空軍定期舉行的年度“對抗印度”和“紅旗”系列聯合軍演，旨在促進雙方飛行員的技術交流，加強兩國空中聯合作戰能力。

美印陸軍定期舉行“準備戰爭”yudh abhyas，印度當地語言)年度聯合軍事演習，演習地區通常靠近中印或印巴邊境地區，旨在交流雙方在特殊地帶作戰的經驗和技能。兩國特種部隊定期舉行的“瓦吉拉·普拉哈爾”(wajila-pulahal)聯合演習，演習內容包括戰術演練、遠程監視技能、直升機空降作戰、作戰生存、射擊技巧和聯合跳傘，旨在加強雙方聯合反恐能力。隨著美印防務合作的深入，未來兩國聯合軍演將更加頻繁，更富實質性內容。

從軍品貿易與軍事技術合作來說。2013年，美國已超過俄羅斯成為印度最大的軍備供應方。2005年以來，印度已從美國購買了近9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美國已經和準備向印度提供的先進武器裝備，包括“魚叉ⅱ”(harpoon ⅱ)型反艦導彈、p-8i(p-8 poseidon)海上反潛巡邏機、c-130j“大力神”(hercules)運輸機、c-17ⅲ“環球霸王”(c-17 globemaster ⅲ)戰略運輸機、“奧斯汀”級(austin class)“特倫頓”號船塢登陸艦(trenton dock landing ship)、“支奴干”(ch-47 chinook)重型運輸直升機、“阿帕奇”武裝直升機(apache)、m-777超輕型榴彈炮等。美印兩國在奧巴馬總統2015年訪印期間就未來十年防務合作達成新的協議，為美向印進一步提供先進的武器裝備開啟了綠燈。

(三)合作與制約雙管齊下，將中印崛起規制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機制和國際規則框架內。

近年來，美國對亞洲，特別是對崛起中的新興大國中國、印度等密切關注。2010年5月奧巴馬政府出臺的第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亞洲經濟的迅速增長已使該地區與美國的未來繁榮緊密相聯。這一點因該地區存在數個‘影響力中心’而更顯重要”。美國力圖運用接觸、合作和制約等多種手段將新興大國中國和印度的崛起規制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機制框架內。2015年2月奧巴馬政府的第二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認為，“大國力量平衡的變化產生合作的機遇和風險……特別是印度的潛力、中國的崛起和俄羅斯的侵略都對大國關係的未來造成重大影響。”(24)

美國對中國繼續采取“兩面下注”戰略，即與中國在能合作的領域和問題上合作，同時對中國可能對美國世界和亞太領導地位的挑戰進行制約。2010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稱，“我們將繼續尋求與中國建立積極合作全面的關係。我們歡迎中國與美國及國際社會一道，在推進經濟復甦、應對氣候變化與不擴散等優先議題中，擔當起負責任的領導角色。我們將關注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並做好準備，以確保美國及其地區和全球性盟友的利益不會受到負面影響。”(25)2012年1月出臺的美國國防戰略方針關於中國崛起的表述是，“中國崛起為地區大國將使其具備從不同層面影響美國經濟和安全的潛在能力。”2015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布，美國將繼續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但報告也提到美國歡迎“一個穩定、和平與繁榮的中國崛起”，尋求同中國建立“建設性”關係。報告指出，盡管美中之間有競爭，但美方不接受雙方必然走向對抗的說法。與此同時，美方將從“實力的立場”出發來管控美中競爭，要求中方在海洋安全、貿易和人權等議題上遵守國際準則。美方將“密切監控”中國軍事現代化進程以及在亞洲擴大存在的相關動向，同時想辦法降低出現誤解、誤判的風險。(26)對比這兩份報告，美方對中國的戒備感愈來愈強。

奧巴馬政府對印度政策以接觸和合作為主。2010年5月奧巴馬政府《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美國與印度正在構建戰略伙伴關係，這是基於雙方共同利益、世界上兩個最大民主國家的相同價值觀，以及兩國人民的緊密聯系。……我們贊賞印度通過二十國集團等組織，在全球性問題上發揮日益提升的領導力。我們將尋求與印度一道，努力促進南亞及世界其他地區的穩定。”(27)

2015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在南亞，我們繼續加強與印度的戰略和經濟伙伴關係。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我們分享內在的價值和相互利益，這形成了我們合作的基石，特別是在安全、能源和環境領域。我們支援印度發揮安全的地區提供者作用和它擴大在關鍵的區域機構中的參與。我們繼續推行‘亞太再平衡’與印度的‘東向’政策有戰略交匯點。”(28)這表明，美國試圖利用印度推行其“亞太再平衡”戰略。

2.地緣經濟與美國的“印太戰略”

地緣經濟學是從地理學的角度研究、探討地理因素是怎樣在不斷變化的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中發揮作用。運用地緣經濟理論分析美國“印太戰略”可以得出如下觀點：

(一)世界經濟重心從大西洋兩岸向印太地區轉移是促使美國推出“印太戰略”的重要原因之一。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經濟重心開始從大西洋兩岸向印太地區轉移。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在過去30年中，亞洲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10%上升至30%。(29)這一地理區域是當前全球經濟最為活躍的地區，既有中國、印度這兩大正在崛起的經濟巨人，也包括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等發達經濟體。全球十大港口中的九個均在亞洲。目前，印太地區已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全球消費品的主要生產地。僅2012年，印太地區內的雙向貿易就超過八萬億美元。(30)

經濟全球化和中印崛起使亞太地區與印度洋地區在經濟上聯為一體，這也使得印度洋重要性上升。受亞洲經濟增長的驅動，印度洋正超過大西洋和太平洋成為世界最繁忙、最具戰略意義的貿易走廊。

世界1/3大宗商品和約2/3的海運石油經過印度洋。(31)印度洋還提供全球一半的集裝箱運輸，70%的石油產品運輸需要通過印度洋由中東運往太平洋地區。印度洋在地理上是四大洋中與各大陸平均距離最近的大洋，連接印度洋和南中國海的馬六甲海峽和印度洋上的霍爾木茲海峽、曼德海峽是全球能源運輸的咽喉要道和對全球貿易有重大影響的戰略要點。

其中，全球40%的原油貿易要通過霍爾木茲海峽。40%的全球貿易運輸經過馬六甲海峽，每年約有10萬艘船只(大多數為油輪)通過馬六甲海峽，該海峽每年的商船通行量占全世界的1/3，吞吐量分別為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的6倍和17倍。印度洋的石油航線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仰賴的“戰略生命線”。“隨著南亞和東亞經濟活動的迅速增加，印太海上頻道正成為21世紀具有支配地位的國際水道——正如古時地中海和20世紀大西洋一樣。”(32)美國在印度洋的戰略目標是，保證控制印度洋具有戰略意義的航道、海峽和海域，特別是對波斯灣水域的控制，確保印度洋航道的暢通及美國在印度洋的戰略優勢。

印太地區經濟重要性的大大上升和在經濟上聯為一體是促使美國推出“印太戰略”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國企圖以此為實現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目標服務。

(二)亞太經濟重心從美國向東亞及西太平洋地區和印度洋地區東部轉移，促使美國提升這些次區域的戰略地位。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20世紀末，亞太地區的經濟重心在太平洋西岸，即在美國。美國曾是全球和亞太地區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是最大的市場和最大的產品制造及出口國之一。現在印太地區發生的一個重大趨勢是，亞太地區經濟重心開始從美國向東亞及西太平洋地區和印度洋地區轉移。2014年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和第八大經濟體印度在印太地區。

普華永道國際會計事務所201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預測，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到2050年中國和印度將分別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是第三大經濟體。(33)美國花旗集團2012年3月一份報告預測，印度經濟總量到2050年有望達到85.97萬億美元，屆時將超過中國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34)

與此同時，印太地區經濟合作和經濟一體化趨勢正在發展。

2014年11月，在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決定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批準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路線圖。這是朝著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方向邁出的歷史性一步，標志著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的正式啟動，體現了亞太經合組織成員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信心和決心。2014年7月1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印度總理莫迪在巴西舉行的首次會面中，邀請莫迪總理參加2014年11月於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這表明中國對印度參與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持開放包容的態度。

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東亞區域合作進程取得較大進展，逐步形成了包括東盟分別與中、日、韓(10+1)自貿區、東盟與中日韓(10+3)對話機制在內的一系列區域合作機制。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全面啟動。2014年東盟和中國的貿易額超4800億美元，(35)成為一個涵蓋11個國家、19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達13萬億美元的巨大經濟體，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貿區，也是發展中國家間最大的自貿區。

近年來，由東盟十國發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共同參加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英文縮寫rcep)，也取得進展。它的目標是通過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達成建立16國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達成，“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機制將涵蓋約35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總和將達23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1/3，所涵蓋區域也將成為世界最大的自貿區。

由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等六國作為成員國的上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將開展經貿、環保、文化、科技、教育、能源、交通、金融等領域的合作，促進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均衡發展作為宗旨之一。該組織近年來在經貿合作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和蒙古是觀察員。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正在積極申請成為正式成員。

2013年，中國提出建設“一帶一路”的倡議。絲綢之路經濟帶涵蓋若干通往印度洋地區的經濟走廊，包括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等。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主要有西線、東線和南線三條線。其中，西線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經馬六甲海峽和印度洋，途經東南亞、南亞、西亞、中東、北非，通達歐洲。

(三)“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在現階段排除中、印、印尼等印太地區經濟大國。

“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原是2005年5月28日由文萊、智利、新西蘭、新加坡四國發起，其宗旨是成員之間彼此承諾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以及投資等領域相互給予優惠並加強合作。其中最為核心的內容是達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務在內的綜合性自由貿易協議，即成員國90%的貨物關稅立刻免除，所有產品關稅將在12年內免除。該協議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建立自由貿易區。2008年美國宣布加入談判，並邀請澳大利亞、秘魯等一同加入談判。2009年11月，美國正式提出擴大“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談判。自此美國全方位主導“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談判。此后，日本、馬來西亞、越南、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成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談判成員，使“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談判成員數量擴大到11個。(36)

“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美國主導“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談判進程的主要目的是：

第一，阻止在亞洲形成排除美國的區域貿易集團，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戰略利益。亞洲是美國具有關鍵戰略利益的重要區域。為此，美國不僅要在政治、軍事上維持主導地位，還必須在經濟上維持主導地位。在區域經濟合作方面，阻止在亞洲形成排除美國的區域貿易集團是美國貿易政策的重要目標。美國學者莫新·s.汗(mohsin s.khan)認為，亞洲形成一個將美國排除在外的區域貿易集團對美國不利。(37)根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評估，一個沒有美國參與的東亞自由貿易區可能使美國公司的年出口至少損失250億美元，或者約20萬個高薪崗位。(38)美國通過建立“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可以避免自身被排除在亞洲尤其是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之外，從而可以獲得現實的經濟利益和長遠的戰略利益。

第二，全面介入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趨勢，重塑並主導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進程。2010年1月1日，有19億人口和6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成，這對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有著重要的影響。在美國看來，名義上是東盟主導整個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實際上東盟只是東亞經濟一體化這輛車的駕駛員，中國對這輛車行駛方向的影響力才是美國關注的焦點。隨著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發展和中國地位的提升，美國在亞洲的經貿影響力相應衰落。美國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談判不僅全面介入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趨勢，而且能夠重塑並且主導未來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進程，成為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規則制定者和進程領導者。通過區域經濟合作打開新的市場空間，確保美國企業能夠自由和公平地進入這些最具活力的出口市場。

“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打破傳統自由貿易區(fta)模式，創立新的自由貿易區模式，制定高貿易標準和綜合性自由貿易協議，使其成為亞太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典范。該協定專注基礎服務業、能源和環境問題的談判，將規則透明度作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談判的優先關注點。“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的新標準更加關注工人和環境問題。

奧巴馬政府將“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作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但“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未邀請印太地區經濟大國中國、印度、印尼等參加該進程，其原因主要是為了至少在第一階段將新興大國排除在外。美國“印太戰略”的矛盾之處是：中國和印度被排除在“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之外，但中國和印度是印太地區經濟發展的兩大引擎，這使“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的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這也是美國“印太戰略”在經濟方面的欠缺之處。

3.地緣政治與美國的“印太戰略”

地緣政治是人類政治中歷史最悠久的現象之一。它包括客觀和主觀兩個層面的含義。在客觀層面上，它指客觀存在的地緣政治態勢、關係和過程；在主觀層面上，它指人們在對這些客觀存在的地緣政治現實認知、理解和運籌的基礎上產生的思想、理論和方法論。

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943年發表《和平地理學》一書，在麥金德的“心臟地帶”概念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邊緣地帶(rimland)”學說。他認為，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發生在邊緣地帶，而且邊緣地帶在經濟上、人口上都超越心臟地帶。因此控制了邊緣地帶就等於控制了歐亞大陸，控制了歐亞大陸就等於控制了世界的命運。他提出，從西亞、南亞、東南亞到東亞整個沿海地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帶，因為：第一，這一地帶具有發展經濟的優勢，是工業化的重要地帶；第二，它集中了能源以及很多戰略性的資源；第三，這里還是海權和陸權進行角逐的最關鍵所在。(39)這一理論突出了印度洋至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在國際地緣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對奧巴馬政府“印太戰略”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

(一)“印太戰略”把亞太地區與印度洋地區在地緣政治上聯為一體

在古代，由於喜馬拉雅山脈的阻隔，東亞地區和南亞地區在地緣政治上是相對獨立區域，相互影響較少。冷戰結束后，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和中印的崛起，亞太地區與印度洋地區在經濟貿易上的聯系越來越密切。

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政府的“印太戰略”將亞太地區與印度洋地區在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上聯為一體，增加了東亞地區和南亞地區的互動，進一步鼓勵了印度“向東看”戰略。2012年12月3日，時任印度海軍司令d.k.喬希(d.k.josh)在記者會上稱，雖然印度不是“南海爭議”的相關國家，但印度已經做好準備赴南海，以保護該國在這一海域的海事和經濟利益。同月20日，印度和東盟決定，將雙方關係升級為“戰略伙伴”關係，並在共同發表的《印度-東盟展望2020年宣言》中提出加強海洋安全領域的防務合作。2013年11月，印度與越南簽訂為期三年的石油勘探備忘錄。根據該檔案，越南向印度提供南海上的七個石油區塊，包括三個獨家開采的石油區塊。這使得南中國海的安全形勢更加復雜。

近年來，巴基斯坦也開始接受“印太”概念。2015年2月，巴基斯坦參聯會主席拉沙德·默罕默德(rashad mohammed)在卡拉奇舉行的第六屆國際海洋研討會上指出：“印太地區有活力的社會政治條件和經濟潛力，各國在該地區安全環境中印太地區沿海要應對的挑戰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減輕海上風險和脆弱性要求協調一致的努力。因此，該地區沿海國家需要以合作而不是競爭的精神關注合作性的海上安全。它們在發展軍事能力、部署海軍和開發資源時不應導致地區緊張的上升。”(40)

(二)印太地區格局正在從一超多強向多極格局演變，形成兩類多個三角關係

當前，亞太地區正處於地緣政治的轉型期。冷戰結束后，亞太地區是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和多個強國並存的“一超多強”格局。隨著中國、印度、東盟等新興力量崛起，以及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受到削弱，美國的實力相對下降，亞太地區正在向多極化方向發展。印太地區作為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整體性的形成，進一步加快了多極化趨勢的發展。

印太地區多極化趨勢的表現形式之一是形成兩類多個三角關係。第一類三角關係以三角博弈為主，包括中美印三角關係、中美日三角關係、中美俄三角關係、中美澳三角關係等。第二類三角關係以三邊合作為主，包括美日印三邊關係、美日澳三邊關係、美印澳三邊關係、美日韓三邊關係等。雖然根據國際政治中的三角關係理論，這第二類三角關係主要是三邊合作，不是典型的三角關係，但美國越來越重視這些三邊合作關係，這就表明美國在實力相對下降的情況下，不得不更多依靠盟國和伙伴國家的力量。

中美印三角關係是印太地區最重要的三角關係之一。美國是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最大的發達國家，又是國際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的大國。中國和印度是兩個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互為鄰國，又是國際體系中兩個上升的大國。中美印互動關係朝什么方向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世界的戰略格局和國際體系的走向。美國有的人企圖用提升美印關係來制約中國。但美國能否利用印度來平衡和制約中國，並不完全取決於美印關係的發展。因為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中印兩國之間有許多共同利益。首先，中印兩國的發展是在亞洲興起大背景下進行的。世界經濟和政治重心正在從大西洋兩岸向印太地區轉移，中印兩國都發展起來，才能實現亞洲崛起和亞洲世紀；其次，中印作為兩個最大發展中國家，都致力於提高本國人民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相互軍備競賽或相互牽制，並不符合兩國國家利益；第三，中印兩國都是新興大國，歷史上都有著遭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侵略的遭遇，現在都面臨著實現現代化的任務，它們的戰略目標是並行不悖的，相互間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兩國都致力於國內經濟發展，並希望實現地區與世界和平。中美之間也有許多利益交匯點，它們的戰略目標並不是相互衝突的，雖然有相當多矛盾之處。中美印之間是有可能避免“安全困境”的，因為安全的內涵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傳統軍事安全雖然仍很重要，但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上升促使中美印更多進行合作。世界正處於一個新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在“地球村”中，中美印共同面臨恐怖主義、傳染性疾病等許多非傳統安全威脅，需要合作加以應對。

中美澳三角關係是印太地區重要的三角關係之一。美澳是盟國，兩國承擔安全方面的相互義務。2014年，中國購買了澳全部出口商品總額的33.8%，中澳貿易總值達到約12820億美元。(41)近年來，美澳軍事關係加強。2011年11月，奧巴馬總統宣布，美國從2012年開始在澳大利亞駐扎250名海軍陸戰隊員，未來駐澳美軍總兵力將達到2500人。這些部隊進駐澳大利亞北部達爾文港的羅伯遜軍事基地。這是美軍戰斗部隊首次正式駐軍澳大利亞。美國海軍正在考慮獲得更多使用珀斯附近西部港口艦隊基地設施的機會，甚至希望派遣美國軍艦輪換駐扎使用這些基地設施。美國核潛艇曾不時利用這些設施，因此存在先例。

美國空軍b-52戰略轟炸機和b-2隱形轟炸機將可能開始使用澳大利亞北部的跑道，這也是加強美國與澳大利亞國防軍之間聯合訓練演習的一個途徑。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防務分析專家扎克·庫珀(zack cooper)認為：“美國一直對利用這些基地很感興趣，如果不是能夠隨時使用，那至少也能夠通過它們進行部隊的輪換。此外，從地理角度來說，這些基地位置極佳，可以讓美國在需要的時候輕松地快速到達東南亞。”(42)由此可見，美國在澳大利亞派駐戰斗部隊和艦機，以及美澳加強防務關係，主要是為了應對在南海和東南亞可能發生的危機事態。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在經濟上又難以離開中澳經貿關係。中國自2007年起是澳大利亞最大貿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出口目的地。礦石和能源是澳大利亞出口中國的最大宗商品。這些使得澳大利亞不愿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但中美澳三角關係中也存在一些博弈因素。

中美俄三邊關係是在冷戰結束后逐漸形成的。在中美俄三邊關係中，中美之間和美俄之間的關係競爭與合作並存，摩擦與協調交替。1996年中國和俄羅斯決定建立和發展兩國“平等信任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這一關係是“建立在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基礎上的新型國家關係”。(43)2001年7月16日，中俄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徹底擯棄了那種不是結盟就是對抗的冷戰思維，是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型國家關係的體現”。(44)中美經貿關係的日益密切已經使經濟合作成為兩國關係的最重要壓艙石。在中美俄三邊關係中，中俄兩國之間的關係要好於他們各自與美國的關係。中俄兩國並不是與美國全面對抗，而只是在某些主要問題上，如美國發展導彈防御系統、北約東擴等，尋求加強相互合作以在外交上應對美國。從現實情況看，中美之間和俄美之間由於既有很多共同利益又有許多矛盾，因此形成既合作又競爭關係的可能性最大。但在烏克蘭危機發生后，美俄之間的對抗性有所上升。中俄兩國與美國之間在某些傳統安全問題上會出現“零和”模式；但由於各國在經濟方面相互依存關係的發展和存在許多跨國界問題，它們在大多數非傳統安全問題上，如環境惡化、國際恐怖主義、毒品等，將不得不尋求良性互動或良性互不動，面臨“三贏”模式或“全輸”模式。

中美日三角關係在冷戰結束后成為印太地區影響最大的三角關係之一。當前，國際戰略形勢正處在深刻變化之中。中美日三角關係也在進行前所未有的調整。現在中美日有很多共同利益。它們相互之間的貿易和經濟合作關係不斷發展，在經濟上日益相互依存。中美都希望亞太地區保持和平與穩定，都需要進行合作來解決一些全球性問題。但日本右翼和安倍政府企圖否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安倍政府意在修改日本和平憲法，加強軍事力量。日本政府宣布所謂“釣魚島國有化”，激化了中日關於釣魚島主權歸屬的爭議。美國為了制約正在上升的中國，強化美日聯盟。這些成為造成中美日三邊關係復雜化的重要因素。從長遠來說，中美日有必要建立平衡穩定、合作共贏的三邊關係，這將是構建全球大國戰略穩定框架的重要一環。

美日印三邊關係、美日澳三邊關係、美印澳三邊關係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即都是以美國為主導、通過三邊政治和軍事合作來鞏固美國在印太地區和世界領導地位，加強應對地區不測事態能力，牽制和平衡中國，日印澳三國則企圖通過這種合作加強自身地位和能力，獲取自己需要的利益。2007年4月，美日印三國在日本海域舉行首次聯合軍演。同年9月，美日印澳等國在印度洋舉行了代號為“馬拉巴爾07-2”(mallabar 07-2)的海上聯合軍演。2009年，美日印三國海軍再度合作，在沖繩附近海域展開軍演。2011年12月19日，美日印首次三邊對話在華盛頓舉行。2013年10月第五次美日澳三邊戰略對話部長級會議發表含涉東海、南海問題內容的聯合聲明。2014年7月，正在澳大利亞訪問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呼吁加強美日澳三邊關係，日澳並簽署兩國《經濟伙伴關係協定》(epa)和《防務技術和裝備轉移協定》。

總體來說，在第一類以博弈為主的三角關係(包括中美印三角關係、中美日三角關係、中美俄三角關係、中美澳三角關係等)中，雖然美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矛盾中起主要作用的方面，而這些三角關係的性質，主要地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但中國仍有較大或一定的回旋余地和博弈空間，特別是在中美俄三角關係中。在第二類以三邊合作為主的三角關係(包括美日印三邊關係、美日澳三邊關係、美印澳三邊關係、美日韓三邊關係等)中，美國占有主導地位。

美國和日本試圖構建“美日印澳菱形”安全合作機制。2013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文章認為，中國快速擴張軍力，已經造成嚴重威脅，提出構建美日印澳“亞洲民主安全之鉆”的構想，希望拉攏美國、澳洲和印度一起建構對中國的“鉆石包圍網”。2014年7月，日澳簽署《防務技術和裝備轉移協定》加強了美國與日澳三邊安全對話的軸心，美希望把印度也拉進來變成“四邊機制”。但是，澳大利亞對此並不積極，印度也不愿成為美日制約中國的棋子。因此，美日構建“美日印澳菱形”合作機制的企圖仍然擱淺。

(三)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進程不僅取決於兩國國內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緣政治中其他行為體的影響

當前，中國和美國作為世界第二大和第一大經濟體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許多分歧，兩國既合作，又競爭。中美關係從冷戰時期以外部驅動(蘇聯霸權主義威脅)為主到現在是以內在動力與外部驅動並存，以內在動力為主。中美關係內在動力正在深化，不僅兩國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上升，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進口來源地，中美互為主要外國投資來源地之一，而且兩國從官方到民間相互交流的深度和廣度都已經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外部驅動力也從冷戰時期共同應對蘇聯霸權主義軍事威脅為主，轉變為在許多全球問題和地區問題上應對非傳統安全和傳統安全的共同挑戰，需要合作維護共同或並行不悖的利益。

近年來，中國倡導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但是奧巴馬政府推行“亞太再平衡”和“印太戰略”，使影響中美關係的其他行為體數量由此增加。例如，奧巴馬政府在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印太戰略”中加強美日聯盟，發展美印戰略伙伴關係，將美日聯盟和美印戰略伙伴關係作為“美地區戰略的重要壓艙石”，(45)使日本安倍晉三政府有恃無恐解禁集體自衛權，有意修改日本現行憲法第九條，為與中國發生衝突做準備，今後甚至可能主動挑起與中國的武裝衝突，拉美國下水，故意引發中美衝突。這將加劇地區的局勢的緊張。

4. 美國“印太戰略”的影響

隨著美國繼續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其“印太戰略”的影響在增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印太地區正在成為全球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下一個中心地帶

美國“印太戰略”作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促進亞太地區與印度洋地區在地緣經濟、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上聯為一體，加速世界經濟政治重心從大西洋兩岸向印太地區轉移。這將使印太地區成為大國競爭、領導權博弈、領海爭端的下一個集中地，也促使印度成為亞太地區的重要地緣戰略行為者之一。

從地緣經濟上說，印太地區是當今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該地區內的區域化(regionalization)與區域主義(regionalism)合作都在發展。區域化是指某一區域內由非國家實體，主要是跨國公司在市場力量影響下進行貿易和投資所推動的區域經濟和社會一體化。而國家推動的區域主義又稱“地區主義”，是指國家通過進行相互之間的經濟合作安排，建立各種多邊國際機制包括區域性的經濟合作組織，來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進程和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都是開放性的，有很大包容性，其發展必然推動印太地區經濟一體化，雖然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從地緣政治上說，印太地區在全球的地緣戰略地位正在上升。該地區內既有國際體系的守成大國美國，也有國際體系中的新興力量中國、印度、東盟等，還有國際體系中的其他重要行為者俄羅斯、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印太地區當前和未來相當長時期地緣政治的核心問題是，一方面，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包括美國能否順應世界多極化趨勢的新潮流，適應、接受和容納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的崛起並在國際體系中發揮更大和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中國、印度等崛起的新興發展中大國能否融入和適應國際體系和地區秩序，並在參與中推動國際體系和地區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轉變。這種相互之間的安全博弈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二)印太地區戰略態勢更為復雜

美國“印太戰略”將其亞太“軸輻”安全體系擴大到印度洋區域，使印太地區戰略態勢更為復雜，使能夠影響中美博弈的地緣政治行為者增加，也使中美博弈和合作的戰略空間大為擴大。首先，美國企圖拉攏印度來制約中國，中國為了保護在印度洋海上航道的安全而向印度洋派出海軍艦艇，中美印在印度洋既有博弈，也可以合作；其次，美國在地緣戰略上企圖形成對中國的大月牙形制衡圈，將增加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刺激該地區海軍軍備的競爭；再次，日本借機加強與印度的防務合作，企圖在東西兩個方向為制衡中國版面。2012年12月，日本安倍晉三政府上臺以來，日印關係，特別是安全合作關係有了很大進展。兩國加強防務領域的戰略合作，包括定期舉辦聯合作戰演習、定期開展軍事交流，以及加強反海盜、海上安全和反恐合作等。

(三)中國和平發展面臨更加復雜的外部環境

美國為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印太戰略”，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有針對中國的因素。2015年3月13日，美國海軍、海軍陸戰隊和海岸警衛隊發布的《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認為，過去兩年間，中國在海上和空中都變得更加咄咄逼人，這加劇了中國同許多鄰國之間的領土爭端。“這種行為，再加上中國軍事意圖缺乏透明度，導致了緊張和動盪，這可能帶來誤判甚至衝突升級。”(46)為了應對這種形勢，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計劃向包括印度在內的亞太地區派遣更多先進的軍事資產和最尖端的軍事平臺。這些先進的軍事資產包括f-35聯合攻擊戰斗機和mv-22“魚鷹”運輸機等。表明未來幾十年美國將利用大量的資源確保其從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海上主導地位。

2015年3月3日，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海軍上將在訪問印度時稱“我們的經濟未來在於太平洋和印度洋”。他提出把一年一度的“馬拉巴爾”軍演升級為多邊軍演，讓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定期參加。他主張，“每個國家的海軍在印度洋—太平洋建立多國海上關係的行動中都要發揮一定作用。”(47)“加強美印伙伴關係有助於我們確保其他國家尊重國際法，並推動我們的共同承諾，即所有國家都可以公開獲取海洋、天空、太空和網絡等共用的全球公域”。(48)

2015年，美國軍方發布《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強調美國在印度洋—亞太地區的巨大優勢之一是眾多的朋友和盟國。該檔案說：“基於共同的戰略利益，美國尋求加強與印度洋—亞太地區的長期盟友的合作，其中包括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菲律賓、韓國和泰國，並繼續發展與孟加拉國、文萊、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巴基斯坦、新加坡和越南等國的伙伴關係。”(49)這些都是美國為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印太戰略”而采取的舉措。對中國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和平發展將產生某些負面影響。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有的項目需要經過南亞和印度洋，美國如認為需要，可以利用其盟國或伙伴國對中國進行牽制。如果中美之間爆發武裝衝突，中國的能源運輸也難以通過印度洋。

“印太戰略”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它將美國亞太“軸輻”安全體系擴大到印度洋區域，形成大月牙形同盟與伙伴國網絡。這既出於美國地緣戰略的需要，也是地緣經濟發展使然。印太地區在全球的地緣戰略地位正在上升，將成為全球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下一個中心地帶。這將使印太地區成為大國博弈一個新的競技場。

文章來源：《美國研究》2015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