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業革命露端倪 世界現“兩超多強”格局

  日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金燦榮在上海市委黨校發表演講，他指出，未來十年可能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起點年，中國曾抱憾於三次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第四次不能缺席。應將期待眼光放於材料工業如納米技術、生命科學如基因技術、新能源如核聚變和氫能源這三大領域。在經歷了蒸汽時代、電力時代、計算機時代后的世界，新的全球革命將會是又一次大國間合作的機遇。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世界格局：從“一超多強”到“兩超多強”，西方主導體系瓦解

中國崛起將在未來十年變成現實。1937年一個中等強國日本在完全實現工業化的基礎上，便可輕而易舉地打斷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而當下世界范圍內已無任何國家有能力阻止中國的崛起。從1937年，95%以上人口生活於農村，到建國后工業化進程的穩扎穩打，中國戰爭時代“人肉坦克”的特色已轉變為制造業山寨史上的奇跡。

只要不犯國內政策錯誤，中國崛起無法阻擋。從國際趨勢而言，過去500年，近代歷史的基調是西方主導的，但如今，面對中國的崛起，外部力量卻無可奈何。

回望過去近500年，當15世紀末哥倫布開始地理大發現，16世紀初麥哲倫環球航行，歐洲人對世界的認知逐步科學化，而此時的東方，“天圓地方”依然統率著中國人的天文觀。此后伴隨工業革命、現代科技、現代意識形態、社會運動等，世界性的重大事件都在西方集中發生，如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一戰、二戰、冷戰等，這也促成了西方勢力加速在世界各地的拓展。

其中唯一一次非西方的挑戰是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的崛起，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通過在理論上宣揚日本和四小龍的成功是西方模式成功，同時對它們進行戰略控制，將此成功化解。而從國內因素而論，國內的一些小起伏並不會干擾崛起的趨勢。

中國崛起這個無法化解的趨勢在物理和心理層面都改變著世界格局。

從物理層面分析，全球的政治、經濟中心將逐步從歐洲轉至亞洲，從大西洋(600558,股吧)轉至太平洋(601099,股吧)。在這個過程中，另兩種趨勢應運而生，第一種是中美關係決定了21世紀國際關係的基本性質。

1991年蘇聯解體，兩極冷戰格局結束后，美國堅持永遠維持唯一超級大國的戰略，拉攏英、日等國，行成了稱霸多年的一超多強格局，而同時的中國、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國家極力主張世界多極化，構成第二支對抗力量。伴隨1978年以來中國改革開放的顯著成果，中國在多強中脫穎而出，另一種意想不到的世界新格局正在形成，即“兩超多強”。

在今年十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最新半年世界經濟報告中，中國位居第二，並且呈現出與美國接近，與日本、德國拉開距離的趨勢，而這種勢不可擋的崛起也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中促成了中美的戰略合作，西方七國集團會議由此擴大至二十國，中國成為重要一員，成為“g1+g7→g2+g20”的一次轉折，“中等強國群體崛起”的趨勢也在“兩超”的大背景下展開，諸如土耳其、伊朗等在1990年代美國如日中天之時毫無發言權的國家，開始在多極化的訴求下振興。

從心理層面入手，中國的崛起也將打破西方文明一元化的定論，過去被認為是唯一實現人類工業化道理的西方模式，正承受著另一條中國特色道路的挑戰。

世界經濟：金融危機陰影殘留，全球進入下行周期

國際格局下，世界經濟是一道無法掩蓋的傷疤。經濟學界曾於2008年金融危機后預測，5年內世界經濟將擺脫蕭條態勢，然而2013年歐洲國家債務危機席卷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與西班牙，美國媒體更用這五個國家的英文首字母拼湊的單詞“piigs”（中文：笨豬五國）加以嘲諷。當時新一輪的預測將希望放在了2015年，然而隨著今年中國經濟的放緩，這個期待似乎又再次破滅。

如果將世界經濟比喻為一個處於病后康復的非健康狀態的病人，即使最新的言論認為2020年世界經濟將恢復，但這個漫長的“休養”過程中，實則依賴著“量化寬鬆”這個藥物的維持。

世界經濟周期從2008年后處於20年的下行期

世界經濟范圍內，有三大周期參與運轉：消費者每5年的心理偏好變動決定了消費品興衰的短周期、制造業決定的為期12年左右的中周期、非線性科技創新頻率決定的50年左右的長周期。

從長周期看，自世界工業化啟動以來，在某個階段由於積累技術的成熟，市場、投資、就業、稅收等同步繁榮，世界經濟呈現上行周期，但同時，一段時間后，技術積累無法跟上需求，開始匱乏，市場便進入蕭條的下行周期，而這個“時間”基本為“每50年一個周期”，描述這個現象的即“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理論”，由前蘇聯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於1925年提出。

如果將該理論投射於現實，從上世紀80年代初至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前，it革命的擴展導致了20多年世界經濟的繁榮，然而2008年之后的近20年內，下行周期的烏云似乎將籠罩世界。

國內經濟轉向“消費首位、投資第二、出口第三”。這種國際形勢下，對國內經濟有兩點啟發。首先，從改革開放初期國際環境下順風順水、事半功倍，到現今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這需要引起注意，並加以正確應對；其次，與之呼應的經濟政策也需調整，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首位、出口第二、消費第三”要朝著“消費首位、投資第二、出口第三”的方向逐步靠攏。

世界變革：全球性問題層出，第四次工業革命指日可待

隨著世界多極化、全球化的深入，全球治理問題成為國家之間的又一個重要話題。當前這一部分的問題主要集中於兩方面，第一是大國關係的變差，例如美俄的烏克蘭問題，中日的釣魚島問題等；第二則是非傳統安全問題突出，恐怖主義、自然災害、埃博拉等蔓延世界。全球問題開始嚴重，治理需求上升，然而大國間由於嫌隙，協調能力變弱，治理供給下降，最終造成全球治理的赤字，這將成為未來十年世界的又一大趨勢之一。

過去作為全球問題主要解決者的歐美國家，一方面歐洲受到難民危機、東部烏克蘭危機、南歐債務危機的影響，開始“有心無力”；另一方面美國將注意力集中轉移至亞太地區，尤其針對中國，而“新孤立主義”對於曾經耗費在國際問題上心血的不認同也導致了其逐漸的“有力無心”。在這種契機下，“世界期待中國”，雖然全球治理本身是國家利益所需，如出口、一帶一路等實踐都需要一個良好的國際秩序，但中國還是一個學徒，還在學習的過程中。

另一個對於國家內政沖擊較大的是全球政治的覺醒。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城市化加速，缺乏競爭力的農村青年大量進入城市，自身條件的匱乏與城市大環境的誘導，極易出現憤怒情緒；

其二，教育的普及下，大多數國家低檔的6年義務教育多培養出半懂不懂的“三腳貓”，但又在網絡啟蒙下認為自己無所不知，最終被自以為是的民粹主義綁架；

其三，全世界中產階級隊伍在過去的20年中變得龐大，但新生力量與政府的協調仍需要經歷一個充滿矛盾的長期過程；

其四，網絡的滲透力使這個“只有20多歲的青年”將虛擬世界帶入人類生活，由此造成的政治后果主要是化解了政府對資訊的壟斷和控制，社會自組織能力在平面化的資訊時代增強，但網絡背景下的政治討論往往受到碎片化、快餐化的限制，陷入極端言論、負面偏好的不利漩渦。

從這個層面出發，可以預測的是，西方國家將進入弱領導時代，伴隨外部地位下降，內部矛盾突出，政府往往會成為民眾的出氣筒。

面對相似的世界性挑戰，反觀大國關係，合作與競爭並行。首先，基於文明衝突的意識形態分歧將加劇。當年冷戰背景下，美蘇兩國的競爭雖也以此為重點，但本質上仍為西方內部的兩種主義之爭，而當下，文明競爭更為深刻復雜。

其中主要分為五派矛盾：第一，以美國為首的普世價值派占主要力量，推行霸權主義；第二，約16億穆斯林教徒，發展至極端則產生恐怖主義；第三，造反派，例如俄羅斯普京、拉美左翼領導查韋斯等人在認同西方政治價值的同時卻又遭到排斥與歧視；第四，“逍遙派”中國相對信仰力量較弱；第五，約9億被遺忘人口分布於海地、索馬里等落后國家。而目前前三者矛盾較為尖銳。

但是，未來十年可能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起點年，中國曾抱憾於三次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第四次不能缺席。應將期待眼光放於材料工業如納米技術、生命科學如基因技術、新能源如核聚變和氫能源這三大領域。在經歷了蒸汽時代、電力時代、計算機時代后的世界，新的全球革命將會是又一次大國間合作的機遇。

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外交進取心下，外部挑戰依然嚴峻

“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型大國關係”等，一系列新理念在過去3年的中國外交中出現。面對國內外對於中國是否放棄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戰略，當下，習近平主席執政的當下，“戰略堅持，戰術改變”是一大特色。

然而未來十年內，中國雖能憑借自身的強大規模與工業化力量，但外交挑戰依然存在。一方面，如19世紀西方盛行的“真理在大炮射程范圍內”的言論在全球並無變化，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導致強權政治的基本邏輯主導世界；另一方面，台灣問題、中美問題、周邊問題如日本、朝鮮、南海突出，而全球化下帶來的非傳統安全挑戰諸如疾病、外國移民、海外利益保護、國際責任等，日趨嚴峻。

從1919年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提出“趕英超美”的構想，到中共十八大承諾“兩個百年”目標——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50年步入發達國家行列，民族復興的偉大理想從未止步。個人期許是“中國護照全球通行、人民幣國際化、全世界講中文”，雖看似遙遠，但機遇與探索並駕齊驅的時代下，中國值得期待。（文章來源：《新華網·思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