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東政策正恢復羅斯福“51%股份”的設想

學者段九州在《中東研究通訊》上撰文指出，從奧巴馬第二任期的一系列中東政策來看，美國正在恢復羅斯福所提倡的“51%股份”的設想。如今的美國依然關注中東，依然期望在中東發揮作用，但是面對國內經濟復甦壓力，美國期望盟友國家更多地分擔自己在這一地區的責任。立足回歸羅斯福主義的考慮，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曾經堅決反恐的美國對打擊isis的態度似是而非，曾經豪言促和的美國對巴以問題得過且過，曾經熱衷於改造中東社會的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重建責任避之不及。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喬爾•s•米格代爾（joel s.migdal）是著名美國政治學者、華盛頓大學亨利•杰克遜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早年師從亨廷頓。20世紀70、80年代，當現代化理論在美國比較政治學界逐漸式微后，國家回歸學派和歷史制度主義興起，米格代爾在這個大潮流中進行了調整和反思，提出了“社會中的國家”的研究路徑，對“國家中心主義”提出了建設性的挑戰。

2014年米格代爾教授出版了《流沙：美國在中東》（shifting sand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他在該書中回顧了美國自二戰以來的中東政策。他認為美國一以貫之的海外規則是，尋找“英國在歐洲”式的本地盟友，分擔美國的責任，並與之成立類似北約的安全聯盟。小布什時代美國中東政策的失敗在於其對中東復雜性的錯誤理解。米格代爾教授最後提出，美國正確的中東政策應該是建立廣泛的盟友體系，並推行漸進式的改變，而非利用武力強制推動轉型。

羅斯福的全球戰略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曾提出過一個有趣的比喻：如果世界是一家上市公司，美國應該是公司董事局主席，掌握51%的全部股份，允許其他國家共同持有剩余的49％的股份。雖然美國作為世界首要大國的角色始於二戰之后。事實上，羅斯福早在二戰之中就意識到世界權力格局的轉換，並開始思考如何將美國的影響力投射到全球。羅斯福為美國規劃了什么樣的全球戰略呢？

第一，羅斯福認為美國的領導力是全球性的，它必須活躍於世界的各個地方，包括歐洲、非洲、拉丁美洲、中東和全亞洲。第二，羅斯福相信新成立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幫助建立服務美國利益的理性世界秩序。

第三，羅斯福試圖成立世界大國俱樂部，其成員間合作可以保障新國際機構的運作和對付麻煩制造者。這個俱樂部類似1815年為了反對拿破侖而成立的歐洲同盟。在羅斯福看來，美國將是維護世界秩序的首席警察，其他大國是美國的主要戰時盟友：英國、蘇聯和中國。第四，羅斯福放棄了前殖民帝國直接占領海外領土的戰略。盡管美國在一度想在戰后繼續占領菲律賓，但是羅斯福認為，維持海外領土對美國來說有巨大的經濟和道德負擔，尤其因為美國本身也曾為反殖民宗主國而戰。

隨著美蘇爭霸格局在1947年的確立以及1949年國民黨失去對中國的控制，時任總統杜魯門不得不放棄了羅斯福“四個世界警察”的設想，轉而與蘇聯在全球各個區域展開競爭。馬歇爾計劃的實施和北約的成立將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投射到各個地區，其中西歐的模式最為成功，即與若干地區大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以維持美國在當地的影響力。相比美國與英國以及其后的德國建立起的穩固而深入社會的戰略關係，美國在其他地區的戰略伙伴則從未達到類似的水平。如何將西歐模式復制到世界其他地區成為20世紀中葉以來美國的全球戰略核心。

美國為何重視中東？

正如一位長期關注中東的評論家提到，“中東已經成為世界的隱喻”。自從二戰以來，中東地區一直是國際關係和美國海外活動的焦點。由於其處在亞非歐三洲交界處的中心地理位置，中東從亞歷山大大帝和羅馬帝國時起就是世界大國的必爭之地。在二十世紀最初的20年里，石油的發現促使當時的世界霸主更格外關注中東。

石油是當今世界最暢銷的貨物，二戰以后，美國意識到石油供應對未來戰爭的戰略作用，爆炸性增長的工業生產同樣需要石油，而全世界大約60％的石油都在中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中東地區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運頻道的必經之路，蘇伊士運河、霍爾木茲海峽、曼德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對世界經濟至關重要的航道關口。在保障能源運輸和航道暢通的同時，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強勢存在，也讓美國可以對中亞、南歐、南亞和東非地區的突發事件作出快速反應。

除了戰略資源和地理位置外，美國的國內的社會團體訴求同樣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強大推手。早在19世紀，在宗教驅動下，美國的基督教朝聖者、旅行家（包括馬克•吐溫）和考古學家（為尋找聖經教義的物理證據）對中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隨著一戰后巴勒斯坦從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分離，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和猶太教群體愈發關心陷入衝突的中東局勢。

此外，1948年以色列的建立和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的獲勝強化了美國猶太人對以色列作為猶太國家的認同。以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為代表，強大的美國猶太院外集團，無論世俗的還是宗教的，都致力於確保美國奉行親以政策和中東事務處於美國外交的核心地位。而美國的福音派（evangelical）基督教群體，則把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作為天國降臨的基本前提，在最近幾十年里把其教義預言和美國中東政策的關聯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對於冷戰時期的美國來說，遏制蘇聯共產主義革命思想在中東的滲透以及保障中東地區的石油供應是其核心戰略目標。在冷戰中，中東的戰略地位並非比中歐和東亞更重要，事實上，后者才是美蘇對峙的前線。在中歐和東亞地區，大國的實力均勢已經形成，武力威脅或者談判接觸都並非突發事件，而是源於既有的冷戰雙方互動模式，任何新的政策幾乎不可能打破僵局。

而中東地區擁有復雜多元的社會結構：部落、宗教、民族、派別林立，地區的聯盟和敵對關係也瞬息萬變，敵人的敵人並不一定是朋友，這為大國在中東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和施展外交手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以阿拉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埃及為例，在1952年革命之初曾獲得美國支援，抵擋了英法在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問題上的軍事介入；隨后又轉投蘇聯的懷抱，奉行阿拉伯社會主義政策，在對以衝突中獲得大量軍援；1979年后，埃及再次接受美國的領導權，政治上與以色列媾和，經濟上進行自由化市場改革。

二戰以后的美國中東戰略

盡管美國擁有明確的戰略目標，但是中東地區的波云詭譎還是讓美國在中東的地位跌宕起伏。自二戰以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經歷了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二戰結束后的第一個15年，即1945到1970年，美國在中東地區麻煩纏身。曾經被美國刻意扶植的地區盟友埃及和伊拉克分別在1956年和1958年轉投蘇聯。而在羅斯福時代和美國建立盟友關係的沙特，在阿拉伯民族主義高漲時缺乏對地區的領導力。另外兩個非阿拉伯國家盟友，土耳其和伊朗，在這段時間正在追求脫離傳統中東文化的進程之中，並不想過多參與中東事務。

這期間的三任美國總統杜魯門、艾森豪威爾和約翰遜，對中東事務都沒有展現出過高的興趣，從蘇聯威脅北約盟國土耳其和從伊朗撤軍到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到1967年阿以戰爭，他們對中東的介入更多的是為了抵制蘇聯在中東地區的影響。這一目的在1957年艾森豪威爾想國會提出關於中東的特別咨文中表露無疑，“由國會授權總統動用2億美元給中東國家以經濟和軍事援助；總統有權應這些國家的請求提供武力援助，只要這些國家面臨國際共產主義控制的任何國家的武裝侵略”，該政策史稱“艾森豪威爾主義”。

第二個時期是20世紀的最後三十年，即1970到2001年，美國在這一時期同時與以色列和阿拉伯大國埃及保持了盟友關係，達成了諸多戰略目標。雖然伊朗國王的倒臺和伊斯蘭革命是美國盟友體系的挫折，但是這相對也刺激了阿拉伯海灣國家在地區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國際關係學者威廉•匡特（william quandt）形容，“在20世紀末，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美國一樣在中東地區獲得如此大的影響力和保護本國利益的能力，前殖民帝國英法肯定沒有，蘇聯也沒有。”

整個70年代，由於越南戰爭的後遺症，美國在於蘇聯對抗中處於守勢，因此從尼克松到卡特任期內，美國的中東政策的核心是“減少與蘇聯的衝突和贏得阿拉伯大國的支援”。從1972年埃及總統薩達特驅逐17000名蘇聯專家而逐漸轉投美國陣營到1979年埃及以色列簽訂和平協議，美國基本達成了上述政策目標。

隨著戈爾巴喬夫上臺實行“改革與新思維”，里根時期的美國的中東政策與蘇聯對抗的意味逐漸淡化，伊斯蘭革命以后的伊朗成為美國眼中的地區新威脅，以至於在兩伊戰爭中，美國毫不猶豫地支援了“蘇聯盟友”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冷戰結束后，美國失去了在中東地區制衡蘇聯的戰略目標。老布什和克林頓時期的中東政策往往被評價為“缺乏長遠戰略的危機管理”，正如美國在海灣戰爭中扮演的保護盟友的“救火隊長”的角色。

第三個時期是后“9.11”時代，2001年以后的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冒進不僅傷害了美國的地區影響力，也打擊了美國的經濟力量和全球地位。20世紀90年代海灣戰爭使美國的中東盟友陣營急劇擴大，美國也第一次在中東地區永久性駐軍，其在中東的地位進入全盛時期。

基於對后冷戰時代美國全球戰略的重新思考，新保守主義思想在小布什政府占據了主導地位。該思想的基本觀點是，“在失去共同敵人蘇聯之后，美國將面臨全球多方勢力的威脅，包括崛起的中國，反美國家伊朗、伊拉克和朝鮮，並尤其強調“恐怖分子威脅了民族國家的世界體系”，“在必要時，美國應該同時制衡、打擊多個對手”。“9.11”事件的發生似乎證明了新保思想家的預言。

懷著保衛美國利益和重塑后冷戰世界秩序的理想，小布什政府先后入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並試圖以此展開全球反恐活動和樹立以戰后伊拉克為典范的中東民主化藍圖，反恐和民主化成為小布什時期中東政策的主軸。奧巴馬時期的中東政策並非完全背離小布什的政策，他同樣強調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和對外輸出民主自由價值觀。

但是他拋棄了布什政府的兩個大膽設想，一是美國能憑一己之力重新塑造中東地區的國際關係，二是美國可以重新建構任何中東國家的內部運行機制。2011年阿拉伯動盪之后的中東變得愈發復雜，奧巴馬政府的中東政策與布什政府的軍事介入政策漸行漸遠，而更多地采取依靠本地盟友和“離岸制衡”的政策。

結語

半個世紀前，伊拉克裔英國歷史學家伊利•克多里（eliekedourie）曾經警告大國企圖控制和改造中東的欲望：“自從19世紀以來，當所謂的改革在奧斯曼帝國推行，沒有一個西方大臣和外交官認為中東政治充滿希望。我們應該擁有常識，在過去的一百年里，中東動盪不止，政治強人嘗試實行激烈的改革，但從未成功。也許我們應該更謹慎地認為，現代中東的病態不是暫時的，它的政治不穩定更多的是深層次社會和智識危機的結果，改革者的宏圖和慈善家的好意都很難緩解和修正它。”克多里一語成讖，21世紀初的美國為嘗試改造中東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以失敗告終。

從奧巴馬第二任期的一系列中東政策來看，美國正在恢復羅斯福所提倡的“51%股份”的設想。如今的美國依然關注中東，依然期望在中東發揮作用，但是面對國內經濟復甦壓力，美國期望盟友國家更多地分擔自己在這一地區的責任。立足回歸羅斯福主義的考慮，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曾經堅決反恐的美國對打擊isis的態度似是而非，曾經豪言促和的美國對巴以問題得過且過，曾經熱衷於改造中東社會的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重建責任避之不及。

在11月21日紐約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中東問題演講中，美國國務卿克里並沒有提出解決當前敘利亞、伊拉克和巴以問題的具體戰略，而是描繪了一幅“從尼羅河到幼發拉底河，人民自由通行、男女教育平權、行者免於恐懼”的烏托邦式未來圖景。當被問及美國中東政策捉襟見肘的原因時，克里無奈地解釋說，“在世界權力多極化的時代，外交決策遠比雙極體系的冷戰時代更為復雜”。現實的確太殘酷，或許面對當前泥潭般的中東亂局，就算羅斯福再世，都會嫌“51%股份”太多吧！

參考文獻

joel s.migdal, shifting sand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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