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衝突過後 台灣影業往何處去

【文 / 譚英瑛】

第 55 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得到最佳紀錄片獎的導演傅榆一句：「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台灣人最大的願望。」掀起風波；緊接著上屆影帝涂們以「中國台灣、兩岸一家親」回應，引發兩岸網民政治認同大戰。此爭議再加上本屆大陸電影得到多數金馬獎項提名，讓台灣社會掀起「到底是金馬獎還是台版金雞、百花獎」的爭議。台灣人對此議題產生複雜的情緒，除了國族情緒發洩外，更深層的意義則是台灣人對本土電影產業的停滯感到焦慮。

陸片「超港趕台」  引發社會焦慮

今年入圍金馬獎的影片中，大陸方面包辦高達 61 項提名，強壓台灣（43 項）與香港，加上近年來台灣電影產業人才出走台灣，「北漂」大陸的消息不斷，造成台灣娛樂圈空轉，即便資方有意投資拍攝本土電影，但在產業惡化、人才流失的惡性循環下，台灣已出現人才斷層，除了沒有可號召票房的紅牌明星外，也罕見世界水準的電影編劇創意，更遑論高資本投資的巨型商業電影能在台灣本土生根。

勤業眾信（Deloitte）曾發表《從虛胖到結實：中國電影經歷「成長的煩惱」》報告，提到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發展的幾項趨勢，其中一個就是「『大製作』電影呈上升趨勢」，尤其「自 2016 年開始，前十大院線電影中，上億人民幣投資的影片已佔八成」；相對於大陸產業能提供鉅額資金投資影片，台灣對電影資金的投注無法比擬。據台灣文化部出版的《2016 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電影、電視及廣播產業》，2016 年製作成本大於 1 億新台幣的台片僅佔 15.38%，這在「沒錢就萬萬不能」的影視產業界，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要害。

台灣電影產業之所以如此萎靡，原因在於官方的產業政策無法擺脫意識形態桎梏，「政治考量先於商業考量」的非專業因素干擾下，更不可能快速建立起電影產業的根基。台灣社會年復一年地討論「金馬獎存廢」，僅止於民族主義的情緒發洩，並未深刻體認到電影產業的沉疴而提出建設性反省。至於為何政府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桎梏？從其電影政策面處處凸顯對大陸的抵禦和排斥，就可看出。

台灣電影政策  無法「藝術歸藝術」

此次金馬獎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畫面——金馬獎主持人陶晶瑩在主持過程中，向文化部長鄭麗君丟出一個問題：「是不是能夠讓每年入圍的電影，給更多人看到？」點出了台灣對大陸影片設下「配額限制」的陳年問題；第 53 屆金馬獎典禮中，香港導演陳可辛也在台上幽自己一默，稱其監製的《七月與安生》，全台僅有金馬獎評審看過，之後該片又打破紀錄，拿了兩位最佳女主角獎，卻因沒抽到配額而延遲上映，引發台灣社會對陸片配額政策的討論，但此風波僅止於討論，並未在政府政策上產生什麼決定性的改變。

文化評論者、政大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李政亮曾表示，大陸將電影的配額視為如小米、鋼鐵一樣，是大陸在談判桌上的談判籌碼。這種將一地的電影配額視為談判籌碼絕非「中國特色」，台灣亦是如此。鄭麗君對於「是否能放寬配額」的問題，則強調：「大陸宣稱沒有配額限制，但有『審批制度』，加上負責引進台片的是陸方國營事業，形成雙重把關。」鄭麗君的顧慮，凸顯台灣處理兩岸政策時，意識形態至上，而忘卻了對於陸片配額制度，其實能有更細緻的作為。

另外，台灣不准陸資公司投資台灣電影，也在台灣影視產業發展形成了某些層面的阻礙。如 2016 年愛奇藝欲在台灣設子公司時，鄭麗君即明確表示，依照台灣現行法規，陸資投資電視、電影都是不被允許的，最後投審會也駁回了愛奇藝的投資申請。愛奇藝只得在台灣另尋合作夥伴「歐銻銻娛樂」，進行在地內容的產出與服務。

電影需服務市場  政策須服務產業

從實際層面看，陸資投資台灣的影視，可能因為「審查」制度，難以產出類似以「太陽花運動」為主題的《我的青春，在台灣》此種紀錄片佳作，但是一個成功的電影產業，應該能兼容並蓄各種題材，必須具備多元化的產能。娛樂重擊創辦人商台玉曾表示：「你可以去碰觸政治、言論，可是你就是要知道你的市場在哪裏，碰觸的目的是什麼，你的目的絕對是為了讓戲更好看，而非讓你的政治得到選票。」她更提醒台灣影人：「你的市場在哪裏，就要做出怎樣的東西，不能扭曲。」可以選擇面向台灣市場、拍本土的電影，但面向整體華人市場時，就要思考，什麼樣的題材能夠獲得共鳴？

就此來看台灣影業，既需要如這次金馬奬最佳紀錄片《我的青春，在台灣》一般，直指台灣公民運動與國族認同矛盾，卻難以在大陸上映的影片；又需要一部如《後來的我們》、《七月與安生》或是《西遊降魔篇》這類吸金大片。前者或許難以獲得陸資挹注，後者卻可藉台灣政府進一步的開放陸資投資而得到發展。同時讓兩種不同的影片能有更好發展，不就是政府應積極推動以產業、市場發展為主的政策嗎？

回到第 55 屆金馬奬那晚的國族情感衝突，不論是獲獎者自抒「台灣被當成獨立個體」的盼望，還是「中國台灣」、「兩岸一家親」、「中國電影」，那些話語均誠如金馬執委會主席李安的那句：「台灣這邊是自由的，我們這邊影展是開放的，台灣愛講什麼就講什麼，我們又不能說你不能講什麼怎麼樣。」在台灣，一切的政治立場的發言均被尊重。但這件讓兩岸影人各抒己見的「茶壺裏的風暴」，絕非台灣當下電影產業的核心議題。台灣的影視產業政策重點，其實在於須建立起既能創造台灣特色的政治議題片，又可以藉著與大陸、香港的合作，生產出影響大陸、亞洲、國際的大片，這才是台灣電影產業之福。

回到第 55 屆金馬獎那晚的國族情感衝突，不論是獲獎者自抒「台灣被當成獨立個體」的盼望，還是「中國台灣」，「兩岸一家親」，「中國電影」，那些話語均誠如金馬執委會主席李安的那句：「台灣這邊是自由的，我們這邊影展是開放的，台灣愛講什麼就講什麼，我們又不能說你不能講什麼怎麼樣。」在台灣，一切的政治立場的發言均被尊重。但這件讓兩岸影人各抒己見的「茶壺裡的風暴」，絕非台灣當下電影產業的核心議題。台灣的影視產業政策重點，其實在於須建立起既能創造台灣特色的政治議題片，又可以藉著與大陸，香港的合作，生產出影響大陸，亞洲，國際的大片，這才是台灣電影產業之福。

來源：《多維 TW》月刊 03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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