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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

美國為何經常對中國戰略決策作出錯誤判斷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5-11-26 08:27


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薛理泰撰文指出,按照常理說來,美國擁有不少歷史悠久的大智庫,投入大量的資金和人力資源,歷年建立的智庫體制及決策體系應該是科學合理的。然而,從1949年至今,中美戰略博弈的結果卻令人感到詫異。據美國報刊披露,美國國防部、中央情報局都已經公開承認過去美國對中國的一些重大決策、舉措都作出錯誤的判斷。情況何以如此,確實令人費解。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美國對中國戰略判斷確實存在不少缺失。在下面,對此一一臚陳:


1950年,美國政府認定中國志愿軍不可能進入朝鮮。可是,中國志愿軍居然入朝參與作戰了。志愿軍在朝鮮的人數最高峰達到一百余萬。

1954年,第一次臺海危機爆發,美國事先不清楚會發生金門炮戰。艾森豪威爾總統是在睡夢中被副官叫醒才知道金門發生了激烈的炮戰。

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爆發,美國認為中國不但企圖進攻金門還要進攻台灣,所以美國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軍力調動,在臺海聚集了6個航母戰斗群,然后派了一個潛艇支隊、一個航空兵聯隊進駐台灣,最後北京公布對金門單日實行炮轟,雙日停止炮轟,以利台灣軍隊“固守”金門。至此,美國方才發現毛澤東根本不想進攻台灣。

1962年,中印邊界反擊戰時,美國估計中國正處在大饑荒年代,中國大陸又面臨台灣軍隊隨時可能在東南沿海發動反攻,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不可能出手與印度交戰。不料,解放軍在印度邊境與印軍發生激戰並奪取了勝利。

1966年,文革爆發。美國根本搞不清楚為什么毛澤東發動文革,並且一下子發動了幾千萬紅衛兵在全國各地奪權。

1969年,中蘇兩國在邊界珍寶島(603567,股吧)、新疆鐵列克提爆發軍事衝突。其后,蘇聯準備對中國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並訴諸核襲擊。起初美國認為是中國試圖用武力把極左思潮推廣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最後才改變了看法。

1976年,美國根本搞不懂四人幫會被抓捕。有一位香港文人表示,文革極左派的下場一定很糟,他引用了古哲所云“十者,數之盈也”的講法,說明文革浩劫為時不會長過十年。美國卻搞不懂。

1996年,臺海導彈演習,中國選擇高雄、基隆兩個港口外側三四十公里的海面作為導彈試射的落區。對此,美國根本沒有估計到。

2014年,中國在南沙群島大規模填海造陸。美國一直沒有反應。等到美國反應過來,對中國施加壓力,卻已經面臨填海造陸的工程“即將完工”的既成事實。

中美戰略文化背景的差異

過去美國對中國決策、舉措作出判斷時犯下失誤,緣於中西戰略文化以及決策環境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美國人考慮問題是直線式、跨越式的,而中國人考慮問題往往是迂回式的,所以民間有灰色收入,決策思維也有灰色地域。具體來講,抗戰期間國民黨尤其是西北軍有不少將領做了漢奸,自稱是曲線救國。美國人對迂回式的行為,一般搞不懂。

第二,美國人不會進行換位思考或逆向思考。美國認為自己一家獨大,總是懷著教訓別人的心態,動輒指責對方站在“歷史的錯誤的一邊”,卻從來不考慮對方的決策環境,不屑於換位思考。而中國不一樣,會換位思考、逆向思考,事先考慮到美國政府、國會對某一問題會如何反應,美國國會與政府、白宮與國務院、軍方的反應有什么區別。

第三,美國決策相對透明化。當然,美國實際上也是由五六個人決策,像美國打伊拉克也就是由五六個人決定的,這個決策環境也是不透明的,但是稍微大一些的決策范圍還是透明的,是大國政府可以揣度、評估的,而中國的決策過程經常讓對方摸不著頭腦。

第四,美國定量分析比較多。因為美國技術手段比較強大,考慮問題盡量從定量分析入手,比較精確。而以往中國在這方面缺乏技術支撐,一般采用定性分析。實際上,大戰略決策主要取決於定性分析,不需要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是下邊情報部門的職責。基此,中國在定性方面的長處就可以得到充分發揮。

第五,國內的干擾程度不同。美國慣於做民意調查,走民主程式,人們有發表言論的空間。因此,美國考慮問題往往顧及國內因素。比如越南戰爭時,美國贏得了每一場戰役的勝利,最後美國之所以決定撤出主要也是考慮到國內強烈的反對聲浪,亦即在戰略上輸了戰爭。反觀中國,尤其是在過去幾十年,基本不考慮也無須顧慮國內持反對意見的群體的意見。

第六,美國民眾與中國民眾對對方的了解程度不一樣。現在,來美的中國留學生越來越年輕,英文講得越來越好,而且對美國的情況也越來越了解。而美國大學生很少有人知道武漢、南昌、合肥在哪兒的,有的甚至連上海、北京的地理位置都不知道。美國55%的國會議員沒有護照,他們從來不出國,而出主意時就對全世界事務發表意見,夸夸其談。中國學生了解美國不足為奇,因為他們在青少年時期就準備去美國留學,對美國的州、州府在哪里,周圍有什么大學都清清楚楚,美國的學生卻不一樣。

第七,領袖成長過程相當重要。在美國,昨天還是參議員、律師或者教授,后來就做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國務卿了。位置變了,思維沒變。而在中國,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大浪淘沙、碩果僅存的精英中的精英,憑直覺就往往可以做出正確判斷。在美國,做領袖人物要講民主程式,在成為總統之前沒有什么經驗。在中國,凡是能夠做到部長以上級別的,最起碼對公文的流轉程式、跨部門協作的難度、要害等十分清楚,而美國人在做總統、國務卿之前對這些並不清楚。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962年周恩來接到各種情報匯總說,14個國家要聯合進攻中國。毛澤東在接到報告后,憑直覺就批示這份情報的內容是假的。因為如果十四個國家聯合進攻中國,從計劃的規劃和協調到最後達成協議的過程會很漫長,情報早就泄露了,這樣所謂的14國聯盟早就解體了;而且美國政府是為大資產階級服務的,只考慮本屆政府的事,如果現在開始協調,對中國發起攻擊和執行都是下一屆政府的事,本屆政府不會為下一屆政府做如此周密的準備。何況,又是同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交戰,談何容易。最後事態發展證明毛澤東的判斷是正確的。

第八,決策層的專業結構不同。總體來看,位居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者,不是國際政治學家就是律師,以律師為主,而中國的決策層在文革以后基本上都是工程師。問題在於,工程師出於專業范圍,知識面窄,而國際政治學家或者律師考慮問題,是從大處著眼,作出重大決定時,一般說來,大方向不會錯到哪兒去。

基於美國與亞洲的戰略思維的背景不同,美國不但對中國的決策把握不準,對中國台灣陳水扁的思路也把握不準,對越南、對朝鮮也是如此,這主要由於東西方戰略文化的背景差異所致。不過,隨著第一代、第二代中國領導人一一撒手人寰,如今中國決策層的構成也在改變,也不完全是工程師了,雙方的差距正在縮小。

美國專家對中國決策機制之評價

不少美國專家評估中國戰略規劃的特點時,也有相當正確的一面。他們的觀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中國人普遍缺乏危機感,居安思危的意識嚴重不足。美國則不一樣,危機意識強,整天考慮未來的假想敵。兩國的電影就可以體現這種差異。許多中國電影都是表述其內容經過虛構的古代宮廷故事,電視連續劇動輒幾十集,不是情節曲折的宮廷內斗,就是拿刀拿槍的場面;而美國電影的主題往往著眼於未來的世界,設想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以后的事。

因此,美國人在這方面的創造性確實比中國人強。中國主要從歷史中挖掘資料,啟發靈感;美國人不過分重視歷史,而是著重未來。此其一。

中國不重視突發事件、重大事故的預防、預警。類似天津塘沽爆炸案的事情不只一次。比如1997年全國水利規劃投資就是一個例子。文革以后,水利設施都老化了,7億元人民幣不足以解決問題。朱镕基說要大大增加,但是各部門都說沒錢,到最後也就多加了7億。1998年,長江大水災爆發,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200億元一步到位,從而證明這個錢是有的,可是在理性決策上無從體現出來。

為什么不能早點拿出來呢?早點拿出來就無需使用200億,每年增加10億,持續十年100億,不但用不了這么多錢,而且危及半壁江山的大水災根本就不會爆發,全國伐木工人也無需改行去“植樹造林”。可見,當年錢沒用在刀口上。據此,可見中國人確實不重視突發事件的預防、預警。此其二。

中國卻完全不一樣,總參謀部應急辦公室處理重大事故,全國應急專業隊伍有九萬五千人,出動迅速高效,包括sars病流行時解放軍調動醫生護士去小湯山,他們知道sars病的危害性,可是接到指令就堅決執行。所以說,中國的救災體制比日本有效得多,

可是,在預警、預防這方面,中國的決策機制卻是一大短板。問題在於,中國決策機制的綜合后果是成本大,後遺症也多,而且出事以后不吸取教訓,以致事故反復發生。此其三。

(作者系本刊特約主筆、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該中心是美國大學中規模最大、最具聲譽的智庫。文章來源:《東方財經雜志》)

(本新聞來源:和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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