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保法案”為日本軍事擴張鋪就法律通道

2015年5月15日，日本政府將“新安保法案”commit國會審議，7月16日、9月19日，眾議院、參議院相繼投票通過，並將在6個月內完成準備工作，付諸實施。“新安保法案”的主要內容是解禁日本的集體自衛權，根據法案，日本可隨時根據需要向海外派兵並向其他國家軍隊提供支援，意在解禁戰爭權。日本國會不顧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的強烈反對，執意通過“新安保法案”，使日本軍事安全政策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突破了《和平憲法》的限制。

日本軍改之路

二戰后的70年，日本軍事戰略和軍事體制的發展和變革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5年二戰后至20世紀90年代末，跨越整個冷戰時期。直至1989年東歐巨變蘇聯解體，日本的安保戰略一直是實施軍事防御，沒有進攻性，而且整個防御戰略是基於美軍的保護下。防御戰略的假想敵是蘇聯，設想日本一旦遭到紅方即蘇軍從日本海方向的進攻，先由日本自衛隊自行組織抵抗，如果無法阻止紅方攻擊，按照《日美安保條約》規定的美軍有義務接替自衛隊抗擊來犯之敵。這一階段，蘇聯的海軍力量不斷發展，不僅艦船數量多、噸位大、裝備先進，而且活動頻繁。戰略家尤其認為對日本安全造成威脅最大的是蘇聯的潛艇。對此，日本將備戰重點放在北方：安裝針對蘇聯的軍事偵察設備和防空設施，先后引進美國的p2v/p2j/p3c反潛巡邏機，重點對日本海等蘇聯太平洋(601099,股吧)艦隊艦艇經常出沒的海域和交通要道實施巡邏，以及時發現蘇聯目標，掌握其動向。這一階段，日本的軍事力量沒有“任性”建設和發展。

日本的軍事戰略和體制發生巨大變化是在第二階段，即始於21世紀初。這一階段，日本防衛戰略調整，軍費開支提高，裝備技術更新，防衛機構升格，戰斗力增強。促使其變革的背景和原因有3個：其一，美國先后遭受全球兩次經濟和金融危機，綜合國力明顯下降。美國今非昔比，債臺高筑，深陷中東戰爭泥潭不能自拔，同時還要保持全球海洋霸主地位不變，為此采用內聯外合的方法加以彌補，尤其要求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出錢、出力幫助其打仗，按照其意志維護國際海洋秩序。日本認為，美國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一旦日本遭到不測，美軍無力也無意保護其安全，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力求自保。

其二，國際形勢發生巨大變化，促使日本加快軍事戰略和體制的變革。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起，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地位日益提高，綜合國力大幅度上升，隨之而來的中國海軍飛躍式發展，輕而易舉地從黃水走向深藍。昔日的“東亞病夫”搖身一變，成為屹立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巨人，作為鄰國的日本不寒而栗。冷戰結束之際，正好是日本昭和時代結束之時。此間，日本經濟接連兩次受到重創，政治進入迷茫階段，軍事發展失去方向。直到21世紀初，看到中國海軍力量成幾何級發展，日本防衛部門把調整防衛戰略提上議事日程，由原先的基礎防衛轉變成機動防衛；防御重點由原來針對蘇聯和俄羅斯的北方轉移至針對中國的西南諸島；調整兵力部署，加強對中國海軍活動的監控。

其三，21世紀初，日本政府提出“海洋立國”的口號。為實現“海洋立國”的強國戰略，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包括建章立制、人才培養、組織落實等措施，同時加強軍事實力建設，尤其注重海上力量的增強，以有足夠的能力確保海上航道暢通，在海洋權益爭奪中占優，“新南洋(600661,股吧)”政策落到實處。如日本相繼出臺了《海洋基本法》以及《海洋基本計劃》等法律規章；2004年，日本規劃建造了“日向”“伊勢”等直升機航母；2007年，日本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等。

日本軍事戰略和體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或者說有突破性、革命性變化的還是在安倍晉三第二次就任首相之后。安倍上任不到2年，全力以赴完成其修憲、強軍的目標，不遺余力推進的內閣通過決議解釋行使集體自衛權，以及國會強行通過的“新安保法案”，已經成為今天日本軍事變革的歷史性突破口，從法律層面為日本軍事擴張鋪平了道路。日本違背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潮流，堅持冷戰思維，強化軍事同盟，圖謀加大海外用兵力度，引發了日本國內民眾、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的強烈擔憂。日本“新安保法案”引發眾怒的主要原因是，它是一部“戰爭法”，不僅無助於日本安全，反而因日美軍事同盟強化增加了日本被動卷入或主動參與戰爭的風險；安倍的對美追隨姿態和歷史修正主義，放大了“新安保法案”的危險性。

安倍的野心

安倍對存在違憲的致命法理缺陷的“新安保法案”一意孤行，執意推行，包含三大政治野心。

一是實現其由來已久的修改憲法之目的。由於直接修憲時機不成熟，安倍采用了迂回手段。2014年7月，安倍政府通過內閣決議，以修改憲法解釋的手段解禁集體自衛權。在這一內閣決議具體化后，安倍實質上繞過修憲程式顛覆了《和平憲法》第9條放棄戰爭的承諾。

二是重新打造能夠投入戰爭的日本。他打著“積極和平主義”旗號在國際上推行“實力政治”和“實力外交”，而擴大自衛隊的海外軍事活動自由度成為其心目中展示日本實力不可缺少的一環。

三是安倍要改變過去不平等的日美同盟關係，試圖實現對等化。為此，日本需要解禁集體自衛權，以便在海外與美軍並肩作戰。“新安保法案”的負面效應顯而易見，直接影響到日本未來的國家發展和前途命運。日本律師聯合會指出，“新安保法案”帶給日本國家和國民的影響包括：從根本上改變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印象，喪失國際社會對日本的信賴；日本國民的生命、財產、生活常態今後將面對更多的武力攻擊和恐怖襲擊等威脅；軍事開支的擴大將擠壓社會福利，損害民生；日本社會出現“軍事優先”氛圍，正常的思想信仰和表達自由將受壓制。

“新安保法案”為何物

所謂“新安保法案”共有11部法律，由包含10部修訂法在內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和《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兩部分組成。

《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涵蓋了3個安保法律體系。一是“有事法制”相關法律體系。與過去相比，新法增加了“存亡危機事態”的新概念，為行使集體自衛權提供了直接法律支援。所謂“存亡危機事態”是指“發生針對與日本關係密切的國家武力攻擊事態，並因此威脅到日本的存亡；國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權利存在被徹底顛覆的明顯危險的事態”。二是“日美防衛合作指導”相關法律體系。它包括日本國會1999年5月通過的《周邊事態法》和2000年12月出臺的《船舶檢查活動法》，以及配套的《自衛隊法》與《日美相互提供物資與勞務協定》的相關規定。此次修訂，摒棄了以往的“周邊事態”概念，代之以“重要影響事態”。所謂“重要影響事態”是指“如若放任不管則可能發展為對日本進行直接武力攻擊的事態等對日本和平與安全產生重要影響的事態”。這一概念的引入，大幅度擴大了日美防衛合作的地理范圍，使其不再局限於日本“周邊”地區。三是海外派兵相關法律體系。新法主要修訂兩個方面：新增1項“國際合作和平安全活動”；追加6項新內容，即警戒監視、行政事務監督、立法與司法建議、國防組織援建與重建、活動方案制定與情報搜集，以及生命與人身安全保護等。與此同時，對於武器的使用也適度放寬。

《國際和平支援法案》是惟一的新立法案，首次提出所謂“國際和平聯合應對事態”新概念，表示在“發生威脅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全的事態”“國際社會遵照《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共同采取消除該威脅的行動”時，日本應“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主動、積極地參與上述行動”，並與外國軍隊展開合作支援活動。從此，日本告別了在海外派兵問題上“一事一立法”的做法，因此這部法案可以稱作日本海外派兵的“基本法”，也有人直截了當稱其為“戰爭法”。

人們之所以高度關注和警惕日本“新安保法案”的出臺，是因為它徹底改變了日本戰后一貫堅持的軍事戰略和體制，架空和推翻了《和平憲法》第9條放棄戰爭的承諾。它的關鍵問題在於：一是從專守防衛變為主動進攻。“新安保法案”的出臺，意味著日本安保政策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從法律層面徹底改變了傳統軍事戰略—專守防衛，進而為其主動對外攻擊取得了“通行證”。二是取消自衛隊活動范圍限制。“新安保法案”中最核心的內容是日本自衛隊活動范圍的大幅度擴大和集體自衛權的解禁。雖然過去日本一直是美國的盟國，然而受到《和平憲法》的限制，只能做一些后勤的支援，不能參加戰斗，更不能主動進攻別人。但現在，美國要求盟國以及伙伴國家尤其是像日本這樣實力強大的盟友能夠承擔更多的義務。同時，戰后70年來日本正在逐漸恢復國家實力，一直不滿《和平憲法》的約束妄想重新奪回過去的大國地位，和擁有普通國家的正常權利。三是大幅拓寬日本動武途徑。“新安保法案”生效后，日本單獨或與其他國家合作參與國際安全事務的大門已經打開。2014年7月，日本內閣和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已通過一份旨在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決議；2015年4月，日美兩國又公布了新版《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這兩項舉措從政策層面為日本武力介入國際安全事務，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自主地位奠定了基礎。但是，政府決議案並不具有法律效力，日美新指針同樣也只是兩國政府間的雙邊軍事安排，離開法理支援，這一切只能停留在政策理論層面。“新安保法案”正式施行后，日本動武的途徑選擇在理論上將會得到極大拓展。從“灰色區間事態”“武力攻擊事態”“重要影響事態”到“存亡危機事態”以及“國際和平聯合應對事態”，構成了一個從日本本土到亞太地區乃至覆蓋全球的事態應對法律體系。尤其是這些事態性質的界定和對關係密切國家等的認定，解釋權均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中，存在相當大的隨意性。

結 語

“新安保法案”正式生效后，日本政府“解釋修憲”和“外圍立法修憲”的步驟將告結束，無論日本在何時完成實質性修憲進程，作為《和平憲法》最具本質意義的第9條事實上已名存實亡。擁有了事實上的“交戰權”和真正意義上的“軍隊”，日本幾乎已經實質性實現了擺脫戰后體制、走向政治與軍事雙重“正常化國家”的目標。在“新安保法案”的支撐下，未來日本的安全與防務政策將會進一步脫離戰后的既定路線。“專守防衛”“不做威脅他國的軍事大國”“文官治軍”“無核三原則”等基本政策與方針將會被突破或摒棄，日本武裝力量的海外派遣與軍事存在將向常態化方向發展，自主或協同美國等國干涉國際安全事務、插手他國內政的局面可能成為現實。“新安保法案”在安倍政府的強力推動下獲得通過，為日本通向軍事擴張的道路上獲得了一張“通行證”，必然會引起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愛好和平國家的高度關注和擔憂。（文章來源：《軍事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