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傳播中政治文明的共振機制及中國戰略

作者荊學民系中國傳媒大學政治傳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傳播

內容提要

政治文明是人類各民族各國家歷史悠久的政治文化中所積淀的積極因素的總和。政治文明通過各種載體外化和體現在人類的政治生活之中。由於意識形態的對立性、政治價值的層級性以及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國際間政治文明的傳播與相融,需要形成"共振"才可能實現。傳播中的共振是政治文明由特殊性和民族性上升到普遍性和人類性的有效頻道,是政治文明中經驗價值上升為普遍價值的必經橋梁。因而,認識和把握國際政治傳播中的共振機制,是化解政治發展道路的"國別特色"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如何相融之困境的思想杠桿。基於此,中國目前國際政治傳播的基本戰略應是:從立足於中國經驗的"中國夢"中精準提煉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普遍價值向全世界傳播;同時把立足於"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一帶一路"的普遍價值落實到中國經驗上來,從而使中國目前的偉大事業"中國夢"和"一帶一路"成為一種政治文明,讓全球共用。

本文是作者主持~2011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中國特色政治傳播理論與規則體系研究》(批準文號：ll&zd075)的階段性成果；中國傳媒大學“優秀創新團隊”研究成果。

國際政治傳播本應是人類共同創造的政治文明反哺人類、不斷給人類帶來福祉的普惠過程。但是，由於民族地域、國家形態以及歷史文化的差異性，“政治”又總是以強硬的姿態乃至於“猙獰”的面目突破文明的面紗，致使政治文明在國際之間的傳播總是抗拒多於接納。很多國家非常樂於接受別的國家的所謂經濟的、文化的經驗，但是卻似乎不大愿意接受別的國家所創造的政治文明。這就使得現在的國際政治傳播總是在一種沖撞砥礪中緩緩前行，乃至於很多的時候要采取所謂的“去政治化”的偽裝甚至虛假的形式來傳播，其效果可想而知，多數情況下是“傳而不通”、“播而不果”。造成這樣的結果有廣泛而深刻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入而細致的研究，本文就國際政治傳播中的政治文明的共振機制進行初步的探討，並對“中國夢”和“一帶一路”的國際傳播提出粗淺的建議。

1.國際政治傳播的幾個基本概念辨析

國際政治傳播中政治文明的共振機制這樣的論題，當屬於我們通常所說的“國

際政治傳播”領域之中。近幾年來，由於對歷史時代變遷與人類政治發展格局的認知不同，“政治傳播”、“國際政治傳播”、“對外傳播”、“國際傳播”及“全球傳播”等幾個重要的基本概念交織在一起，使“國際政治傳播”這個領域的許多基本理論陷入“語義不確定”狀態，進而不同程度地制約了理論探索所必須的明晰度。所以，我們首先需要辨析這幾個概念。

所謂政治傳播，其基本涵義是指政治共同體內及政治共同體問政治資訊的流動、擴散、接受、認同、內化等有機系統的運行過程。我們已經多次對政治傳播概念進行了深度解析(荊學民，施惠玲等，2009；2014)。與政治傳播概念相一致，所謂“國際政治傳播”就是以“國家”為政治共同體即傳播主體的國際間的政治傳播。由於現在人類政治的主要現實形態仍然是以民族國家為主體和邊界，所以，在現代傳播語境中，所謂國家的“對外傳播”就是國際傳播，這里預設的“傳播主體”是“國家”——在政黨領導的國家中，政黨、國家、政府往往是三位一體，成為“國際傳播”的最小單位的傳播主體(荊學民，蘇穎，2014)。當然，當我們使用“對外傳播”的時候，更多的時候是站在某一個國家的立場上，而當我們使用“國際傳播”的時候，泛指所有國家而不是特定國家。

“對外傳播”在更多的時候指“國際傳播”，這一點大家並無太大的異議，具體地使用和理解中也能夠自然轉換。現在學術界主要的爭論體現在所謂“國際傳播”與“全球傳播”這兩個概念上。在我們看來，爭論的背后折射的是傳播背后的政治認知和政治理念之爭。一些學者認為，全球化的浪潮中，資訊的傳播早已突破國界，“國際傳播”這個范疇已然不能解釋當前整個世界的資訊傳播，加之人們對國際之間傳播霸權和規則不公平的反感，應當摒棄“國際傳播”用“全球傳播”取而代之。

可以看出，這種認識基於對世界政治文明進步和技術發展給傳播所帶來的同步

影響的判斷。在我們看來，這種判斷卻有失偏頗。就現在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政治運行機制而言，雖然“全球化”、“區域化”給“國家”帶來一定的改變和挑戰，但是，“國家”主宰世界政治的性質和局面並無本質性的改變。在政治學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前，伊斯頓的政治系統理論試圖通過“高度柔塑性”的方法論把人類政治活動“去國家主體化”，但是在政治運行仍以國家為主宰的事實面前遭到了失敗。所以，20世紀七八十年代政治學研究就出現了強烈的“將國家帶回來”的浪潮。這種情形之下，伊斯頓自己也重新提出了“政治當局”這個概念，實際上更為強化了政治中國家的作用，他說：“系統分析概念化伊始，所謂‘國家’便擔任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不過，鑒於系統整局設計的著眼點，國家未曾成為這樣一個中心范疇，而是被分成了其幾個組成部分，其中之一即是‘政治當局’。舉凡諳熟系統分析的人都知道‘政治當局’這一概念是何等的重要，其原因特別在於：為政治系統制造並實施政治輸出、充任政治系統和其他社會系統之間中介行為者的，正是政治當局。”(伊斯頓，1989：8-9)~便是從傳播學角度而言，誠如有學者所認為的：“‘全球傳播’所試圖傳達的資訊自由、平等傳播的烏托邦式的圖景，難以在媒體機構愈發集中和商業化的現實中得以存在。資訊流通背后所依附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結構在‘全球傳播’的概念中難以被涉及和討論；概因民族國家與這一結構密切相關，而‘全球傳播’所倡導的‘無國界’則忽略了媒體集中和資本的全球流通帶來的不同國家所掌握的話語權力的差異在民族國家之間造成的資訊資本的不平等和傳播能力的不平衡”(崔遠航，2013)。

國際傳播概念之所以還不能被取代，是因為國家作為最大的政治共同體所決定

的國際傳播的政治屬性並沒有改變。雖然國際傳播還包括國際間的文化傳播、經濟傳播甚至軍事傳播等等，但是，這些傳播或直接或間接地承載一定的政治傳播功能。關於這一點，美國傳播學專家羅伯特·福特納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認為“政治本質”是國際傳播的最主要特點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的國際傳播都具有政治陸，都帶有政治色彩，傳播可以公開帶有政治性質，也可以隱含政治色彩，或者只是受國家政治經濟政策的影響。但是，國際傳播的政治因素是其本質固有的。即使某些特殊組織，如國際宗教廣播電臺，雖然通常不以針對政權為目的，但仍有其政治目的，這是因為政治因素跨越了國家和民族的界線，是因為不加控制的資訊威脅到了知識壟斷這一政權統治的基礎”(羅伯特·福特納，2000；8-9)。

就此而言，在一定意義上說，現在的國際傳播主要還是國際政治傳播，至少可以說，國際政治傳播是整個國際傳播的軸心，各種傳播皆圍繞特定政治目的和目標而旋轉。

2.國際政治傳播的本質及主要特征

國際政治傳播與國際傳播的政治屬性還不完全是一回事。國際傳播的政治屬性

所強調的是，所有國際傳播或明或暗地都隱含著某種政治目的或者為某種政治服務。而“國際政治傳播”被我們理解為國際之間的特定的意識形態的傳播。理解圍際政治傳播首先需要理解國際政治傳播的對象的特殊性。

國際政治傳播的對象，可從政治共同體內外角度分析。由於現實政治生活中，“國家”與“政黨”是最穩定最有政治權力因而也是最現實可見的政治共同體，所以，政治傳播對象的“內外之分”，實際上主要是所謂國內對象與國外對象或黨內對象與黨外對象之別。國家、(政府)、政黨，作為政治傳播的主體，其傳播對象或受眾，一個明顯的特征是內外區分的，即所謂我們過去很熟識的政治宣傳的“內外有別”。從內、外維度對政治傳播對象的分析，即可以劃分出國家的對內、對外政治傳播，政黨的對內、對外政治傳播。從一般傳播與政治傳播的關係上看，現在的國際政治傳播都是以“國家、(政府)、政黨”這個最大的“政治共同體”來劃界的，也就是說，國際政治傳播是最大體量和形態的政治傳播。

國際政治傳播對象，其特殊性正在於它是“政治性對象”。這種政治眭主要體

現在：作為一種共同體間的政治傳播，主要是一種政治價值的輸出，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較量。所以，國際政治傳播的對象就是典型的政治意識形態受眾，不論這種政治意識形態采取什么樣的形式和包裝。國際政治傳播的對象，一般是事先假設的、整體性的特定政治意識形態傳播的對象。這里所謂的整體性，是相對於國內的意識形態教育而言的，一般的情況是，特定政治共同體(比如國家或者政黨)是在這個政治共同體的特有意識形態內進行教育；而國際政治傳播對象，事先設想了別的國家的意識形態的不同，進行的是兩個整體的意識形態之間的傳播、交流、碰撞、砥礪。當這種意識形態被冠之以“政治文明”的時候，就是不同政治文明之間的傳播、交流、碰撞、砥礪、融合。所以，國內政治傳播不是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的傳播，其“受眾”的分類也不能以意識形態為標準而劃分。而國際政治傳播對象其核心差異正是意識形態。這就是“國家間政治”對國際政治傳播對象的制約。正如漢斯·摩根索所言：“所有類型的政治而言，不管是國內政策還是國際政策，都有一個特點，即它的基本表現往往與其本來面目——對權力的爭奪——不一樣。更甚者，權力因素作為一項政策所追逐的第一目標會被倫理、法律或是生物學等理由加以解釋和正名。就是說，政策的真實本質被意識形態方面的辯護和文飾所掩蓋。⋯⋯這些就是國際政策中不可避免地帶有意識形態因素的精神力量，這些精神力量還把意識形態變成國際間權力斗爭的武器。一個其外交政策能夠贏得本國人民知識信念和道德價值支援的政府，就獲得了相對於那些在選目標時未能成功地贏得或者表達上贏得這種支援的政府無可比擬的優勢。意識形態，也像所有的思想理念一樣，是可以提升國民士氣和國家力量的武器，並在實際的行動中降低對手的士氣”(漢斯·摩根索，2008；115)。摩根索進一步認為，通過對國際政治本質的分析，可以推論出帝國主義政策實際上也是以意識形態為偽裝的，而維持現狀政策則更多地是以其本來面目出現的。

“特定政治意識形態受眾”是國際政治傳播對象的一種本質的特征。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意識形態就是政治意識形態，而不是被人們泛化的類似於“文化”的所謂“廣義意識形態”。超出意識形態即“政治”范疇的傳播，就可能是國際間的所謂文化傳播、知識傳播之類，而不是國際間的政治傳播。這一點，現在學術界的認識多少有些不到位。以美國為例，美國政治學家達爾就認為：“美利堅是一個重視意識形態的民族，只是作為個人，他們通常不重視(忽視)他們的意識形態，因為他們都認同同樣的意識形態，其一致程度令人吃驚”(杰里爾·羅賽蒂，1997；354)。政治意識形態背后隱藏著國際政治權力的爭斗和國家利益的爭奪。因此，國際政治傳播的對象的選擇與國際政治權力及利益緊密相關。“有利可圖”、“有權可掌”成為選定對象的通俗說明。與此相應，利益大小、權力輕重，是制定政治傳播戰略戰術的基本依據。

國際政治傳播對象的另外一個特征是“被選擇”、“被教育”。造成這種情況

的原因是國際政治傳播主體的“帝國”心態。國際政治是一種實力政治，只有在政治上比別人“強大”、“優越”的國家，才會想著去向別人傳播輸出自己的政治價值觀，才會以政治意識形態去勸服別人，才會是國際政治傳播的“傳者”。經濟帝國、軍事帝國、文化帝國中，最強大的還是文化帝國。文化帝國的實質是政治帝國，難怪有人稱文化帝國就是政治意識形態帝圈。“我們建議稱之為文化帝國主義的東西是最難以把握的，並且，如果它能夠獨自獲得成功的話，就將是最為成功的帝國主義政策。它要征服和控制的目標不是領土或經濟生活，而是人的頭腦，同時將之作為改變兩個國家權力關係的手段”(漢斯·摩根索，2008；83)。

一般來說，國際政治傳播最強調內外有別，或者說，由於政治的差異性和不通融性，才需要對特定的政治內容以內外不同的方式進行傳播。而諸如文化傳播、知識傳播等則恰恰相反，強調傳播內容、傳播過程、傳播載體、傳播對象的一致性，強調要對政治共同體內受眾的“不歧視”，可謂“所傳無類”。但是，政治傳播則不同，正因為知道其他政治共同體與自己的成員在政治的各個方面不盡相同，才試圖通過傳播而使其改變，使其在政治的各個方面理解自己、支援自己、認同自己，進而趨同自己。所謂國際政治傳播就正是這樣。所以，分析國際政治傳播，其重點應是深入國際政治傳播的對象。某種意義上說，“受眾決定論”非常適合國際政治傳播。現在的國際政治傳播研究多少有些偏頗，往往忽略對國際政治傳播對象的深度分析。原因可能在於，第一，認為與政治共同體內的對象即國內對象沒有什么區別；第二，由於對外部了解條件的限制，尋找不出區別；第三，認為國內政治傳播對象與國際政治傳播對象就不應該區別。

毫無疑問，從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趨勢看，隨著人類的“類政治”的形成，作為政治傳播的對象是越來越沒有區別。但是，這只一種理想的目標，實現這種目標恰恰需要通過政治傳播來逐步縮小共同體之間的政治差別。據此而言，要達到“內外無別”，目前尚需要的是“內外有別”。當然，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國際政治傳播的“內外有別”原則受到質疑和挑戰，但是，還不能徹底放棄這一原則。我們的基本看法是：保其“戰略地位”，放其“戰術地位”，即從國家政治戰略高度要“內外有別”，但是，具體的傳播內容、傳播過程、傳播手段則不必刻意區分。還應該注意，強調國際政治傳播對象的特殊性，並不是主張在對內政治傳播與對外政治傳播之間劃一道鴻溝。事實上，對內政治傳播與對外政治傳播二者相輔相成。政治傳播學者麥克奈爾對這一點講得非常清楚，他說：“國際關係就是一個國內問題。⋯⋯⋯⋯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的時候，一個政府有機會登上國際舞臺，在全球幾億觀眾面前獻演。演出的好壞與否不可避免地將在國內觀眾中間引起反響。⋯⋯⋯⋯整個20世紀以來，政府、商業、軍隊以及媒體領域的精英一直通過操縱‘敵人’這一象征符號與形象來服務於國內政治目的。‘敵人’的性質隨著時間幾經改變，然而這一種傳播手段背后的原則卻始終如一：那就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利用看上去瞄準‘外國’敵人的宣傳攻勢來動員國內輿論支援帶有國內政治目的的運動(麥克奈爾，2005；184)。

3.國際政治傳播中政治文明的價值層級與共振機理

政治文明是人類各民族各國家歷史悠久的政治文化中所積淀的有益於人類的積

極成果。因而，政治文明的本質特征是沒有“政治衝突性”。但是，政治文明卻並不據此成為遠離人類生活的虛無縹緲的精神幽靈，而是通過各種載體外化和體現在人類的政治生活之中。因此，政治文明的另一個特征是“有國別而無國界”。國際政治傳播中的意識形態、政治價值、政治思想、政治文化都程度不同、形態各異地承載和傳播著人類的政治文明。正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對立性、政治價值的層級性以及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國際間政治文明的傳播與相融，需要形成“共振”才能實現。

“共振”是借用了物理學的一個概念，共振理論的核心是不同事物之間要有共同的基礎、軸心和頻率才能通過共振形成共鳴。從機械原理上講，傳播就是一種共振，共振也是一種傳播。從理論上講，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價值觀，意識形態的本質也是一種價值觀，那么，國際傳播中政治文明的共振，實質上是一種不同民族和不同國家間，通過意識形態的砥礪與交融彼此政治價值的傳播和政治價值觀的融合過程。

那么，國際間的政治價值的“共振”機理是怎樣的?我們曾把價值的基本形態

劃分為經驗價值、規範價值和終極價值：經驗價值來源於人們的現實行為，缺乏必要的普遍性。規範價值超越現實時空，具有相對的普遍性；終極價值以其信仰式的超越性感召和牽引著經驗價值和規範價值(荊學民，1992；160)。無獨有偶，美國政治學家達爾在對現代政治進行分析時也曾提出過“經驗”與“規範”的價值取向問題。他說：“每一個問題代表著對世界的一個不同的取向，提出第一個問題，人們的取向是要發現一項政策。提出第二個問題，人們的取向是要尋求規範，亦即價值或標準，去判斷可供選擇的政策。提出第三個問題，人們力圖找出現實世界中各種因素之間的經驗的關係。提出第四個問題，人們力圖澄清意義”(達爾，1987；10)研究政治價值在國際傳播間的共振機制和融合過程，就需要區分和識別價值的層級性和不同的價值取向，並在此基礎上弄清各種層級政治價值的可傳播程度。但是，一種事物的“可傳播性”，又取決於這種事物“有用性”的可擴展程度。有些事物十分有用，但是可能僅適應於其原發環境而不適宜擴展。這里僅以“經驗”和“規範”兩種政治價值層級和取向，對國際間政治傳播的共振機制予以分析。

一般來說，經驗政治價值的可傳播性相對較弱，因為它受到產生這種政治價值

的政治條件的嚴格檢驗，其可傳播性程度直接受制於“傳者”和“受者”兩種政治現實之間的相似程度。所以，由於各國歷史傳統、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的差異等原因，西方的經驗政治價值很難直接轉移到非西方國家中去，相反也一樣。我們可以將經驗層面的西方或非西方的政治價值視為一種“地方性知識”(景躍進，1987)。與經驗政治價值不同，規範政治價值具有較強的可傳播性，這種可傳播性是指首先在西方或東方社會形成的政治價值是否具有普遍性。比如，首先產生於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術語所體現的基本政治價值，許多東方國家也已經吸納或逐步吸納，已經努力使之成為自身文化的組成部分。規範政治價值不依賴經驗政治的實證，它的有效性是建立在超越具體政治經驗的政治信念上。

雖然經驗政治價值與規範政治價值的可傳播性不同，但是兩者卻不是割裂的。由特殊性(適應於地區政治)到普遍性(使用於所有政治)的傳播和擴展，體現了人類的政治由具有巨大分歧的現實狀態不斷走向沒有分歧的理想狀態的進步過程。從價值取向上看，經驗政治價值與規範政治價值也應是相輔相成的。正像達爾所說：“其一，關於政治的陳述通常包含著規範的和經驗的雙重成分；其二，即使是純經驗的研究或純經驗的陳述也無一例外地具有其規範的關切，從而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正在加以述說的經驗世界的那個特定的部分”(達爾，2012；10)。

當然，人類的政治傳播，傳播的內容歸根結蒂是一種政治文明。若姑且把人類的政治文明用“西方”和“東方”做最簡單的形態劃分(當然不是最科學的，這里的“西方”與“東方”具有空間的、地域的、文化形態的、意識形態的等綜合性的意義)，那么西方的政治文明發展至今，總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念和原理，同樣，基於中國政治實踐的中國特色政治文明也有一些基本的理念。從政治傳播角度看，作為沒有“政治性”的政治文明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統一，也是經驗與規範的統一，無論是其特殊性還是其普遍性都離不開政治傳播。特殊性意味著其在特定的經驗政治中產生，這種產生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擴展和傳播的過程；普遍性意味著其規範價值意蘊在其產生的政治系統以外被接納、認同，這更是一個傳播和共振的過程。這就是說，無論在特定的政治系統中，還是不同的政治系統間，政治文明與政治傳播都是共生共榮的。在隨著傳播技術迅猛發展人類政治文明不斷走向深度融合的新時代中，當我們把來la於某地區某國度的政治治理成果總結升華政治文明的時候，所著力訴求的是其對於人類政治所具有的普遍指導意義，這種意義的實現所依賴的正是政治傳播。進而言之，支撐中國社會改革開放迅猛發展幾十年的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當通過有效的政治傳播惠及全世界，造福全人類。

4.中國特色政治文明在國際傳播中的戰略選擇

改革開放幾十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實踐正在創造著絢爛的政治文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正在努力實現的“中國夢”正在為人類的政治文明增色添彩。從現實形態上看，“中國夢”作為中國特色政治文明的核心部分並不是飄忽在中國大地上空的精神飄帶，而是一場現實的需要付出艱苦卓絕努力的社會主義實踐活動。從理論上講，“中國夢”作為中華民族的政治和社會理想，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傳承、厚重的現實展開和充實的未來理想的三位一體。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夢”不是只關乎中國人自己的閉門想象，而是與世界各國人民在某種角度或多或少具有關聯性意義的價值理想。所以，當我們扎扎實實把“中國夢”落實在現實行動時，作為在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負責任大國提出“一帶一路”的偉大戰略就成為一種必然。這樣一來，根源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中國夢”和“一帶一路”作為一種政治文明在全世界的傳播就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置放於政治傳播理論中，作為一種政治價值的“中國夢”和“一帶一路”雖然都來自於中國經驗，但是其邏輯起點和歸宿點卻不甚一樣。簡單地說，中國夢是具有國別性質和地域性質的更多地承載著中華民族理想的經驗價值，而“一帶一路”的則是超越國別和跨越地域的具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規範價值。據此，“中國夢”與“一帶一路”的傳播路徑和傳播機制也應是不大相同的。

前面我們已經說明，傳播中的共振是政治文明在國際政治傳播中由特殊性和民族性上升到普遍性和人類性的有效頻道，是政治文明中經驗價值上升為普遍價值的必經橋梁，是化解政治發展道路的“國別特色”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如何相融之困境的思想杠桿。與此同理，反過來說，傳播中的共振也是規範性的普遍價值。轉化和現實化為經驗價值的橋梁和頻道。基於此，“中國夢”與“一帶一路”作為一種政治文明在國際傳播中其核心理念的詮釋和資訊流通路徑是不一樣的。對於中國夢的傳播來說，是從“中國夢”精準提煉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普遍價值向全世界傳播；而對於“一帶一路”的傳播來說，是把其中蘊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普遍價值落實到中國以及相關各國的經驗上來。二者相輔相成，使中國目前的偉大事業“中國夢”和“一帶一路”成為一種政治文明讓全球共用。

“中國夢”在國際政治傳播中由特殊性和民族性上升到普遍性和人類性，從而

與人類政治文明形成共振的著力點，是對“中國夢”所蘊含和綻放的普遍性規範價值的精準詮釋與釋放。在這一點上似乎我們還做得遠遠不夠。“中國夢”雖然在形式上以中國為主體，但它全方位多維度地蘊涵著全球共用的人類價值。從政治上講，全球化時代的“新政治”的特點是超越領土地域性質走向全球共治。中國夢作為一種“國家夢”雖然具有中國國家的屬性，但是，其所訴求和實現的“國家富強”價值理想無疑是全球國家所期待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夢與美國夢是共同性多於差異性，相通性大於阻礙性。所以，就國際政治傳播戰略而言，大可不必大講特講中國夢的所謂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而應著力於中國夢的普遍價值和世界意義，從而與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所創造的政治文明形成共振，進而聚合為全球共用的人類政治文明。從經濟、文化上講，中國夢則更具有突出鮮明的人類理想價值，面對生態環境、經濟危機、精神貧瘠、可持續發展等人類性問題，“中國夢”更是一種“人民夢”，其所訴求的最終理想，是人類所共同期待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文明所帶來的人民大眾的福祉。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夢”所蘊涵綻放的各種美好的中國故事向全世界的傳播，並不能僅僅依靠國家政府來講，人民大眾、普通百姓的實實在在的生活才是最好的傳者和講授者。當然，從傳播學的理論上講，經驗更多地依賴於特定條件和情景的體驗從而並不十分有利於直接傳播，而只有被抽象的“活的經驗”即從“真實具體”中科學抽象出來的理論才能更加廣泛地傳播。就此而言，中國夢的國際傳播戰略的重心，仍然在於理論家們對中國夢中所蘊涵的具有更為廣闊而久遠的“精神公約數”進行精準而鮮活的理論總結，這種總結之所以須精準而鮮活，是因為它需要在不同的國家、民族和地域中“蝶化”為符合其條件和情景的具體的價值目標。

“一帶一路”在“中國夢”之后提出，理論界多把“一帶一路”理解為“中國

夢”的具體落實或者進一步深化。因此，現在的情形是，人們把“中國夢”與“一帶一路”並列在一起“打包”向全世界去宣講。一般來說，這種認識並無不妥，但是，從傳播的角度看，還是未能做到差別化細分。“一帶一路”從形式上看是一種具體的行動版面，但是，其實質卻是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價值訴求與實現。與“中國夢”不同的是，“一帶一路”價值的邏輯起點，是超越中國時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普遍性價值。所以，它才能仿佛是一條強勁的紐帶，跨越亞歐大陸無垠的草原，跨越印度洋潮濕的季風，跨越乞力馬扎羅的雪，跨越安第斯山的云，激起了全球范圍的廣泛共鳴。要特別指出的是，“一帶一路”雖然發端於“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這個似乎比較抽象的哲學命題，但是，它卻是具有歷史必然性的價值選擇。早在160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揭示了人類社會不僅是一個具有全球化發展趨向的社會，而且是一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日益拓展、增強的社會：“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馬克思，恩格斯，1995；276)。

“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作為一種理念，所著力強調的是人類在漫長歷史演進過程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命運悠悠相關性。落實在現代社會發展中，其展現的基本價值觀是相互依存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和全球治理觀，意味著政治多極、經濟均衡、文化多樣、安全互信、環境可續等人類社會向更高文明形態演進的新范式。正因如此，中國應該率先把這種文明的新范式落實在具體的行動上，形成“一帶一路”理念的中國經驗，進而為全世界提供成功而有效地示范。就此而言，“一帶一路”的傳播，是一個從規範到經驗的價值下沉演繹過程，需要中國率先示范然后擴展至相關國家乃至全世界。

以上我們只是聚焦於“中國夢”和“一帶一路”，挖掘其政治文明的價值和意

義，並把其置放於國際政治傳播中，來探求中國現在的戰略選擇。當然，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遠不是“中國夢”和“一帶一路”可以包含的，因而，中國特色政治文明的國際傳播的內容也遠不是“中國夢”和“一帶一路”的傳播可以代替的。諸如像民主、法制、政黨領導等等重大議題和內容都值得和等待著我們置放於國際政治傳播的戰略高度來深入研究。我們殷殷期待中國特色政治文明在全世界綻放絢麗的光彩。（注釋略）

文章來源：《國際新聞界》2015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