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生：安倍政府修憲對亞太安全的影響

作者周永生系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內容提要

修改和平憲法是安倍晉三右傾政治的核心。安倍政府推動修憲，有著長期積累的、復雜的遠期背景，即歷史、社會、法律根源，這些社會根源長期根植於二戰以后的日本社會。近期背景包括社會、國際和安倍右翼政權執政。其中領導者個人因素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安倍認為提振經濟並非易事，只有樹立修憲的旗幟，才能使自己執政時間更長。經過國內外多層博弈之后，安倍頑固地堅持修憲路線。修憲的核心目標是要刪除憲法第九條，獲得對外交戰權，建立國防軍，改變戰后國際秩序，成為不受任何束縛的、全能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大國。為此，安倍政府不斷進行輿論準備、政策準備和組織準備。如果修憲成功，日本將擁有國防軍、交戰權，並施行“積極和平主義”，將成為一個強勢的日本、危險的日本，在客觀效果上將帶來亞太地區安全上的某些不確定性，甚至可能引發地區動盪和軍備競賽。但是，在安倍執政期內，很難實現修憲的目標，其成功的概率只有40%。不過，即使安倍政府推動的修憲不能成功，自其執政以來到現在所推動的修憲，也已經給亞太地區安全帶來了消極負面的影響，引起了地區國家之間的猜忌和關係緊張，也導致這些國家在心理上加強了對日本的戒備，同時推動了東亞地區實際軍備競賽的出現。

安倍政府修憲的步驟與政策

安倍政府在執政以后，就開始了修改憲法的步驟，從輿論、政策三方面做準備，並最終為跨越修憲最後的法律程式—全民公決做鋪墊。

（一）輿論準備

安倍晉三政權執政以后，大規模地開動輿論宣傳機器，制造修改憲法的輿論，以致在安倍晉三執政的兩年期間，修改憲法始終是日本的一個焦點。安倍晉三處心積慮地要否定戰后和平憲法，推動修改憲法的政策盡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否定對韓國侵略、聲稱侵略沒有明確定義的情況下，包括美歐等國際輿論群起而批判之，致使日本國民感覺到了安倍晉三修憲政策的危險性，以致在此之后日本國民支援修憲的比率大幅度下降，在短時期內已經無法達到過半數國民投票支援、修改憲法的最低程式。因此，安倍晉三隨后將修改憲法的重點轉到企圖修改憲法第96條，即對憲法修改程式中規定要經過眾參兩院2/3絕對多數票通過、國民投票比率過半數支援修憲的情況下才可以對修改憲法的程式進行修改，想將其改為在眾參兩院中，過半數議員投票通過即可進行公民投票的簡單修改程式。如果改成這樣簡單的修改程式，就使憲法和一般法律修改的門檻完全相同，體現不出作為國家根本大法憲法的至高性、尊嚴性和穩定性。因此，安倍實際上也遭到了在野黨和大多數日本國民的反對。

為修改憲法進行輿論造勢，安倍晉三還特意坐上自衛隊的坦克進行表演，同時，還穿上了96號的球衣，在公眾場合亮相。因為，在《日本國憲法》當中，第96條規定了憲法修改的法律程式。在日本民眾比較反感修改憲法第九條的情況下，安倍政權及其自民黨一時之間主張首先修改憲法的修改程式，即修改憲法的第96條。因此，安倍晉三才會穿上96號球衣，來為憲法修改造勢。這種輿論宣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戰后世界各國的憲法都經過多次修改，為什么唯獨日本不能夠修改？日本也應該像其他國家一樣具有對本國憲法修改的權力。關於這種認識，在安倍政權的極力推動之下，日本國內基本上已經達成了共識，即日本也具有修改憲法的權力。第二，《日本國憲法》是戰后美國占領軍強加給日本的憲法，日本不能夠總用外國強加的一部憲法，而需要制定本國自己的一部憲法。安倍晉三稱，只有日本自己書寫的憲法，才有助於“開辟新的時代”。第三，《聯合國憲章》規定，聯合國成員國擁有集體自衛權。日本是聯合國成員國，卻沒有和其他國家一樣享受《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平等權利。因此，日本也應該按照《聯合國憲章》規定，修改憲法，擁有集體自衛權。第四，當前的日本國憲法，束縛了日本為世界和平做貢獻的手腳，尤其是日本沒有條件以軍事力量為世界和平做貢獻。不能夠以軍事力量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的國家，就不具備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基本資格。日本要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必須要打破當今憲法在軍事方面規定的束縛。

（二）政策準備

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政策，則是在目前不能夠修改憲法的情況下，架空憲法和平內容的陰損招數；屬於打著憲法的名義，否定憲法實質內容的非常規做法，通過架空憲法量的積累，最終目的還是通過修憲徹底刪除和平憲法當中限制日本保有軍隊、限制日本對外交戰的內容。

在這種背景下，進入2013年下半年，安倍政府又將修改憲法的重點轉為對憲法重新解釋，意圖將本來沒有集體自衛權的戰后憲法解釋出來擁有集體自衛權的政策。解禁集體自衛權就是要獲得憲法規定日本沒有的對外交戰權。安倍內閣副首相麻生太郎首先表露出了這種政策的苗頭。2013年7月29日晚，麻生太郎在京發表演講時稱：“（德國）魏瑪憲法在不知不覺中就變成了納粹憲法。如果我們學習（納粹的）手段怎么樣？（國民）不再爭吵，並且會接受（修改憲法的事實）。”這種說法就是在暗示，不必冒著強烈的抵觸情緒，大動干戈地去推動憲法的修改，要通過對憲法進行重新解釋的辦法，而使日本獲得相當於修改憲法的效果。

安倍政府以解禁集體自衛權和加強國內安保體制為主要政策目標，其大體的方向是強化安保體制，加強中央集權和首相權力，以便在緊急事態的情況下能夠有效地發揮安保體制的作用，尤其要解禁集體自衛權，使日本國家擁有對外戰爭的權力，名義上是要使日本成為一個“普通國家”，而實質上是要使日本成為一個全能國家，即擁有對外戰爭權力的國家。

2014年7月1日上午，日本執政的自民、公明兩黨召開安全保障法制建設磋商會，就修改憲法解釋、以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定案達成了一致。這就從性質上推翻了日本戰后新憲法規定的內容，即日本歷屆內閣遵守的“自衛權發動三條件”，出臺了新的“武力行使三條件”，將戰后憲法內容沒有的集體自衛權解釋為擁有，盡管這其中加上了一些條件限制，但是，在性質上已經違背了戰后日本國憲法的本意與內涵，從而為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開辟了道路，確定了政策基礎。

安倍政府執意解禁集體自衛權，是因為解禁集體自衛權以后，日本實際上等於擁有對外交戰權，基本上架空了日本國憲法限制對外戰爭的和平內涵，而使日本和平憲法對戰爭與軍事力量的約束形同虛設，失去規範和限制的意義。這樣又為以后安量的約束與戰爭、和平問題的規定已經被突破，在實際政策當中已經不發揮作用，不進行修改也變成了一種擺設，只能進行修改。最後，修改憲法也就變得順理成章。

安倍政府對集體自衛權的解禁，主要帶來了七個方面的后果：

第一，造成了日本國內社會嚴重的撕裂，廣大日本民眾和在野左派政黨反對安倍的這項政策。一個日本中年人為了反對解禁集體自衛權內閣決議的出臺，在東京的一個天橋上點火自焚。按照《每日新聞》的調查，反對的比率高達71%。而根據富士電視臺的調查，支援這一政策的比率達到40%。《每日新聞》屬於日本左派的媒體，而富士電視臺屬於右派媒體。這種調查結果的巨大差異，說明整個日本社會的撕裂。

第二，這個內閣決議不僅架空了《日本國憲法》，而且也為修改《日本國憲法》埋下了伏筆。在此決議出臺后，安倍政府將著手修改相關的包括《自衛隊法》《周邊事態法》等17部法律條文。當這些法律都得到修改以后，集體自衛權就可以得到落實，從而徹底架空戰后的日本國和平憲法，使憲法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失去約束日本政府的作用，其最後被修改就成為水到渠成的事情。

第三，這個政策和隨著相關安保法律在國會的通過與落實，必然直接導致安倍政府推動擴軍、強軍政策，加大發展軍事工業的力度，逐漸擴大先進武器的出口，這將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使日本成為東亞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的動盪之源。日本將更加廣泛地以軍事力量參與世界動盪地區的事務，日本輸出的將不是和平，而是挑動地區動盪的理念，推動矛盾激化乃至於戰爭的武器、軍事力量等。

第四，從長期立場而言，日本不僅會成為美國在世界發動霸權主義戰爭的幫兇，而且可能利用集體自衛權的名義對中國等一些國家發動戰爭。雖然安倍目前表示不會參加多國部隊的戰爭，這並不意味著以后日本不參加類似於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之類的戰爭。到彼時，日本政府很容易找到相關的借口。因此，這不是促進了世界的和平，而是增加了世界的動盪。

第五，美國很有可能成為日本對外戰爭的長期目標。隨著日本戰爭實力的增長，或許有一天，日本會脫離美國的控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對美國的仇恨，很有可能從心底深處爆發。從本質上來說，盡管目前日本和中國對立，但從古代到今天，中國從來沒有從根本上傷害過日本，反而是從文化、思想等諸多方面提攜和幫助日本，日本和中國沒有根本的深仇大恨。但是美國則不然，美國不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大規模地轟炸東京，而且還對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造成巨大傷亡，並且大規模地奪占了日本占據的太平洋(601099,股吧)島嶼。對於這些歷史，日本右翼勢力並沒有忘記，他們不僅沒有真正反思自己的錯誤和罪行，反而從心底深處怨恨美國，一旦這種情緒在某種條件下爆發，日本集體自衛權的針對對象就可能變成為美國，屆時，美國面臨的威脅將不言而喻。

第六，日本人民與日本民族是長遠的受害者。盡管在短時期內，安倍政府表現出了對行使集體自衛權謹慎的態度。但這種制度一旦形成，很容易導致日本右翼政治家濫用軍事和戰爭權力，最終遭受損害的將是日本人民和日本民族。

第七，解禁集體自衛權只是使日本獲得了對外交戰權，並沒有改變《日本國憲法》第九條中不保有陸海空軍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安倍政權很難建立國防軍，並實行大規模擴軍。因此，解禁集體自衛權只是滿足了安倍政權獲得對外交戰權的欲求，還沒有達到可以不受憲法限制地進行大規模擴軍，或者建立國防軍的政策訴求。因此，解禁集體自衛權僅僅是修改憲法的一個權宜之計，一種修憲的過渡政策。最終實現修憲，仍然是安倍政權的主要目標。

安倍政府解禁集體自衛權，等於打開了大規模動用軍事力量、並有權發動戰爭的潘多拉盒子，打開了危險的戰爭之門。作為一個有侵略前科的國家，這不是在追求成為“普通國家”或“正常國家”的道路，而是打著各種冠冕堂皇的旗號，走上了一個背離和平的危險之途。這種政策已經架空了目前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當中的部分內涵，已經使日本具備了開啟對外戰爭的條件。一個打著憲法旗號，而違反憲法本意、不正當的政策解釋，很可能將日本引向不正當的道路。

（三）組織準備

2013年8月2日，安倍決定撤換認為擁有集體自衛權違憲的內閣法制局局長山本庸幸，而由支援日本擁有集體自衛權的駐法國大使小松一郎出任內閣法制局長，為解禁集體自衛權掃除內閣關鍵人士障礙。2014年12月，日本眾議院大選之后，安倍第三次組閣，推動憲法修改依然是安倍政府的大目標。盡管自民黨、公明黨執政黨聯合已經占據了眾議院2/3的絕對多數，但是，在參院之內，執政黨還達不到這樣一個絕對多數。自民黨、公明黨合計只有134個議席，僅占參議院議席總數242個席位的55%，離2/3的絕對多數還有一定距離。而要實現修改憲法，首先必須在參眾兩院分別得到2/3絕對多數票的支援，這樣才能啟動憲法修改的初步程式；然后進行全民公決，達到50%的半數投票贊成，即可以實現憲法的最終修改。因此，進行黨派協調，在參議院當中爭取2/3以上多數票支援，是安倍內閣及其自民黨修憲政策的主要努力方向。早在安倍執政以后，就和國會內部的右翼黨派維新黨等拉攏關係。因為右翼政黨普遍支援修改憲法，只是在修改的內容上略有區別，並無實質性的巨大差別。因此，安倍內閣今後還會設法拉攏右翼政黨，爭取右翼政黨的支援。2015年1月下旬，安倍政府及其自民黨正在謀求在議會中組建超黨派項目團隊，將堅決護憲的共產黨與社民黨排除在外，而拉攏民主黨、維新黨、公明黨、次世代黨、生活黨、改革黨六個黨派參加，共同磋商修改憲法的事宜。

同時，安倍及其自民黨積極準備2016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期待通過參議院選舉，打敗在野黨，擴大在參議院當中的優勢席位，力爭能夠奪得與公明黨聯合達到掌握參議院2/3 絕對多數議席。這樣就可以在眾參兩院當中，通過修改憲法的有效法律決議案。繼而，將進行更大規模的修改憲法造勢，為舉行全民公決做準備。

安倍政府修憲對亞太地區安全的影響

日本一旦實現了對於和平憲法的修改，擁有了對外交戰權，建立國防軍等結果將很快得到實現。當然，為了掩人耳目，日本也許不會很快進行擴軍，但從長遠的結果來看，日本必然會重啟擴軍的政策，進而，向成為軍事大國的方向努力。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就會對亞太地區的安全產生極其復雜而深刻的影響。

（一）安倍內閣如實現修憲的可能結果

安倍內閣如實現修憲，必然要刪除或改變憲法第九條內容。由此將制定和確立新憲法關於戰爭與軍事的基本內容：一是日本國家擁有建立國防軍的權力，據此，日本將改變二戰以后只保有自衛隊的武裝力量狀態，建立起名正言順的國防軍。二是日本國家擁有對外交戰權，即不僅享有單獨自衛權，也擁有集體自衛權。

可以想象，日本一旦建立國防軍，為了安撫世界輿論，消除周邊國家的恐慌心態，在短時期內未必會大量增加軍隊人數；但就長期而言，必然采取大規模的擴軍政策，提高武裝力量的人數，在武器裝備上保有大量進攻性武器，使日本走向軍事大國化的方向。因此可以說，日本一旦建立起國防軍，將由過去相對軍事上弱勢的日本，而變成軍事上強勢的日本。而日本擁有對外交戰權以后，就可以尋找各種借口，在遠離日本本土和日本周邊的一些地區進行武裝干涉，或者從事進攻型的作戰，由此，將對亞太地區和世界帶來新的影響。

（二）對亞太安全的影響

一般國家擁有國防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但日本畢竟不是一個普通的國家，而是一個有過對亞太地區大規模侵略歷史的國家。同時，由於日本政界和社會並沒有很好地認識那一段侵略歷史，也沒有很好地反思，總有一些政要跳出來否定侵略歷史，說出美化侵略戰爭的言論，因此，日本帶給人的感覺是一個不能夠讓人完全放心的國家。而日本人自己卻經常覺得很委屈，他們認為，日本已經無數次地進行了道歉，你們還要日本怎么樣？這就是他們的真實心態。日本政要的確在不同場合就侵略歷史問題進行過道歉，這是事實。但反過來，日本的一些政要、社會名流也在各種場合流露出否定侵略歷史的態度，表達過相關的言論，這也是事實。日本政要和日本公眾強調的是前一個事實，但卻忽略了后一個事實；而國際的公眾和輿論擔憂和警惕的是后一個事實。這就是日本和國際社會在歷史問題上產生分歧的焦點所在。

一些國際輿論過分地評說，認為安倍要走軍國主義道路，甚至夸張到說日本已經成為軍國主義國家。這種夸張的認識顯然會形成過猶不及的反論，在事實面前，會變得不堪一擊。因為軍國主義必須有兩個實質性的內容：其一，在國內實行獨裁專制的法西斯體制，人民沒有言論自由，沒有人權保障，遭受到高壓體制的控制等。而日本的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日本一直延續了二戰后美國對其民主改造的傳統，還保有一個相對健全的民主體制。其二，軍國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是非和平的政策，對外侵略擴張的政策。二戰結束以后，日本沒有發動新的對外侵略戰爭，國際環境也不允許其對外侵略擴張，二戰以后的日本不具備以上軍國主義國家的兩點實質內容，因此，不能說日本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而且，日本是否能走向軍國主義也並不是完全由日本自身所決定的。國際社會的環境、東亞的國家和二戰以前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以中國為首的東亞國家的普遍崛起，使它們過去積貧積弱的情況發生了徹底改變。日本已經沒有能力像二戰以前、可以肆意侵略其中的任何一個國家。因此，日本重新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國際環境已經不存在了，在這種環境的制約下，也只能說日本有向軍國主義發展的危險傾向，實際上也很難再重圓日本右翼勢力的帝國夢想。但是，日本如果實現了修憲，的確會給亞太地區的安全帶來很多不確定的影響。

1.對中國的影響

對中國而言，擁有國防軍、交戰權，並施行積極和平主義的日本，可能是一個強勢的日本、危險的日本。那個時候，日本將徹底轉變專守防衛的政策，很有可能通過自身保有進攻性的戰略武器對中國構成主動性的威懾，並有能力運用進攻性的戰略武器同中國進行對攻。同時，如果日本不改變把中國當做現實和潛在敵國的政策方針，那么在國際戰略、外交行動乃至軍事行動上，必將又像近兩年一樣處處牽制、遏止和圍堵中國，甚至推行從海洋上包圍中國的戰略。由於以國防軍為基礎的日本軍事力量快速增長，這對中國的危險性、危害性將表現得更加嚴重，並將成為中國和平發展進程當中嚴重的外部阻礙力量。同時，中日兩國存在著釣魚島領土之爭，日本又是一個善於投機和冒險的國家，一旦日本具備了相當強大的軍事實力，很有可能尋找某些借口，丑化或栽贓中國，公開敵視中國，進而發動對中國的局部戰爭。因此，修憲以后的日本對中國具有相當的危險性。

2.對美國的影響

日本修憲以后，對美國帶來的影響是比較微妙的。盡管在小布什政府執政時期，美國比較鼓勵日本修改憲法，但在奧巴馬執政以后，美國支援日本修憲的意圖有所減弱。因為美國不再像小布什時期那樣到處用兵，相對而言，對日本配合美國海外出兵的需求大幅度減弱。但是，由於崛起的中國日益成為美國的心腹大患，美國為了遏制中國，促進日本在軍事上崛起，改變戰后長期以來對日本去軍事化的政策，因而想扶植日本成為一個軍事大國，用來平衡中國。對於想通過修改憲法實現軍事崛起的日本，美國樂見其成。日本一旦在軍事上崛起，盡管在短期之內有可以給美國助力的一面，但長期而言有可能成為日本驅趕美軍離開日本的一種重要資本；進而，導致美國對日本控制能力的減弱，有可能會進一步助長日本利用美國，甚至與美國分庭抗禮的一面。因此，修憲以后的日本，不僅將對中國構成嚴重制約，也將發揮對美國制約增強的效果。

3.對朝鮮半島的影響

對於朝鮮半島，日本一貫擁有介入其事務的歷史和野心，並以居高臨下的心態看待朝鮮半島的事務。日本既想拉攏韓國抗衡中國，又想強調朝鮮的“北方威脅”，以支援韓國的名義，重新介入朝鮮半島的事務，以便在南北關係當中施加自身的影響，維護本國的利益。但是，韓國對日本抱有深刻的戒心，既有聯合日本自保的心態，也有盡力排斥日本、不使其深度介入韓朝雙邊關係、防止其漁利的心態。在日本修改憲法以后，面對擁有強大國防軍和交戰權的日本，韓國將處於更加弱勢的狀態，日本將更加積極地介人朝鮮半島事務。和日本相比，朝韓任何一方都屬於弱勢的一方。為了讓自己贏得比對方更多的優勢，朝韓雙方也都將要盡可能地拉住日本，利用日本，日本將借此更加深人地卷人朝鮮半島事務。到那時，日本介入朝鮮半島事務的手段將更多、更廣泛，尤其在擁有國防軍和遠程打擊手段的條件下，日本將有條件和能力運用軍事手段介入朝鮮半島事務，有能力對朝鮮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在軍事力量上，對韓國的壓制能力也益發強大。

4.對東盟與南海地區的影響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南亞地區素有日本后院之稱，日本戰后對這一地區長期經營，勢力顯著。但是，進人21世紀后，隨著中國力量的崛起，對東盟的影響日益擴大。日本在東南亞的勢力隨著自身經濟力量的下降也相對衰退。日本不甘心自身力量在東盟地區的衰退，而要通過支援與中國有領土紛爭的國家，加強對這一地區的強勢介入。修憲以后的強勢日本，將會更加深入地介人東盟地區事務。2014年4月1日，日本內閣會議上通過新的武器出口三原則，即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成為日本武器出口的新政策，實際上等於大規模開放武器對外出口。在通過這個新的武器出口三原則不久，安倍政府已經確定對南海地區凡是與中國有島礁和海洋爭端的國家（包括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都要支援並出口巡邏艦。這種政策很明顯，不僅是對領土爭端地區不負責任的挑釁性政策，而明確就是以武器支援、促進地區對抗和衝突、進而從中漁利的政策。這以后，日本將以武器出口、軍事介人等手段更加強勢地插手東盟地區事務，甚至有可能在東盟某些國家（如菲律賓、越南、緬甸等）謀求租用港口，建立軍事基地，以便控扼南中國海至印度洋一代的石油航路。如果這種情況和事態進一步嚴重發展，修憲以后的日本軍隊甚至有可能加入到南海地區某國對中國的局部戰爭當中。

5.對亞太地區的影響

亞太地區歷來是日本意欲發揮主導作用的地區，近代以后，日本不僅意欲向亞洲大陸方向發展，而且，企圖通過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主導並控制太平洋地區。安倍執政以后，日本著力擴大海空軍力量，也與防范中國、擴大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影響有關。修憲以后的強勢日本，必將要逐漸放手發展自身的海空軍力量。2014年6月11日，日本、澳大利亞在東京舉行的日澳2+2會議上，包括日本向澳大利亞出口和轉讓蒼龍級潛艇與技術在內，日澳雙方就簽署防衛裝備共同開發協定達成實質性共識。這是一種髙精尖武器實質性大規模出口的突破，也表明日本將通過加強聯合亞太地區諸如澳大利亞、印度等大國強化本國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曾經大量地侵占太平洋地區的島嶼。二戰結束以后，一些太平洋的島嶼或是逐步獲得了自主獨立，或是仍在美國的控制之下。近年來，日本尤其重視加強與太平洋島嶼國家之間的對話與聯系。自1997年開始，首次舉辦日本和太平洋島國首腦峰會，以后每三年舉辦一次。最近一次是在2015年5月舉行。日本作為島嶼國家，加強與太平洋島國的合作關係本無可厚非。但是，日本越來越將這種聯系與合作指向抗衡中國的戰略目標，以便削弱中國在太平洋地區日益增大的影響力。日本的戰略如果按照這種思路發展下去，修憲並建立國防軍以后，日本很有可能重新回歸並延續二戰前的思路，不僅將進一步加強與太平洋島國之間的政治、經貿和文化聯系，甚至有可能向該地區的戰略支點國家租借港口，派駐軍隊，以便控扼太平洋地區的戰略要道，保持日本對太平洋地區的優勢戰略地位。甚至可以預測，一旦美國因為某種原因同中國開戰，日本肯定要同時加人美國對中國的作戰當中。

總之，如果修憲成功，日本將進一步加強同歐盟、北美、拉美和非洲等世界各大地區和國家之間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往，尤其將要加強安全合作與軍事合作關係，以軍事手段和軍事實力進一步開拓本國的發展空間，擴大本國的軍事影響，提升本國在國際事務中逐漸擺脫美國控制的獨立性，從而成為包括軍事大國在內的綜合大國，努力爭奪並企圖主導亞太地區的事務，發揮世界性的影響。日本一旦實現修憲，擁有對外交戰權，建立國防軍，擴大軍力，中國、韓國、朝鮮和俄羅斯等國家必然以加強軍力用來應對。在客觀效果上，將帶來亞太地區安全上的某些不確定性，甚至可能引發地區動盪和軍備競賽。

即使安倍政府推動的修憲不能夠獲得成功，但自其執政以來到現在所推動的修憲活動，也已經給亞太地區安全帶來了消極負面的影響。第一，除了日本的盟友美國等國家以外，其他亞太地區的一些國家都擔憂安倍政府的修憲努力，害怕將日本重新引向軍國主義道路。因此，安倍的修憲，引起了地區國家之間的猜忌和關係緊張，也導致這些國家在心理上加強了對日本的戒備。第二，推動了東亞地區實際軍備競賽的出現。俄羅斯從2013年開始比較大規模地加強遠東地區的軍事力量建設，主要目標就是加大對日本的威懾與防范。其具體表現為更換遠東地區及其針對日本庫頁島、南千島群島地區部隊的裝備，向法國訂購的2艘西北風（mistral）級兩棲攻擊艦，也將部署在遠東地區；在該地區，反艦導彈、防空導彈等武器的數量和質量都有所提升。韓國近年來的國防開支也增長迅速。2015年的國防開支增加5.3%，達37.6萬億韓元（約合354億美元），是2011年以來增速最快的一次，國防預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63%，也是200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韓國的擴軍盡管表面上針對朝鮮，但骨子里也有憂懼、防范日本的一面。盡管中國按照自身的節奏，有條不紊地推進軍事現代化的工作，但也不能夠否認其中有應對、防范日本的因素。

結論

安倍修憲的前景，並非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樣樂觀，實際上在安倍執政期間之內，很難實現修憲的目標。筆者認為，修憲成功的概率只有40%。因為安倍難以跨越以下幾個關鍵障礙。

第一，獲得參議院2/3以上的絕對多數並非易事。以日本民主黨為首的在野黨，正在謀求舉行重組聯合。一旦重組聯合成功，在野黨的聲望和勢力可能會有所增強。而隨著安倍執政時間的延長，安倍政權的弱點和弱勢也將日趨暴露，民眾反對安保方案的呼聲日趨提高，但無法阻止相關法案在國會獲得通過。安倍經濟學已經使日本逐步走出經濟困境，上市企業經營狀況獲得改善，日本經濟形勢好轉，日本民眾對安倍的支援率一度因修憲問題下降到40%左右之后，又因經濟上的好轉有所回升，再度達到50%左右。但是，到2015年6月底，由於日本在野黨、社會團體和大多數憲法學者開展了反對安保相關法案的斗爭，安倍的支援率再度跌到40以下。日本自民黨要想在2016年參議院選舉當中獲得2/3的議席也比較困難，實現修改憲法在議會上的第一道法律程式就難以獲得通過。

第二，日本民眾並不愿意看到安倍內閣實現修憲，不愿意看到安倍內閣推動日本走上軍事大國化的道路。他們認為，那對於日本來說是一條非常危險的道路。所以，安倍執政以后，民眾對於修改憲法的支援率反而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的趨勢。這個時間節點，大體上是在2013年4月安倍針對日本對韓國的殖民統治在國會答辯當中聲稱“可以不界定為侵略”的言論引發了世界性的抨擊；這一事件使日本民眾認識到了安倍推動修憲的危險性。因此，對修憲的支援率一度從接近於50%不斷下降，直至下降到30%-40%左右。這一支援率如果在安倍執政期間不能夠獲得大幅回升，即無法達到50%，則意味著安倍過不了修改憲法公民投票這一關。

盡管安倍政府一直在高調推動修改憲法，其前景仍然比較暗淡。筆者認為在安倍執政期間修憲不成功的概率為60%，理由如下：

第一，按照日本憲法修改條款的規定，修改憲法的法律門檻比較高，主要包括：要分別在眾參兩院以2/3絕對多數票通過修改憲法的決議案；通過全民公決，達到50%的支援率，才能夠最終實現修改憲法。這些規定和程式要想全部達到與滿足並非易事。在安倍執政的有限時期內，很難跨越。

第二，日本民眾大多數不支援修憲。在安倍第三次組閣以后，日本輿論調査顯示，在“安倍政府最優先的課題應該是什么”的回答中，50%左右的回答比率是“經濟對策”和“社會保障”而只有5.8%的人回答是“修改憲法”。這說明，日本民眾最關心的事是經濟問題、生活問題和社會保障問題，而不是修改憲法。

第三，由於過去戰爭的教訓，日本國民不愿意支援比較極端的政治勢力和極端政策。安倍在執政以后，曾經以沒有統一定義為借口，變相否定對韓國的殖民統治是侵略，遭到歐美國家的普遍批判，引起日本國民的警覺，他們害怕安倍危險的歷史觀和日益偏右的政策再次把日本帶入戰爭的深淵。日本國民沒有忘卻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苦難，他們反感戰爭，也對可能將他們重新帶入戰爭的安倍政權抱有深刻的戒心。他們認為，安倍的思想過於極端，反而不敢過分地支援安倍。之所以對安倍還有一定的支援度，主要是覺得安倍在治理經濟方面比其他領導人和黨派更有能力，而不是要支援安倍比較極端的右傾政策和修憲政策。

第四，隨著安倍執政時間的延長，內閣成員腐敗等方面的丑聞不斷被揭露，一些經濟和社會難題難以得到有效與很好的解決，民眾對安倍政權不滿的呼聲會逐漸上升，安倍政權有可能由強勢轉為弱勢，這也會阻礙安倍政府修憲目標的實現。

綜上所述，按照安倍正常的執政任期，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到2018年即告結束。到那時安倍執政的弊端已經充分顯露，想要延長執政也不太可能。在安倍執政的期限內，日本國民難以在這么短的時間里扭轉對修憲的態度，因此，安倍政權很難實現修憲。但是，從大趨勢上來看，日本憲法的修改，遲早都要進行，這是一個擋不住的大趨勢，不過很可能是在一個相對溫和的政權手中得到修改；對於溫和的政權，民眾不必擔心它會把日本帶向戰爭之路，因此，可能會反而對政府修憲的企圖持一種寬容態度，這是由日本民眾對戰爭苦難的記憶和日本民族的心理特點所決定的。

即使安倍政府推動的修憲不能夠獲得成功，自其執政以來到現在所推動的修憲，也已經給亞太地區安全帶來了消極負面的影響，引起了地區國家之間的猜忌和關係緊張，也導致這些國家在心理上加強了對日本的戒備，同時推動了東亞地區實際軍備競賽的出現。（注釋略）

文章來源：《國際安全研究》2015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