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春陽：美國亞太軍事“再平衡”戰略最新態勢評估

作者賈春陽系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博士生

內容提要

2012年6月2日，美國時任防長帕內塔在第11屆香格里拉對話會上表示，當前美國海軍在太平洋(601099,股吧)和大西洋(600558,股吧)的兵力配備約各占50%，到2020年，美海軍將把60%的總兵力部署在亞太地區，包括6艘航母及大部分巡洋艦、驅逐艦、瀕海戰斗艦（lcs）和潛艇。幾年來，雖然不斷受到敘利亞危機、烏克蘭危機、“伊斯蘭國”崛起等事件的沖擊，但美國從未放松推進亞太軍事“再平衡”的步伐。從現有資料看，與2012年相比，美國當前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態勢已出現重大變化，其“再平衡”戰略取得了明顯進展，值得關注。

亞太軍事“再平衡”最新態勢

早在小布什時期，美國便開始強化亞太軍事部署。美國防部2006年2月發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便建議美國海軍調整軍力部署態勢，將60%的潛艇部署至亞太地區。奧巴馬上臺后，美國加速強化亞太軍事部署，力求在亞太地區形成一種“地理上更加分散、行動上更加靈活、政治上更可持續”的軍事態勢，以展示美國在亞太地區維持強大軍事存在的承諾。2013年6月，繼前國防部長帕內塔2012年提出將美國海軍60%的兵力部署至亞太后，時任國防部長哈格爾在參加第12屆香格里拉對話會時宣布，美國空軍已將60%的海外兵力部署到亞太地區，未來將把相同比例的太空和網絡力量調配至亞太，以強化美國空軍的行動速度、作戰范圍及靈活性。一年后，哈格爾宣布，到2020年，美國將完成把60%的海、空力量部署至亞太的目標。

依照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的說法，截至目前，美國海軍已將55%的水面艦艇部署至亞太，並實現了將60%的潛艇部署至亞太的目標。從美國海軍官網資料看，截止2015年6月底，美海軍共有32.6萬現役官兵，273艘可供部署的作戰艦艇，包括201艘水面艦艇和72艘各類潛艇（全部為核潛艇），其中處於部署或部署途中狀態的有98艘（占總數36%）。結合哈里斯的說法，如分別以55%和60%計算，美國當前在亞太地區可供部署的水面作戰艦艇應有110～111艘，各類潛艇43～44艘，總計153～155艘。此為可供部署的作戰艦艇數量，如果加上其他各類輔助艦艇，美國部署在亞太地區的艦艇數量會更多。太平洋艦隊是美軍在亞太地區的主要海上軍事力量，下轄第三、第七艦隊。從太平洋艦隊官網公布的資料看，截止2015年6月底，太平洋艦隊共有約200艘各類艦艇，近1100架飛機，超過14萬名官兵。其中，第七艦隊是美軍部署在東亞的最大機動力量，總部設在日本橫須賀港，下轄80艘艦艇、150架飛機、4萬名海軍及海軍陸戰隊官兵。在日本，美國海軍發言人蒂莫西·霍金斯稱，美軍在日本部署有1艘航母、2艘巡洋艦、7艘驅逐艦、4艘掃雷艦、6艘兩棲登陸艦。空軍方面，美軍太平洋空軍司令部2012年約有4萬名官兵、警衛隊、預備役及文職人員，300多架各式飛機。當前，該司令部約有4.6萬名官兵、警衛隊、預備役及文職人員，420多架各式軍機。由此可知，2012年至今，美國部署在亞太地區的空軍力量亦有大幅增加。與此同時，美亞太空軍主力戰機經不斷升級改進，其作戰能力已在原先基礎上有顯著提升。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雖然宣稱要將60%的空軍兵力移師亞太，但“美國空軍的核心理念是‘不部署基地’，即不增加在該地區的永久性軍事基地，而是在未來幾年增加在太平洋地區的飛機部署，發展與澳大利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等國的軍事關係。”因此，在關注美軍兵力增加的同時，更要關注美國空軍部署在太平洋地區或本土用於亞太方向任務的兵力。

哈里斯2014年12月2日在參議院軍事委員作證時曾提到，到2020年，如美國海軍能夠實現其發展目標，其作戰艦艇規模將從現在的289艘增加到308艘左右；如果美國海軍面臨的預算繼續削減，其艦艇規模將大幅縮減至250艘左右。依照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2014年12月15日發布的《對海軍2015財年造艦計劃的分析》報告，美國海軍計劃未來30年（2015-2044財年）每年投入210億美元，以購買264艘艦艇，其中包括218艘作戰艦艇和46艘作戰支援艦艇；即便如此，美國海軍到2019年也難以實現擁有306艘作戰艦艇的目標。因此，美國海軍不得不降低目標。在2015年2月2日推出的2016財年預算請求中，美國海軍計劃拿出444億美元用於采購各類裝備，以實現到2020年將作戰艦艇規模維持在304艘的目標。2015年3月10日，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格林納特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也表示，2020年美國海軍的作戰艦艇總規模將達到304艘，其中部署在亞太的作戰艦艇總數將達189艘（約占62%），而其前沿部署或常駐亞太的艦艇數量為66艘。根據美國海軍負責預算事務的助理海軍部長威廉·萊切爾在2015年2月份的說法，美國海軍計劃未來五年將常駐亞太地區的軍艦從目前的52艘增加到2020年的65艘。結合上述二人的說法，2020年美國海軍部署在亞太地區的作戰艦艇總數將比現在多34~36艘，其中前沿部署或常駐亞太的艦艇數量將比現在多13~14艘。從空軍來看，依照2014年3月美國國防部發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到2019財年，美國空軍將維持30.8萬現役官兵，971架戰斗機、96架轟炸機、443架加油機、211架戰略運輸機、300架戰術運輸機、280架isr（情報、監視、偵察）飛機，27架指揮控制飛機。如果按60%計算，美國空軍2020年前后部署在亞太地區及美國本土負責亞太方向任務的各類軍機將有約1397架，其中包括約582架戰斗機、57架轟炸機、267架加油機、127架戰略運輸機及各類支援飛機。

美國雖然沒有明確提出要增加部署在亞太地區的陸軍規模，但其部署在亞太地區的陸軍規模事實上也有明顯增加。美軍太平洋司令部陸軍司令文森特·布魯克斯2015年3月4日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演講時稱，“美國正在扎實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自其2013年7月履職至今，該司令部所轄陸軍規模已從約8萬人增加至10.6萬人。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美國國防部2014年3月發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到2019財年，美國陸軍規模將由2012年的57萬人縮減至44~45萬人，陸軍國民警衛隊和預備役部隊分別由35.8萬和20.5萬縮減至33.5萬和19.5萬。在美國陸軍規模大幅削減之際，駐亞太陸軍不減反增，一定程度上說明美國陸軍也在向亞太實施“再平衡”。這說明，美國此番調整亞太軍事部署，不僅涉及海軍、空軍，也包括陸軍，是一項涵蓋各個方面的“再平衡”。

綜合來看，2012年至今，美國已將55%的水面作戰艦艇和60%的潛艇部署至亞太地區，到2020年也有望最終實現其將60%海空力量部署至亞太的目標。就數量而言，如美國海軍2020年能夠實現將作戰艦艇總規模維持在300艘以上的目標，其部署在亞太地區的作戰艦艇總量將超過180艘，明顯多於當前水平。從空軍來看，以轟炸機為例，美國空軍當前約有159架各式轟炸機，包括63架b-1b，76架b-52，20架b-2；到2019財年其轟炸機總數將下降至96架，包括36架b-1b，44架b-52，16架b-2。因此，結合美國海、空軍未來發展趨勢，與現在美軍部署在亞太的海空力量規模相比，到2020年，美國海軍部署在亞太地區的艦艇數量將有明顯增加，空軍兵力可能增加有限。

亞太軍事“再平衡”的關鍵

軍隊規模及裝備數量雖然重要，但衡量一國軍事實力的核心要素不是數量，而是軍隊的質量和整體作戰能力，主要表現為部署態勢、裝備水平、戰略戰術等。從美國強化亞太軍事部署的進展態勢看，美國在亞太地區部署的海空力量規模雖有不同程度增加，陸軍數量也有明顯增加，但其關鍵在於美軍亞太部署態勢的優化、裝備水平的提升、作戰理念的革新，以及由此帶來的整體作戰能力的提升。

部署態勢更加分散和靈活，更具可持續性

此番調整的關鍵詞是“固北強南”、分散部署。一是在繼續鞏固和強化美軍在東北亞存在的同時，加強美軍在亞太地區南半部分的存在。如調整駐韓美軍部署態勢，向韓國增派800名“輪換”部署的士兵、約40輛“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和40輛步兵戰車，以提升駐韓美軍的生存能力和威懾力。為加強在亞太地區南半部分的存在，以強化必要時的應對能力，美國采取多種方式強化在東南亞和澳大利亞的軍事存在，如通過“輪駐”方式向新加坡派駐lcs，向澳大利亞北部達爾文市派駐2500名海軍陸戰隊及相應海空裝備；通過《加強防務合作協議》獲取菲律賓機場、港口等設施的使用權，並籌劃向菲律賓派遣“輪駐”部隊和裝備；醞釀在馬來西亞部署p-8a反潛巡邏機。二是對美軍駐第一島鏈的兵力和裝備進行分散部署，強化關島、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等第二島鏈關鍵節點的力量，提升亞太駐軍的抗打擊能力和靈活反應能力。如將9000名海軍陸戰隊官兵從沖繩遷移至關島、夏威夷和澳大利亞等地；向關島增派第4艘攻擊型核潛艇，部署“末段高空區域防御系統”(thaad)，力求將關島打造成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戰略中心”；醞釀2年內在阿拉斯加增加部署12架“灰鷹”無人機，並從歐洲調遣24架“阿帕奇”武裝直升機至阿拉斯加。不僅如此，美國還積極加強與亞太盟友和伙伴的軍事合作和互動，以提升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存在感”，展示美軍維護其亞太承諾的意愿和能力。以美軍太平洋艦隊為例，2013年，該艦隊共在亞太地區開展80次軍事演習，192次港口訪問活動；2014年分別增至160次和370次。除此之外，太平洋艦隊還與亞太各國開展了超過500次各類型的交流活動。經過2年多的優化部署，美國在亞太的軍事部署漸呈“網絡化”，關島、夏威夷等關鍵節點得到全面強化，小型基地更加分散和多樣，態勢更加靈活並更具可持續性和針對性，其抗打擊能力和危機反應能力都得到明顯提升。

常規裝備水平全面升級換代，更具針對性和實用性

從帕內塔到哈格爾，再到哈里斯、阿什頓·卡特，美軍方領導人無一例外都重視提升亞太駐軍的裝備水平，注重優先向亞太地區部署最先進的海空裝備，以確保亞太美軍在未來繼續擁有“決定性優勢”。2015年2月4日，美國防長阿什頓·卡特在參議院軍委會舉行的聽證會上表示，“未來將繼續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投入更多軍事資源添置專為亞太地區打造的軍事裝備，包括著重用於亞太戰區的新一代轟炸機”。近年來，美軍大批現役先進作戰裝備，如f-22a戰斗機、f-35戰斗機、p-8a反潛巡邏機、“弗吉尼亞”級攻擊型核潛艇、lcs等，都被陸續部署到亞太地區。一些尚未服役的裝備，如“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x-47b無人機等，也計劃優先部署至亞太地區。以lcs為例，美國海軍計劃到2017年底向新加坡派駐4艘lcs；到2022年在亞太地區部署11艘lcs,除在新加坡部署的4艘外，其余7艘部署在日本佐世保海軍基地。不僅如此，美國還強調優先升級亞太美軍的支援保障能力，如電子戰能力、通信指揮能力、遠程機動能力等。由此來看，美國此番調整亞太軍事部署，不僅是軍隊人數和裝備數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主戰裝備的全面更新換代和整體作戰效能的提升。可以預見，經過此番調整，到2020年，亞太美軍的常規裝備水平將發生質的變化，其整體作戰能力特別是早期預警能力、危機反應能力、遠程兵力投射、空中突防和打擊能力將獲得明顯提升，美軍在應對亞太地區小規模衝突方面將更加得心應手。

反導部署漸趨“網絡化”，反導能力全面提升

美國強化在亞太地區的反導部署，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增加在阿拉斯加部署的攔截彈數量，增強美國本土反導能力。依照美軍計劃，美軍將在2017年9月前在阿拉斯加增加部署14枚陸基攔截彈，美國本土部署的陸基攔截彈總數也將由30枚增加到44枚。二是將亞太盟友拉入美國反導體系，組建地區性反導“網絡”，如向日本增派x波段預警雷達和2艘配備最新“宙斯盾”作戰系統的驅逐艦；謀劃在韓國部署thaad系統，並積極推進美日韓情報共用，以打造美日韓一體化的“反導網絡”，增強美軍亞太前沿部署兵力的遠程探測和反導能力。根據美軍計劃，美國海軍具有彈道導彈防御能力的“宙斯盾”艦數量將由2012年的24艘增加至2015年的38艘，而先前的24艘艦中已有16艘被設定到太平洋艦隊，其中5艘部署在日本橫須賀，6艘部署在夏威夷。預計到2020年前后，美國及其盟友在西太地區的預警探測能力將有明顯提升，“末段攔截系統將更加成熟，彈道導彈中段攔截系統也將進入作戰使用階段”。

作戰理念更具實戰性和針對性

與前述裝備和“軟件”投入相適應，美軍還積極探索新的作戰理念，以充分發揮這些先進作戰平臺的效能並應對美軍在亞太地區所面臨的獨特挑戰，其主要標志便是美國國防部2012年1月推出的“聯合作戰介入概念”。2010年2月，美國國防部在其《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曾提出“空海一體戰”概念，以應對潛在對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威脅。但在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官兵看來，“空海一體戰”概念太過聚焦海軍和空軍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一直呼吁修訂該概念以增進聯合。因此，“聯合作戰介入概念”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空海一體戰”概念的升級和修正版，其要義在於“跨領域協同”，旨在通過綜合像“空海一體戰”概念這樣從更專業的角度解決“反介入/區域拒止”挑戰的規則，制定出一個更好的規則，以確保美軍對全球關鍵地區的“介入能力。2015年1月8日，美國國防部聯合參謀部主任大衛·戈德費恩簽發備忘錄，正式將“空海一體戰”概念更名為“全球公域介入與機動聯合”（jam-gc），其目的之一便是發揮陸軍在美軍“介入競爭性區域”時的作用。近來，這一作戰思路得到進一步發展。根據美國海軍、海軍陸戰隊、海岸警衛隊2015年3月13日聯合發布的《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推進、參與、常備不懈》，美國將“全領域介入”作為美國海上力量五大基本職能之一（其他四項基本職能包括威懾、海上控制、力量投射、海上安保），即綜合利用美軍在陸、海、空、天、網、電磁等各領域的優勢，形成跨領域合力，擊敗對手的a2/ad戰略，確保美軍在各領域的介入能力和行動自由。美海軍前作戰部長特別助理布萊恩·克拉克評論稱，“全領域介入”不是簡單地與其他四項職能並列，而是最關鍵的職能，意味著美海軍戰略重點的巨大轉變。不管是“聯合作戰介入概念”還是jam-gc，還是最新推出的“全領域介入”，其實質都是綜合發揮美國陸、海、空、網、天等各軍種的力量和優勢，確保美軍對全球“競爭性區域”的“介入能力”，以應對潛在對手的a2/ad威脅。美國海軍作戰部長辦公室戰略和政策部主任邁克爾·史密斯少將曾撰文指出，為實現“亞太再平衡”目標，美國海軍應借助並利用陸軍、空軍、海軍陸戰隊等其他軍種的力量，如陸軍的彈道導彈防御能力，空軍的戰略轟炸機，更無需說海軍與海軍陸戰隊的密切合作關係，以整合各軍種的優勢，使之發揮最大功效。

綜合來看，美國此番亞太軍事“再平衡”雖以60%總兵力部署為旗號，但美國亞太駐軍數量的增加只是其軍事“再平衡”的一方面，或說顯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經過此番調整，美國在亞太的軍事部署態勢、裝備水平、作戰理念等都將煥然一新，美軍在亞太地區的整體作戰能力特別是早期預警能力、靈活機動能力、危機反應能力、遠程打擊能力、反導能力等都將登上新的臺階。這必然對亞太地區軍力平衡、地區安全環境帶來重大影響。

對中國的影響

美國軍政領導人雖一再表示“與中國建立積極和建設性關係是‘亞太再平衡’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始終對中國的戰略意圖有疑慮，將中國崛起特別是軍事現代化視為美國面臨的“持久性挑戰”，認為“中國發展先進武器系統特別是精確先進的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目的就在於擊敗美軍的遠程投射力量”。由此可見，美國此番調整亞太軍事部署雖然並非完全針對中國，但中國已成美軍的關注焦點。事實上，應對中國的a2/ad戰略，確保美軍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性優勢，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提供軍事支撐，已成為美國亞太軍事“再平衡”的重要目標。因此，美國亞太軍事“再平衡”必將對中國產生重大且直接的影響。

美國亞太軍事部署針對性和圍堵色彩明顯

美國多番強調要在亞太構建“地理上更加分散、行動上更加靈活、政治上更可持續”的軍事態勢，其實質是提升其亞太軍事部署的靈活性、可持續性及抗打擊能力，讓美國的“潛在對手”夠不著美軍，美軍卻能借助其靈活機動能力和遠程突防能力打擊對手。美國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分析師馬克·岡津格認為，“分散部隊可以讓該地區對手的規劃復雜化，他們不得不襲擊許多地點”，“當你讓敵人的規劃復雜化時，就加強了你的威懾姿態”。同時，在調整和優化其軍事部署的同時，強化並擴大其亞太盟友和伙伴體系，最終形成由美國主導、覆蓋面廣並具排他性的亞太安全體系。在美國的潛在對手有所動作時，可讓潛在對手面臨“牽一發而動全身”、“一對多”、“無處著力”的困境，從而在解決糾紛和爭端時放棄軍事選項。事實上，美國的亞太軍事版面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其針對的目標很明顯，其所謂潛在對手的身份也早已認定。2015年3月13日，美國時任海軍陸戰隊司令約瑟夫·鄧福德（現為美軍參聯會主席）在《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推進、參與、常備不懈》發布會上公開表示，我們將22500名海軍陸戰隊士兵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區（國際日期變更線以西），“希望中國在做決定時能夠考慮到這一點”。不難發現，一旦亞太地區形成由美國主導、覆蓋范圍廣泛又具排他性的安全體系甚至軍事同盟體系，中國可能成為這一安全體系的對立面，或被這一體系邊緣化。這對中國解決領土或領海糾紛、延伸海軍活動范圍、維護海上頻道和海外利益安全等都將形成巨大制約。澳大利亞學者詹姆斯·科根認為，美國“空海一體戰”概念的一個核心要素是通過積極部署美國及其盟友軍隊，封鎖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龍目海峽等海上頻道，切斷中國獲取中東和非洲石油、天然氣和其它原材料的頻道。

抵消中國軍事現代化建設成果，保持軍力領先優勢

美國多次強調其面臨的a2/ad威脅。此次軍事部署調整也以應對a2/ad威脅、確保美軍在亞太地區“全領域介入”能力為核心目標，在追求“地理上更加分散”、提升抗打擊能力的同時，大力發展所謂“全領域介入”能力，以“聯合作戰介入”概念為牽引，強化跨軍種協同、跨區域機動、遠程投射和打擊能力。從亞太各國軍力對比看，值得美軍如此大動干戈地調整部署的也只有中國。美國之所以如此看重a2/ad威脅，一方面反映了美國對中國軍事現代化、軍事能力提升的總體判斷，說明美國認為中國已有能力在第一島鏈實施a2/ad；另一方面，也說明美國試圖克服或化解中國在第一島鏈的這種“威脅”，通過強化第二島鏈兵力、提升遠程打擊能力在第二島鏈對中國形成優勢。以美軍部署在亞太地區的f-22a戰機為例，“為降低解放軍二炮部隊遠程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在第一次打擊中就摧毀這支力量的可能性，美國空軍正在將其f-22a戰機分散部署到亞太地區若干軍事基地中。”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格林納特2015年3月10日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曾明確表示，“為應對潛在對手的遠程反艦巡航導彈和海上防空系統，美軍2016財年預算申請已確定一系列反艦能力發展計劃，2017年開始為lcs安裝反艦導彈。”假以時日，若美軍分散部署計劃得以實現，加上大批先進裝備在亞太部署到位，美軍的抗打擊能力、遠程機動和打擊能力等將得到全面強化。

削弱中國戰略威懾力，破壞中美戰略穩定

在核威懾方面，雖然中國核武器的數量和質量都不如美國，但經過多年發展，已擁有可靠的“第二次核打擊”能力，對美國能夠形成“有限核威懾”。因此，中美之間在戰略核武器方面事實上建立了非對稱性的戰略平衡，可以說這種平衡是維護中美戰略穩定和中美關係大局的基石。美國強化其在亞太地區反導能力的做法，包括增加在阿拉斯加部署的攔截彈數量、謀劃與日韓等盟友建立一體化的反導體系等，雖然名義上宣稱是針對朝鮮核武及導彈威脅，但鑒於朝鮮非常有限的核威懾能力，美國的說辭明顯是借口，其實際針對目標只能是中國或俄羅斯等核大國。俄羅斯與美國在核武器方面擁有“相互確保摧毀”能力，其導彈數量及突防能力足以撕破美國的反導網絡。但中國核武器數量有限，一旦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反導體系得以成型，勢必嚴重削弱中國的核威懾/核反擊能力，破壞中美之間原本的戰略平衡。這只能促使中國投入資源強化自身的核威懾力，並發展自己的反導能力。這並不符合中美兩國利益，美國事實上對此也有清醒認識。美國國防部2014年6月發布的《2014年中國軍事與安全態勢發展報告》曾明確表示，“中國可能會繼續投入大量資源以維持一支有限但具備生存能力的核力量，以確保解放軍能夠實施具有破壞力的報復性核打擊。”

刺激地區性軍備競賽，惡化中國周邊安全環境

近年來，伴隨中國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提升，中國的軍費開支也得到保障和提升，但與美國相比顯然還有很大差距。事實上，中國的軍費開支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較低水平，沒有與任何國家開展軍備競賽的意圖。美國高調宣布將軍事重點轉向亞太，向亞太投入大量高科技先進裝備，事實上暗含著誘導中國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的企圖。另方面，美國還不斷炒作所謂“中國威脅”、“一戰重演”等論調，呈現中國軍事現代化、軍費增長的“意圖”和“威脅”，挑撥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的安全關係，“在亞太海洋權益爭端中采取‘拉偏架’的立場，引發或激化了某些美國盟國同中國在安全軍事領域的摩擦”。在此過程中，美國借機推銷其先進裝備，有針對性幫助中國的周邊國家發展對華“非對稱”能力，以抵消中國的軍力優勢。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統計，與2004-2008年間相比，美國2009-2013年間對其亞太五個盟友（日、韓、澳、菲、泰）的軍售總額增加8.3%，亞太地區也成為美國最大的軍售目的地，占到美國對外軍售總額的47%。因此，美國的做法不僅無助緩和地區局勢、平息地區糾紛，反而會刺激日本、菲律賓等國在海上糾紛方面對華強硬，導致地區局勢加速升溫，美國則反過來借機為其擴大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提供口實。可以說，美國的行為對亞太穩定有百害而無一利，將導致亞太地區陷入地區性軍備競賽，惡化中國的周邊環境，

亞太軍事“再平衡”面臨的制約因素

預算和資源限制

美國雖一再強調預算削減不會影響“亞太再平衡”戰略，但事實上不可能不受影響。預算多少不僅決定美軍未來人員、艦艇和飛機規模，也決定了美軍能夠向亞太地區投放資源的多少，對其訓練、演習和戰備狀態也有巨大影響。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格林納特2015年3月10日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表示，“過去3年，受預算限制，我們的力量投射能力、武器系統重組和現代化項目都受到了影響，削弱了我們在太空、空中、水面、水下和網絡空間等各領域的介入能力”，“如果海軍得不到充足的資源保障，將無法勝任美國防戰略所賦予的任務”。

世界其他熱點地區的牽制

在歐洲，烏克蘭危機已持續一年有余，迫使美國不得不增加在歐洲特別是東歐的軍事部署，如調整在歐軍事部署，派遣f-35戰機入歐；在東歐派駐重型裝備，向波羅的海國家派遣約3000名士兵、750件重型裝備執行演習計劃。在中東，敘利亞危機延續多年，“伊斯蘭國”不僅在中東肆虐，還將觸角伸向北非、南亞、中亞等地，迫使美國不得不多次調整其從阿富汗撤軍計劃。這無疑將牽制美軍轉向亞太的資源和步伐。根據《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推進、參與、常備不懈》，為遏制中東地區的衝突，消除盟國和伙伴國的疑慮和恐懼，並對危機做出反應，美國“將把在該地區部署的艦艇數量由當前的30艘增加至2020年的40艘”。因此，在預算削減背景下，捉襟見肘的資源根本無法同時滿足擴大亞太軍事存在、維持在歐軍事部署、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執行任務等三大需求。

難獲亞太國家廣泛支援

雖然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國對美國強化亞太軍事部署態度積極，但大多數亞太國家對此態度謹慎，甚至有疑慮。一方面，亞太部分國家認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要目的是在軍事上對沖中國，易引發大國對抗，破壞地區穩定，因此不愿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更不愿綁在美國的“戰車”上充當馬前卒甚至炮灰。另一方面，部分國家對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的決心和能力持懷疑態度，擔心美國“受國內黨爭、經濟復甦緩慢、中東危機等因素影響，無法履行其對亞太的承諾”。

結語

美國在軍事層面的“亞太再平衡”已取得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到2020年也有望基本實現其部署60%海空兵力的目標。但問題的關鍵不是美軍在亞太地區艦船、軍機數量的增加，而是部署態勢、裝備水平、作戰理念及作戰能力的優化和提升。從美國調整亞太軍事部署的系列動作及美國軍政高層的言行看，其部署調整有明顯針對中國的一面，對中國外交戰略、戰略安全及周邊環境等都將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同時，美國要實現其“亞太再平衡”目標也非易事，也面臨一些難以克服的掣肘和困境,如預算和資源限制、其他地區熱點問題的牽制等。因此，對中國而言，需要做的是冷靜應對，避免與美國及周邊國家陷入惡性軍備競賽。同時，中國也要有針對性地加強自身國防能力，提升打贏現代高科技戰爭的能力，特別是在地區衝突時的全領域“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為自身安全及亞太地區和平提供堅強后盾。（注釋略）

文章來源：《現代軍事》201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