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醞釀出臺反周期政策 企業追求套利或是死路

    和訊網訊息 11月15日，2015年北京大學成都金融論壇召開，期間，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央行貨幣委員會委員黃益平表示，中國經濟見底有可能，可持續回升幾乎不可能，判斷什么時候見底，要看經濟新的支柱規模何時形成，這當中涵蓋兩層意思，原來的過剩資源的再利用和新支柱的規模、數量的積累。黃益平認為能夠穩住增長速度的就是創新和產業升級，而改革的速度可再快一些，政府部門間的協調性還有待加強，如果企業追求可持續增長，應該把焦點從政府轉向市場。

黃益平判斷，經濟下行是歷史性趨勢，不可逆轉，下一步增長速度還要下臺階，可能會有波動，但往下趨勢不會改變。

那么誘導因素是周期性還是結構性的？周期性因素即過去出口增長，每年都在20%以上，現在負增長，好的時候僅為5%，這是出口產生下行壓力，周期性因素里有一個結構性的變量。“全球經濟復甦會有幫助，但周期性出口改善不會回到從前。 ”黃益平表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長期支援中國經濟增長支柱產業現已沒有競爭力。

三駕馬車中靠制造業支援增長的出口碰到比較大問題，即勞動密集型的問題；支援投資的產業，產能過剩、效率低下、產品沒有競爭力，繼續支援下一個階段的增長幾乎沒有可能。但並不是說沒有看到希望，有一些企業在國際上有競爭，比如，家電、電子通訊產品、汽車、重型機械、大型機電設備、互聯網金融等等。不過問題是這些產業的規模目前還不足以抵消傳統支柱產業帶來的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

增長下行的壓力還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什么時候才是見底？黃益平稱，核心判斷只有一個，就是上述產業形成有競爭的、成規模的新的支柱產業，簡單說就是高附加值的、高技術含量的、有競爭力的服務業和制造業。

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中等收陷阱的挑戰，但是中國的挑戰遠比中等發達國家的挑戰復雜得多。隨著經濟增長，所有國家都會面對成本提高的問題，中國有兩個特殊的問題，首先，中國30幾年改革背后存在長期壓低投入品價格，通過消費者補貼企業、中小企業補貼大企業，達到支援出口、投資和高速增長。除了成本上升，資源價格改革、金融改革，這些投入品的價格普遍上升，因此我們的成本上升的速度遠高於其他發展國家同等發展水平時所遭遇的問題。如何將過剩產能重組，進行資源再利用？現在並沒有很好的答案。

其次，政府可能會采取一些什么樣的政策，第一就是宏觀的反周期政策，但不會像過去08、09年那么強勁，舉全國之力支援增長的做法不再。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對4萬億的反思，在起到刺激效果的同時，也導致了今天的前期刺激政策的后續效果，比如產業過剩問題；其二，經濟下行有風險但沒有脫離合理空間，從就業指標看，勞動力市場沒有大面積失業；其三，決策者擔心宏觀政策風險，對貨幣的調控來說會不會導致通貨膨脹壓力、資產價格泡沫等。

第二個政策就是結構改革，目前的問題是資源集中在低效率產業而非新型產業，企業舉債已經占到gdp的150%，這當中80%都是國有企業，對應的是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所以結構改革就非常關鍵。對於這一點，十八屆三中全會60條非常完整，中心思想就是市場機制在市場設定當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歸根到底下一步改革的核心是市場經濟，才能支援我們中國經濟中高速的增長。但在進程中，沒有預期那么快，不同的部門、領域之間的協調有待加強。比如城鎮化是推動經濟下輪一個很重要的力量，但是土地制度改革非常難；金融改革的步伐非常快，但市場紀律問題沒有解決。金融市場上的隱形擔保、剛性兌付、違約企業破產等都是沒有市場紀律的金融開放導致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產業政策，遵循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原則。政府明確支援產業很快發展成過剩產業，企業老是希望從政策上套利，跟著政策走的企業，“一陣子不是一輩子”，在短期內會有一些機會和利益，但也會導致巨大的產能過剩。市場是動態的，市場創造不是政府制造，對於企業來說，追求可持續增長，關注的焦點從政策轉向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