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德國支持日本新安保法案看德防務戰略

內容提要：2015年9月19日，日本通過了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新安保法案，國際社會一片嘩然。然而，與日本同為二戰戰敗國的德國卻對此表示歡迎和支援。德國外交部副發言人在記者會上表示：“德國正帶著極大的興趣對日本審議新安保法案進行關注和討論，並歡迎日本在國際維和等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德國的這一立場，引發了人們對該國防務戰略和亞洲政策的深刻反思。

1.防務戰略：從軍隊重建到積極作為

冷戰時期：借冷戰重生和復興

二戰結束后，原納粹德國的軍隊全部被解散。1949年聯邦德國成立后，軍隊重建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當時，西歐國家特別是法國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但在美國支援下，聯邦德國對《基本法》進行了修改，在“武裝力量僅執行國土防御及參與北約集體防御任務”的前提下，於1955年建立了國防部和國防軍，並加入北約和西歐聯盟，實施“前沿防御”戰略，將武裝力量指揮權上交北約，甘愿擔當北約“靈活反應”戰略的“馬前卒”，從而為自身安全提供了屏障，也獲得了發展防務力量的理想環境。

鑒於二戰后的特殊處境和冷戰時期的特殊地位，聯邦德國不僅將安全問題置於國家政策的中心地位，而且將國防軍建設視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對北約組織做貢獻的重要保證。1966年12月，時任政府副總理兼外長的勃蘭特公開表示：“加強防務是聯邦德國安全政策的重要內容，國防軍在北約的地位舉足輕重。政府將向國防軍提供必要的支援和資金，使其能夠完成保衛和平的使命，並維護聯邦德國在聯盟內的影響。”

經濟和工業的高速發展，為聯邦德國的國防建設提供了重要保證。從1955年到1973年，聯邦德國軍費從73.83億馬克增至319.08億馬克，增長了332.2%，分別比英國和法國高出218和49個百分點。在20世紀60年代，聯邦德國武器生產已從依靠進口和仿制逐步發展為自行研制和合作生產。到了20世紀70-80年代，聯邦德國的軍事工業更趨成熟，許多領域的技術和產品已達國際先進水平。聯邦德國由此成為北約的“歐洲支柱”。

后冷戰初期：借聯盟政策謀求大國地位

隨著冷戰結束和東西德統一，德國不僅完全恢復了國家主權，而且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大大增強。此外，隨著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加入北約，德國東部邊界形成戰略緩沖地帶，德國地緣戰略環境發生巨大變化，歐洲“心臟”地位進一步突顯。在此情況下，德國繼續推行聯盟政策，與北約、歐盟、歐安組織以及聯合國開展軍事安全合作，並積極參與政治、軍事行動。1993年5月，德國國防軍派遣運輸支援分隊參與聯合國在索馬里實施的第二期維和行動，這是德國首次派遣軍事人員赴傳統防區外執行軍事任務。1994年7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通過決議，正式賦予政府“派遣武裝力量走出國門與防區，執行國際和平任務”的權力。1999年，德國參與北約對南聯盟的空襲，這也是二戰后德國國防軍首次參與作戰行動。

德國借助聯盟平臺參與國際安全事務，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引起其他國家的擔憂，並通過對盟國的安全貢獻增加自身安全系數，改善德國的國際形象；另一方面則是借此謀求與其他大國平等的地位和權利，進而爭取歐洲事務的話語權和主導權。與此同時，德國國防軍在參與國際軍事行動的過程中提高了應對資訊化戰爭和多元化安全威脅的能力，為海外作戰積累經驗，並為未來的國際較量做準備。

后9·11時代：反恐為德國防務發展提供新契機

9·11事件在震撼世界的同時，也對德國的安全觀念和防務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德國政府在2006年發布的《德國安全政策和聯邦國防軍的未來》白皮書中指出：“安全環境的劇烈變化帶來了新威脅，德國必須采取一系列外交、安全、防務和發展政策。聯邦國防軍作為德國安全和防務政策的重要手段，主要任務包括：為外交行動提供保障；為歐洲和全球安全穩定做貢獻；維護國家安全和穩定；為盟國防務提供幫助；促進國際合作。”白皮書授權國防軍履行國家和國際層面的作戰行動，並綜合運用軍事和非軍事手段，進行衝突預防和危機管理。時任德國國防部長的斯特拉克曾公開表示：“聯邦國防軍在緊急情況下可參加世界任何地區的多國軍事行動，包括高強度作戰行動。”國際輿論認為，這是德國借反恐之機，正式實現防務政策在地理范圍和任務范圍的雙重解禁。

迄今為止，德軍已向海外派遣軍事人員超過20萬人次，目前在科索沃、黎巴嫩、土耳其、塞內加爾、南蘇丹、馬里以及地中海和亞丁灣等地區仍部署約6700名官兵。此外，近年來不少德國政要和智庫高調宣稱，應“放棄克制外交，奉行有為外交”……“積極參與塑造世界秩序”等。韓國《朝鮮日報》撰文稱：“美國將防務重心轉向亞太和削減歐洲駐軍規模，為德國提升軍事地位創造了有利條件，德國在未來可能會成為歐洲防務的‘領頭羊’，取代過去英國和法國的地位。”

2.亞洲政策：機遇與挑戰並存

亞洲戰略地位上升

在德國看來，冷戰結束后，亞洲的戰略地位日益上升，不僅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強勁、最活躍的地區，而且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他世界大國也越來越重視亞洲。美國開始將戰略重心東移，並出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俄羅斯提出了“21世紀亞太”戰略，表示將通過建立伙伴關係和共同發展謀求安全，發展同該地區各伙伴國的軍事、政治及戰略關係。英國積極發展與印度等傳統英聯邦國家關係，力圖恢復和擴大在亞洲的影響。法國也在努力重返印度支那等地區。為此，克勞斯·金克爾在1992年出任德國外長后直截了當地指出：“從國際競爭的角度看，德國經濟必須出現在亞洲國家市場。德國必須加強對亞洲地區事務的參與，必須重視日本、中國和東盟。”

亞洲還是德國在戰略上參與和配合美國等西方國家積極推行“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地區。例如，在朝鮮問題上，德國將實現對朝核設施的核查作為改善德朝關係的先決條件。在伊朗問題上，德國積極參與英、法、美、俄、中等國代表組成的六方會談機制，並向伊進行斡旋和施壓。德國聯邦議院曾於2007年10月提出：“德國需要以戰略眼光審視亞洲，並與伙伴國協調，制定一個多層次的亞洲戰略。”

全面執行亞洲政策措施

在推行亞洲政策方面，德國確定了三大利益領域：經濟利益（包括投資、貿易和科技合作等）；地緣政治利益（包括維護和平、反恐和防擴散等）；全球利益（包括資源和環境保護、全球治理等）。為此，德國采取多方面舉措，努力發展與亞洲國家關係，力圖擴大德國在亞洲的影響。

德國政府公開表示，亞洲有著巨大的潛力和商機，德政府將與經濟界和科學界一道著手與亞洲國家建立面向未來的伙伴關係。德國聯邦議會專門設立了“亞太經濟委員會”，負責加強與政府部門和企業界就與亞洲國家開展經貿合作等問題進行協調和聯系，並開展對亞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研究，為聯邦政府和企業界提供咨詢。德國政府不僅鼓勵克虜伯、西門子、大眾汽車和漢莎航空等商業巨頭打入亞洲市場，還大力支援廣大中小企業廣泛參與亞洲市場的合作與競爭。

在安全問題上，德國通過參與阿富汗等地區安全事務，與日本、韓國等建立起安全伙伴關係，並與中國和印度等國積極開展安全對話。德國還努力推動在政府層面以下（例如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及其他二軌安全對話機制）與東盟國家開展安全政策對話，並進行安全合作，如軍事教育與訓練合作等。此外，在全球治理方面，德國積極主張歐洲和亞洲與美國共同建立“全球治理”伙伴關係，合作應對環境與氣候變化等全球化挑戰。

制約因素不可忽視

德國位於歐洲的“心臟”，但目前在亞洲仍然只是“次要的安全政治行為體”。事實上，德國在亞洲並沒有直接的安全政策利益和軍事存在，對亞洲地區安全利益也缺乏清晰明確的界定。德國在東亞地區沒有制定盟國政策，而是致力於與所有地區伙伴建立和維持良好的政治經濟關係。

德國對日本新安保法案表示歡迎，雖然有尋求亞洲政策再平衡的考慮，但也同樣暴露出德對亞洲利益界定的缺失。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聯合執政協議》中，將日本界定為“志同道合的重要伙伴”，將中國和印度界定為“利益高度相關的挑戰者”。但是，對於亞洲安全問題，德國乃至整個歐盟內部迄今尚未進行全面系統的研討。對於亞洲地區可能出現的緊張局勢，特別是可能爆發的武裝衝突，德國和歐盟應該如何定位，采取何種政策和措施，目前也沒有定論。事實上，作為歐洲以及西方陣營的成員，德國在意識形態和軍事領域與美國有著共同利益，對於亞洲安全等問題的認識也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受到美國的影響。但是，亞洲地區的安全域勢顯然與德國和歐洲的利益密切相關，特別是地區衝突升級可能會對海上運輸頻道構成威脅，阻礙全球貿易和運輸，從而對歐洲經濟造成沖擊，最終將損害德國自身的利益。

3.德日合作：全方位發展

政治方面：共同努力推動實現國家正常化

尋求解禁集體自衛權，是日本新安保法的重要內容。這對於德國而言並不陌生。事實上，德國在實現國家統一后一直在努力爭取實現國家正常化。1994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基本法進行了修改，增加了有關加入集體安全體系的條款，從而實現了集體自衛權的解禁，使德國在北約的框架內向北約以外地區派遣軍隊成為可能。對於受到同樣政治束縛的日本采取相關舉動，德國自然表示理解和支援。

美國駐軍問題也是阻礙德、日兩國實現國家正常化的重要因素。目前，美國在德駐軍包括陸軍第5集團軍、第1步兵師、第1裝甲師和駐歐空軍拉姆施泰因基地，員額多達5.7萬人，甚至超過了駐日美軍人數。如果日本借助新安保法逐漸走向正常化，未來美國減少在日駐軍將是大勢所趨。這樣一來，德國也可以要求美國減少甚至撤離在德駐軍。而且，如果日本軍隊能夠走出海外，作為對二戰歷史反思更為徹底的德國，通過“在軍事上走出去”實現“國家正常化”，也更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寬容”。

德、日的上述努力，也關係到兩國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訴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德國和日本在經濟取得迅猛發展的同時，一直在積極努力爭取獲得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2011年，巴西、德國、印度和日本“四國聯盟”在聯合國總部發表聲明，要求安理會進行改革，讓四國一並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德、日兩國相互扶持入常的訴求，也是德國政府對日本通過新安保法案表示歡迎的重要考量。

經濟方面：不斷密切經貿和科技合作

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價值觀念還是社會體制，日本都是德國理想的經貿合作伙伴和進入亞洲市場的重要跳板。德國是出口導向型國家，在西方經濟不景氣、市場飽和的情況下，發展與日本的經貿合作，不僅能開拓日本市場，還可借助日本的平臺作用擴大亞洲市場。此外，德國還需要日本投資參與原東德地區的興建，並利用日本的科技力量來提升本國的科技水平。同樣，日本要想進一步打入歐洲市場，增添同美、英、法等國打交道的資本，也需要進一步發揮德國的平臺作用，加強與德國的經貿聯系。

就在2015年3月，默克爾對日本進行訪問，經濟合作是此次訪問的主要議題。默克爾此行的任務之一就是推動歐盟與日本正在進行的自貿協定談判。德、日的許多企業家和政治家主張進一步加強兩國企業與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以便在全球重要的工業領域保持優勢地位。日本經濟代表團近期訪問德國時，就曾經與德方共同探討兩國在“工業4.0”的框架下發展共同標準的可能性。默克爾此行安排的項目包括參觀科學未來館，與科學家談話，與機器人握手等。參觀德、日工業合作的成功典型，目的在於突出德日在新技術領域合作的重要性。

軍事方面：開展多種形式的間接和直接合作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德、日兩國借助多邊安全合作的平臺，共同推動軍事力量“走出國門”。1991年海灣戰爭結束后，兩國部隊參加了波斯灣的掃雷行動。1992年，德國聯邦國防軍和日本自衛隊向聯合國駐柬埔寨過渡時期權力機構派遣了維和人員，兩國還共同參與了1994年的盧旺達軍事行動。“9·11事件”發生后，德國和日本共同加入了“反恐戰爭”的行列。德國派兵參加阿富汗的地面部隊，日本則為在阿富汗作戰的“聯軍部隊”提供后勤補給，並將飛機部署在巴基斯坦。2002年，日本自衛隊在東帝汶實施了二戰后規模最大的軍事行動。德國聯邦國防軍則在1999年和2000年已與日本自衛隊一起向該地區派兵。2003年伊拉克戰爭打響后，日本再次突破外交政策禁區，參與美軍主導的軍事行動。德國軍艦在索馬里為參加“伊拉克自由”行動的美英軍艦提供護衛，而日本軍艦則在海灣地區為美國海軍艦艇補給油料。

德、日之間的雙邊軍事合作也得到了實質性發展。2007年4月，德國國防部長弗朗茨?約瑟夫?容訪問日本，並表示“將爭取進一步擴大與日本的軍事經濟合作”。2008年4月，德、日首次進行聯合軍事演練：在阿曼海灣，德國海軍的特混艦隊和教練部隊與日本海軍的供給船和驅逐艦一起訓練和演習。2013年2月，德國宇航中心在東京新開設了辦事處，希望借此發展與日本的戰略伙伴關係，特別是在軍事航空航天領域的合作。

4.對華關係：理性外交是正道

建交后的平穩發展

中、德兩國於1972年建交后，雙邊關係穩步發展，日漸密切，特別是在科爾和施羅德執政時期。在科爾時代（1982—1998年），德國於1993年9月率先在歐洲出臺“新亞洲政策”，並將中國列為外交工作的重點。科爾本人也於當年11月打破西方對華政治制裁政策，對中國進行訪問，並鼓勵德國企業來華投資，推動中德經貿合作走向全面發展。在施羅德時代（1998—2005年），兩國合作關係得到進一步提升。2001年雙邊貿易額達到235.26億美元，占中歐貿易總額的30.7%。2002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德國在亞洲的最大貿易伙伴。2004年，中德宣布將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這段時期也被稱為中德關係發展史上的“黃金十年”。

在這段時期，德國在發展對華關係方面有三個主要特點：第一，主政德國的科爾和施羅德都非常重視對華關係，以戰略家的眼光看待中德關係的重要性。科爾和施羅德分別曾四度和六度訪華，與中國領導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和個人關係。第二，德國政府能夠認識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干涉中國內政、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重要性，並積極推動歐盟制定《中歐關係長期政策》、《歐盟對華合作新戰略》、《與中國建立全面伙伴關係》以及《歐盟對中國政策檔案》等重要戰略檔案，為中歐在戰略伙伴關係框架內開展合作奠定了基礎。第三，德國在與中國交往的過程中注重發揮兩國經貿合作的互利性和互補性，不僅促進了中、德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相互尊重和信任，而且從雙邊經貿合作中獲得了巨大收益。

價值觀外交理念的干擾

在默克爾於2005年11月出任德國總理后的兩年里，中德關係曾一度出現裂痕。一是德國開始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威脅”，聲稱中國的發展模式將對大西洋(600558,股吧)兩岸的民主體制構成挑戰，強調德國應該在亞洲搞平衡外交，並與美國一道“努力防止中國和其他大國的崛起可能導致亞洲發生動盪”。二是德國政府在技術轉讓、宗教和人權等問題上也發表了一些非理性的對華言論，並積極推動歐洲議會於2006年9月通過維持對華武器禁售決議。三是默克爾采取了一些破壞中德政治關係的舉措，特別是2007年9月在總理府接見達賴喇嘛，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導致中德關係出現“倒退”。

中德關係出現上述問題並非偶然，而是內部和外部因素作用的結果。從客觀方面看，21世紀初中國的崛起和歐洲的衰落，使包括默克爾在內的一些人產生了心理落差。從主觀方面看，默克爾積極推崇“歐洲中心主義”和價值觀外交,傾向於按照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來制定對外政策，突出強調資本主義自由制度和西方人權觀，認為只有建立在共同價值觀基礎上的伙伴關係才會有生命力。在她看來，中德兩國雖然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但因為價值觀不同，必然會產生觀念碰撞和理念差異。她所做出的一些損害中德關係的行為，也應歸咎於價值觀外交理念的干擾。

理性外交的回歸

默克爾執政初期的對華政策，引起了一些有識之士的擔憂。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指出，“西方人最大的弊病就是自以為是，認為西方文化更加優越，中國必須聽取其教導。”德國外交政策協會國際政治專家桑特施耐德表示，默克爾固有的價值觀及心態問題影響了中德關係的發展，德國大聯合政府外長施泰因邁爾更是直言：“默克爾愚蠢的外交政策給德國國家利益造成了損失。”

不過，進入2008年以后，默克爾開始以理性的態度調整對華政策。在政治領域，自2008年10月以來，默克爾先后五次訪華，與中國領導人保持密切的高層交往。在經濟領域，中德經貿合作不斷發展，雙邊貿易額從2006年的762.7億歐元增至2013年的1616億歐元。在安全領域，近年來中德兩國在維和訓練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積極進展。在科技文化領域，中德之間的交往十分頻繁，並且取得了不菲的成績。

從中德關係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根據意識形態劃線的做法早已不合時宜，理性外交、務實外交、求同存異、合作共贏才是正道，才能切實實現國家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正如2015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德期間表達的觀點，中國需要“德國質量”，德國的發展同樣離不開中國市場和“中國速度”。這既是中德關係的經驗總結，也值得相關國家在制定對外政策和發展對外關係時吸取和借鑒。（作者系軍事專欄編譯作者）

文章來源：《現代軍事》201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