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戰略視域下的中國海外利益轉型與維護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參與世界體系的步伐明顯加快，中國的國家利益由此迅速向海外延伸與拓展。海陸兼備的地理格局以及國家發展的新要求促使中國不斷調整海洋發展戰略，並選擇“一帶一路”建設作為海外利益轉型的重要依托方式。和平的外交理念決定了中國海外利益維護的和平屬性，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強調利益的“共用性”，從而避免走西方的歷史老路。“一帶一路”建設是機遇與風險共存的戰略，在積極拓展空間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海外利益保護模式的同時，也要充分評估與預測可能存在的風險，最大限度地維護海外利益。

隨著綜合國力的迅速提升，中國參與全球事務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國家利益在海外的拓展成為一種常態。在國際競爭格局不斷演變的形勢之下，中國穩固傳統的陸地利益，積極調整海洋戰略，向海外拓展利益空間是實現海外利益轉型的必要之選。中國的海外利益轉型強調以和平、合作為基礎，以利益共用為目標，這恰恰契合了全球治理的理論要義，也顯示出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角色擔當。“一帶一路”建設戰略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提出來的。

一、中國海外利益的拓展態勢及其面臨的壓力

海外利益是國家利益的一部分，是國家利益超越國境的拓展與延伸。一般而言，海外利益產生與增長的根本因素在於自身的發展，但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也推動了國家利益突破國家的地理疆域限制而走向全球。因此，對於中國海外利益的研究一方面要基於中國發展的現實，另一方面要充分關注全球化這一時代背景以及中國參與全球化的程度與方式。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深化，中國在海外的投資迅猛增長，在海外工作、經商和旅遊等人員的流動日趨頻繁，中國的海外利益大量增加。在此背景下，如何保障中國國家和公民的海外利益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

中國海外利益主要指中國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等通過全球性聯系所產生的，在中國主權管轄范圍之外存在的，並主要以國際合約形式表現出來的中國國家利益形態［1］。具體而言，海外利益主要包括海外能源利益、地緣政治利益、國際制度利益等幾個方面。海外能源利益是指對一國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能源獲取的安全保障，比如石油和各種礦石等；地緣政治利益則是指影響一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地理位置和交通要道的安全保障；國際制度利益則是指一國設置國際議事日程的能力、國家形象以及重要戰略能源的定價權等。

從當前來看，中國海外利益具有四個特征：其一，境外性。對中國而言，這一特征意味著較強的不可控性，即更強的風險性，這是海外利益的最大特點。中國在海外利益的維護方面不同於西方海外利益強國，是一個后發國家，這就使其在海外利益拓展中面臨著更大的不確定性，尤其是中國海外利益的集中地區主要是發達國家不愿涉足的高風險地區，這加大了中國海外利益的風險性。其二，合作性。中國一直強調以國際關係行為體平等相處為基礎，通過國家間合作實現共贏，擴大共同利益，這不同於過去的弱肉強食式的“零和博弈”模式。其三，非強迫性。中國對海外利益的獲取方式與過去殖民主義強國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不以違背海外利益所在國的意志為基礎，更加強調國家主權平等。甚至國外學者也承認“沒有證據表明中國的海外投資旨在征服世界市場，尤其是中國的海外投資機制比大多數西方國家都更為克制”［2］。其四，和平性。與其他霸權國家不同，中國海外利益的實現從來不以武力作為手段，歷來主張維護世界和平，在和平中發展海外利益，以發展促進和平。因此，中國對海外利益的維護主要通過和平的方式來實現。

在海外利益日益凸顯的形勢下，海外利益保護也日益成為國家的重要議程。亞當·斯密曾說，“保衛社會免遭其他獨立社會的暴行和侵犯”是國家的重要職能之一［3］。作為國內利益境外延伸的海外利益，對於國家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增進和保護海外利益既是一個國家的基本職能，也是一個國家發展成為世界性國家的前提。近年來，隨著綜合國力的提高以及參與全球治理的深化，中國海外利益快速增長、日益擴展，並日漸成為海外利益大國。但是，中國海外利益的增長與海外利益保護的壓力呈現出正向增長態勢，即中國海外利益的增長、拓展也使得其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比過去明顯增加。例如，根據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規模約1 400億美元，超過中國利用外資總規模200億美元，首度成為資本凈輸出國［4］。但是，中國的大規模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法律環境較為落后的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隱含著較高的貿易風險。除此之外，中國還派遣了大量工作人員，在日趨復雜的國際環境下，其人身安全如何得到保障也是一個棘手問題。

在中國海外利益面臨的風險增加、形勢嚴峻的背景下，中國並未形成系統而成熟的海外利益維護與保護機制。當前，中國的大部分海外利益主要是通過外交、經濟與法律等手段加以維護的，而對諸如恐怖主義、海盜等暴力威脅，則謹慎地采取了軍事行動加以防范。這種“刺激—反應”式的保護范式凸顯了中國海外利益保護行動的非系統性、遲緩性和被動性。因此，中國必須采取有效方式維護並擴大中國的海外投資利益，保護中國公民在海外的生命及財產安全。同時，中國還應充分利用現有的國際貿易規則保證中國企業的資源供應和中國商品的國際市場擴展。

海外利益的不斷增加及其風險性的日益提高直接推動了中國加快構建海外利益保護機制。然而，海外利益保護機制的構建必須立足於全球化這一時代背景和中國深化參與全球治理這一基本現實。因為隨著綜合國力的快速增強，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不斷提升，這不僅促進了中國海外利益的增加，而且推動了中國海外利益的轉型。因此，中國海外利益保護機制的構建不能簡單地模仿傳統模式，必須充分關注中國海外利益擴展與轉型的現狀，並在此基礎上借鑒、超越西方強國的歷史經驗，實現模式轉型與機制創新。

二、中國海外利益轉型與海洋戰略調整

進入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1992年10月24日，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在“聯合國日”鄭重宣布：“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化時代已經到來”。以此為契機，海洋成為諸多國家行為體予以關注的發展空間。1994年11月16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正式生效實施，標志著人類大規模和平利用海洋與管理海洋時代的開啟，這表明各國已無法孤立於全球化時代的海洋，必須融入其中才能獲得更多的海外利益，這也是新時期國際關係的顯著趨勢。可以說，人類社會越是全球化，海洋的作用就越大。在全球化的洗禮下，當今世界強國無不高度重視海洋，並一再印證“向海則興、背海則衰”的發展規律。在此背景下，中國必須重新審視海洋對提升國際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支撐作用。

隨著綜合國力的迅速提升，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場域不斷增大，在全球范圍關於海外投資、領事保護、貿易權利、海洋運輸安全等國家利益的重要性不斷提升，這是中國持續發展的歷史必然，也是中國海外利益拓展與轉型的具體表現。變化的實力與身份要求中國更加積極地擴展並維護自己的海外利益，並適時調整自己的海洋戰略，從以往更多地依靠世界體系謀求發展，轉變為自身大范圍地融入全球治理過程，更加積極地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綜合國力的提升、身份的轉變、發展理念的更新以及全球化的推動，使中國海外利益的內容增加、形式多樣化、分布廣泛化、風險復雜化。因此，為了維護現有的海外利益，同時也為新的海外利益擴展開拓空間，中國應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從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向全球治理的積極參與者轉變，謀求在海外利益擴展過程中建章立制，強化國際制度能力，進而拓展中國的海外利益。

海洋是世界性強國的“搖籃”，所有的世界性強國都是在相應的海洋戰略支撐下完成身份轉變的。因為陸權國家的影響在其邊境終結，但是海權國家的影響卻可能遍及全球［5］。這一分析框架和理論假設強調海權是全球政治行動不可或缺的因素，是操縱全球的必要條件。

中國是傳統的陸權國家，在中國古代就形成了以內陸為中心的集權國家，但是，這並不影響中國海洋傳統的形成與海洋文明的發展。中國的海疆史是一部海洋文明與陸地文明的融通史［6］。中國大陸西高東低的自然走向造就了地理上百川納海的態勢。大禹治水，“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疏浚內陸江河，使之“東入於海”。於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生活在“九州”的華夏各部族，循著江河入海的蹤跡，從內陸到沿海，從沿海再到內陸，使相互間的文明不斷融合。在當代，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推進和“走出去”戰略的加快實施，中國日益把海洋作為發展經濟的重要戰略方向，將海洋環境保護、海洋資源開發和海洋產業發展作為國家海洋戰略重點予以積極推動，並在這一戰略調整中更加重視海外利益拓展與維護。雖然中國海洋戰略調整與海外利益保護是相互促進的過程，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只會專注於擴張海洋勢力范圍從而獲取海外利益，致力於和平發展的中國在維護海外利益的過程中已經充分吸取歷史教訓，不會走西方的歷史老路。

西方世界強調海外利益最大化，即強調所謂的相對收益［7］，對利益的“共用性”涉及較少。民族國家要維護自己的主權、爭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訴諸暴力，並以“爭霸”的形式表現出來。於是，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與戰爭同步發展。歐洲的爭霸不限於陸地，從一開始就涉及海洋。因為要想成為世界性強國必須擁有巨大的海外利益，這就使得海權成為那些渴望世界權力的人們的根本需求，爭奪海權成為獲得世界霸權的最便捷途徑。歷史也一再證明，只有海洋才能產生真正的世界大國。例如，從1545年至1560年，西班牙海軍從海外運回的黃金已達到5 500公斤，白銀24.6萬公斤。到16世紀末期，世界貴金屬開采中的83%為西班牙所得。為了保障海外利益，西班牙建立了一支擁有100多艘戰艦、3 000余門大炮的強大海上艦隊［8］。可見，海洋擴張使西班牙從海外獲取了巨額財富，使其成為海外利益遍布全球的世界性強國。

荷蘭造船業十分發達，並擁有一支雄厚的海上力量。至17世紀中葉，荷蘭已經建立了一支龐大的商船隊，擁有16 000多支商業船只，其船舶總噸位相當於當時英國、法國、葡萄牙、西班牙四國的總和［9］。荷蘭通過發展航海業取得了對外貿易的優勢。當英國和西班牙在為爭奪大西洋(600558,股吧)廝殺之時，荷蘭遠洋艦隊開進了印度洋，並以驚人的速度建立了自己的殖民統治帝國。荷蘭的航海優勢和殖民掠奪對英國構成了直接威脅，英荷矛盾達到極點，最終只能通過戰爭解決。為了摧毀荷蘭的海洋優勢，英國大力加強海軍建設，並於1651年10月9日頒布了著名的《航海條例》，對荷蘭進行限制。此后，接連爆發三次英荷戰爭，荷蘭的海上力量遭到嚴重削弱，從此一蹶不振。到17世紀末，英國通過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在海上的爭奪，最終建立起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國”，有效地維護了其海外利益不受損害。

歐洲的發展史就是全面征服海洋與陸地的擴張史。因此，西方人容易錯誤地認為，中國的海外利益獲得也會遵循這樣的邏輯，以謀求“霸權”為根本追求，從而導致爭霸戰爭。在世界現代歷史上，霸權繼承的主要機制是霸權戰爭，霸權戰爭的后果是新一輪霸權期的開始，在兩次霸權戰爭間歇期，通常會出現一個得到良好治理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這種體系只有在另一場霸權戰爭到來時才會崩潰［10］。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上的理論與實踐堅持的就是一條非西方的和平路線，這也就要求必須建立適應時代發展的“海外利益觀”，並積極探索維護和平與安全的新途徑。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生活在一個經濟體系中，中國應順應和平發展的潮流，以平等、協作的和平理念與世界各國加強合作，以確保中國海外利益的安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演講中所言：“通過跨國界、跨時空、跨文明的教育、科技、文化活動，讓和平理念的種子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發芽，讓我們共同生活的這個星球生長出一片又一片和平的森林。”［11］

海洋作為國家可持續發展和大國獲取戰略優勢的重要戰略空間，已成為世界各瀕海國家的利益爭奪熱點和經略重點。隨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中國海洋戰略調整已經提上議事日程，並引起人們的關注。所謂國家海洋戰略，是指國家用於謀劃和指導海洋安全、海洋開發、利用、管理、安全、保護的總體方略，是有關海洋政治、海洋外交、海洋權益、海洋安全等諸多方面的方針、政策，是正確處理陸地與海洋、經濟與軍事、近期發展與長遠發展等相互關係的基本原則［12］。中國是海洋大國，但不是海洋強國。實現從海洋大國向海洋強國轉變的前提是適當調整國家海洋戰略，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維護海外利益。1980年中國的海洋產值僅為80億元人民幣，1999年增加到3 651億元；2001年則超過了5 098億美元［13］。中國人均占有陸地面積僅0.008平方公里，中國耕地只占世界耕地總數的7%，人口卻占22%，陸地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的一半，因而向海洋尋求國家發展所需資源特別是對遠海資源安全利用的需求十分迫切。

中國海洋戰略的調整應關注利益型立場下的“利益”，這是認識海外利益的關鍵。利益型方式關注深層次問題或衝突之下的利益，追求一種新的和創造性的解決方案。隱藏在衝突或矛盾下面的利益是指衝突各方的“必需、需求、恐懼和擔心”，它們存在於各方的初始態度和衝突過程之中［14］。一個國家的聰明才智更多地體現為能否通過和他國的合作來加強自身力量，這種合作是基於利益的一致性［15］。因此，中國應從戰略高度穩妥地處理好中國海外利益關係，逐步增強中國在海外的積極影響力，並以靈活務實的外交姿態，積極主動地加強與海洋國家的戰略合作，尋求相關方共同利益的增長點，擴大交流與對話的渠道、水平，建立多層次、多級別戰略對話機制，以此為中國海外利益的轉型與拓展提供安全保障。

三、“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海外利益的維護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同年，中國又提出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銀行(601939,股吧)，設立“絲路基金”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引導中國資本海外投資。李克強總理還將這一戰略納入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為中國國家利益的拓展提供了海外空間，為中國海外利益的維護提供了實踐模式。同時，“一帶一路”建設能夠將中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地緣毗鄰和經濟互補等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利益訴求和命運紐帶。

當前，中國正處於產能過剩的時期，雖然還難以估量其具體規模，但也急需一種新的發展模式解決這一問題。“一帶一路”建設在轉移產能過剩方面將發揮巨大的作用。以產能過剩的鋼鐵產業為例，如果“一帶一路”所帶動的鋼鐵需求量與國內鐵路建設相同，那么將帶動2 100萬噸鋼鐵需求量。因此，“一帶一路”帶來的投資需求為中國過剩的生產能力找到了新的出路，有利於國內經濟增長和就業的穩定。“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資計劃多在海外，這些投資能夠加快相關國家與中國經濟的融合，有利於中國更便捷地從這些國家獲取資源、能源，也有利於中國商品對這些國家的輸出，從而間接地為中國創造可觀的社會價值。

在聚焦“一帶一路”與中國海外利益保護前景時，也需要關注其面臨的來自政治和安全領域的現實挑戰。中國在海外利益維護方面是后發國家，不僅經驗不足、防御手段有限，而且對存在的風險預知也不足，這使得中國的海外利益維護要面臨諸多難題。更為棘手的是，中國的海外利益主要集中在社會局勢較為動盪的欠發達地區（如非洲地區等），存在著較高的風險性。中國海外利益的保護手段也比較單一，主要局限在政府層面的協商解決，這雖然有利於提高海外利益的保護效率，但也制約了海外利益維護手段和方式的可選擇范圍。要切實保障海外利益，中國應從戰略高度出發，在總結國內和國際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完善措施，形成政府、社會和個體多元化的保護體系，並提高各類海外利益行為體的風險意識與抵御風險的能力［16］。

隨著亞太地區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主要大國的亞太政策都進行了相應戰略調整，將亞太及歐亞腹地作為戰略重心。中國的和平崛起已經引起了美國的高度警惕，並導致美國重返亞太，尋求所謂的“亞太再平衡”，進而強化對中國的遏制與包圍。這就使得中國的國家安全與周邊地區局勢密切相關，並易受到周邊局勢動盪的嚴重影響。因此，“一帶一路”沿線的海外利益保護將面臨更大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風險和戰略競爭。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在東南、西南海洋方向也面臨風險。美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不斷強化亞太軍力，重點利用東亞海洋領土爭端，極力扶持其盟友，遏阻中國“海洋崛起”。東亞地區海洋領土爭端日益加劇，如日本與中國領土爭端、菲律賓引域外勢力介入南海爭端等，這對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極為不利。同時，沿線國家在文化上不僅形式多樣化且差異明顯，伊斯蘭教、印度教、東正教和天主教等宗教勢力在沿線國家影響巨大，還有不少政教合一的國家，由宗教差異產生的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由於文化差異，各國在發展觀念、發展方向和模式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理念與實踐差異。因此，“一帶一路”建設既要處理好中國與沿線國家在宗教、民族和文化上的差異，避免這些差異演化為文化衝突和政治矛盾，同時也要避免自身陷入各地區復雜的宗教、教派和民族矛盾之中，成為各方矛盾的犧牲品［17］。

國家對於外部政治安全風險的管控能力具體表現為對海外利益的保護能力。中國的海外投資計劃蘊含戰略利益，即中國在實現海外利益拓展的同時，必須保證自然資源、能源以及稀有礦產的供應，以促進國內的經濟增長，這一重要意義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一帶一路”建設意味著中國海外利益的進一步延伸和擴展，一旦政治安全風險成為現實威脅，就意味著海外利益受到威脅並可能遭受重大損失。針對當前中國海外利益保護能力不足、風險管控經驗缺乏的現狀，應當在實現觀念轉變的同時，重在建設機制、增強能力方面有所作為［17］。

“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使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迅速提升。“一帶一路”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產物，而西方一些人卻把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解讀為“馬歇爾計劃”。因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帶一路”將對國際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一帶一路”主要表現為海外投資和經濟貿易方面，但任何國際經濟關係都不可避免地對國際政治產生深刻影響［17］，而國際政治的動盪也不可避免地惡化國際經濟關係。盡管“一帶一路”將推動所在國的經濟發展，為所在國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但這一戰略不能決定所在國能否將收益在社會群體中進行公平分配，利益分配的不均必然會影響當地社會政治穩定。因此，中國必須基於政治—經濟互動模式來考量如何保護“一帶一路”沿線的海外利益。

在中國海外利益的保護中，層次分析法始終是一個被忽視的問題分析方法。當前，在世界事物中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不僅作用的空間不斷擴大化，而且作用形式也日益多樣化，因此，這些社會組織作為重要的國際行為體越來越受到重視。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背景下，中國應重視各種行為體在海外利益實現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要有社會意識。在意識上要重視社會層面的因素在海外利益保護中的作用。第二，重視社會組織。各類社會組織在中國海外利益保護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及時地為政府和企業了解當地社會、融入當地社會提供幫助，並有利於進行風險評估及發出風險警示，增強風險防范能力。第三，重視各類海外利益行為體的社會作用，既注重國家間社會層面的互動，使中國的價值觀、利益觀及政策工具等為所在國理解，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政治認同；同時還應采取相應規則主動融入當地的價值觀，使之生發出應有的吸引力和親和力，從而使當地社會接受中國海外利益的存在，樂於將自身利益的實現與中國海外利益的維護結合起來，並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事實上，中國的對外援助項目和對外投資政策為所在國改善民生及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了大量資金，非洲許多國家最好的道路、橋梁都是中國人造的，這些行動確實贏得了當地民心，老百姓(603883,股吧)對中國有好感［16］。因此，中國應將這些有利因素有效地轉化為保護海外利益的現實能力。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海外利益的擴展與保護將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日益凸顯。隨著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日益密切，增強社會層次的交往、理解、認同及互動將成為維護海外利益的重要因素。

目前，中國海外利益保護中的主要非政府行為體是各類企業，包括國企和中小型企業，他們急需改變以往的被動地位，從被保護對象轉變為主動作為的行為體，這就需要加強自身的安全保護能力。只有這樣，中國企業才能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更好地實施“走出去”戰略。中國企業在海外遇到的威脅主要是經濟上和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脅。大型國企作為中國海外利益的主要承載體，不僅在海外擁有巨大的經濟資產，而且擁有大量的在當地工作的管理層人員、技術人員以及大量的中國工人，這些都是中國海外利益保護的主要對象和行為體。在缺乏相應培訓的情況下，這些人對危險的來源和如何應對缺乏經驗。相比之下，歐美國家由於具有較長的海外利益史，各類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相對較高，應對風險的經驗也比較豐富。此外，西方還有成熟的商業機構來提供從事前風險評估、應對預案、人員培訓到意外發生后的應急措施等一系列服務，甚至還有許多很成熟的專業安保公司來處理此類突發事件，並非僅僅依賴政府的外交途徑，這是值得中國企業借鑒的做法。眾多中小型企業作為中國海外利益的重要承載體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分布極為廣泛，這些企業大多數是民營企業，他們在當地的社會發展中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不僅是中國海外利益的真實存在，也是中國海外利益保護中最薄弱的環節。中小型企業的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與政府聯系較少、風險防范能力較弱，因而往往容易成為突發事件的受害者。這需要中國與所在國采取相應措施加強對中小型企業的保護力度，並建立企業之間的聯系制度，共用安全等方面的資訊，增強中小企業應對危機的能力［16］。

為更加有效地保護中國海外利益，政府、社會、企業等不同層次行為體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應加強合作，建立風險評估、預警、應對機制，形成綜合性海外利益保護體系。因此，政府、企業之間要形成良性互動，分擔安全成本。在政府層面，應強化協調、預警、風險評估在內的整體能力建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政治局勢、經濟發展水平、財政狀況、投資環境等涉及中國海外利益安全的主要方面進行系統的評估，同時從區域特點出發，區別不同行業，劃分層次級別，健全國家風險預警應急機制。在企業層面，各類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前，要充分分析自身的應對能力和可能出現的風險，建立危機管控機制，並從風險管理的角度制定妥善的應對方案，以避免各種突發性因素導致企業海外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此外，還應通過建立健全對外投資保險以及風險補償體系來降低損失的程度［17］，積極為“走出去”的企業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與服務，促進企業走得“更好”“更穩”，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平穩運行奠定發展基礎，更好地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

總之，隨著綜合國力的提高和參與全球治理的深入，中國的國家利益迅速向海外延伸與拓展，中國的發展已經與世界的整體發展融為一體，與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對外關係變得更為密切。中國對海外利益的拓展與維護不能走西方的歷史老路，必須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全面推進，不僅使中國海外利益的拓展迎來了歷史機遇，同時也為中國海外利益的維護提供了實踐模式。在海外利益轉型過程中，中國的海洋戰略需要做出適當調整，形成具中國特色的海外利益保護模式。因此，中國海外利益的拓展與維護應積極利用“一帶一路”戰略提供的機遇，努力尋求各方利益的匯合點，通過務實行動促進合作共贏，從而不斷提高中國海外利益的拓展與維護能力。（作者分系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國際政治教研室副教授；國際政治教研室博士；從事國際關係史與海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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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學習與探索》2015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