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災難是法國的倒霉還是追隨美國的必然結果？

又是法國。今年年初《沙爾利周刊》引發的恐怖襲擊事件，一度讓法國人感到恐怖組織就在眼前，而當地時間上周五晚上巴黎又發生暴力恐怖事件，更讓法國人覺得不是生活在歐洲的法國，而是在中東的敘利亞和巴勒斯坦。

暴恐引發的平民傷亡人數還在上升，奧朗德總統已經宣布法國進入緊急狀態。全球各國雖然都宣布和法國站在一起，一邊哀悼，一邊譴責，但是誰制造了暴恐事件，依然是未知數（法國方面懷疑是is）。當然，is（伊斯蘭國組織）也宣布對事件負責，但觀察家們認為is的宣示並未提供更多令人信服的資訊，更像是重復輿論已經報導的訊息。也有人認為，事件或許為基地組織（卡伊達）所為。

暴恐事件由極端宗教組織策劃是毫無疑問的，而且這次恐襲事件，更像是九一一事件的翻版，屬於嚴密策劃的系列恐襲行動，現場有人聽見襲擊者高喊“為了敘利亞”的口號，則使暴恐事件和敘利亞政局扯上了關係。

暴恐事件的罪魁禍首必須找出來，這是奧朗德最迫切的現實任務，否則他將讓陷入恐慌、悲憤的法國人又多了一份不信任。所以，奧朗德要讓浪漫的法國變成恐怖的法國，還是要做小布什那樣的反恐總統，這是奧朗德、法國現在和未來痛苦的抉擇。

九一一事件后很長的一段時間，美國國內通過立法和強化反恐機構，搭建了安全的反恐網絡，當然這是由美國處於兩洋之間的獨特地理位置所決定的。此外，美國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發動了兩場反恐戰爭，雖然歐洲分化為支援和不支援伊拉克戰爭的新老歐洲兩個陣營，但在當時的基地組織看來，西方世界不論歐美都是“聖戰”的對象，也是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敵人。因而，恐襲雖然遠離了美國，但歐洲各國卻不時被恐襲滋擾。每次恐襲事件發生，人們也都習慣性地將歐洲的倒霉視為追隨美國的結果。

亨廷頓所謂的“文明衝突”很有道理。不是歐洲各國刻意追隨美國，而是美歐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存在著歷史和現實的衝突。《沙爾利周刊》因為發表諷刺和褻瀆伊斯蘭的文章而招致恐襲，但這並未改變《沙爾利周刊》對伊斯蘭世界嬉笑怒罵的言說風格，即是明證。

九一一事件后，尤其是奧巴馬時代，對於小布什時代的中東戰略已經缺乏信心，而且心有余悸。所以，奧巴馬的政策是“撤”和“和”——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與伊朗和解——然后將戰略點回撤到亞太。在此戰略下，對於“阿拉伯之春”欣喜若狂的不是美國的奧巴馬，而是歐洲的奧朗德、卡梅倫和默克爾。

從顛覆利比亞卡扎菲政府到支援敘利亞反對派，歐洲開始唱主角。相比卡梅倫和默克爾，奧朗德更顯得積極，因為法國習慣當歐洲的老大。三年前的11月13日，奧朗德首先承認敘利亞反對派政府。

即便是打擊is，美國也表現得不夠積極，最起碼不如歐洲那么賣力。最近由於俄羅斯加入，歐洲和美國偏離了反恐主題，變成了俄歐美三方關於敘利亞支援巴沙爾·阿薩德政權還是支援敘利亞反對派的博弈。反恐聯盟的各行其是，甚至說是各懷鬼胎，反而使is在中東橫行恣肆，不僅占據敘利亞半壁江山，甚至勢力范圍推進至土耳其邊境。

載有224人的俄羅斯航班在埃及失事，美歐世界稱是恐襲，is也稱是對俄羅斯的報復。此事凸顯恐怖襲擊，不管是is還是其他極端宗教組織，還是對反恐聯盟展開逆襲；不管是俄羅斯還是歐洲國家，哪里有漏洞和空擋，恐怖襲擊就可能隨時發生。

因而，法國的暴恐悲劇看似突發事件，的確存在必然邏輯。而且，從去年9月份開始，法國已經強化了反恐措施，尤其是像埃菲爾鐵塔和巴黎聖母院這樣的重點地區。但恐襲悲劇還是發生了，這讓全世界唏噓不已。其實，這起悲劇不僅僅屬於法國，更是整個歐洲的悲哀。法國連環暴恐事件后，有觀察者認為下一個可能發生在英國的倫敦。因為歐洲的中東政策大抵一致，而且歐洲各國之間存在著恐怖分子滲透的漏洞。不管巴黎還是倫敦，抑或柏林、羅馬和馬德里，都有可能是恐怖襲擊的下一個目標。

由此，不能不說讓歐洲頭疼的難民問題。一位敘利亞小男孩陳尸海邊的悲劇，曾經讓歐洲乃至整個世界充滿無限同情，歐盟理事會和英法德三國改變保守的難民政策，開始接收更多難民，歐盟進行了配額分配，德國和法國接受的難民更多。源源不斷的難民，據說超過500萬，正從敘利亞等中東國家等著踏上歐洲的自由土地。但一場恐襲，必然導致法國乃至整個歐洲重新檢討現有的難民政策。更可怕的是在恐襲現場，據說發現了一位懷疑是恐怖分子留下的難民護照。

東歐國家一直不歡迎來自中東的難民，歐洲右翼組織也一直抗議歐洲各國接受中東北非難民。這次巴黎恐襲事件，顯然讓反難民的聲音占據上風。據14日英國《衛報》報導，波蘭宣稱將不會再執行歐盟的難民分配計劃。

然而，即使歐洲封閉邊境，不再接受任何難民，“堵”帶來的政治和安全風險更加難以控制。這不僅導致伊斯蘭世界和歐洲更大的隔閡，已經進入歐洲的難民也可能制造事端。如果真有恐怖分子滲透的話，他們的恐襲行動在歐洲將是星火燎原式的，這將是歐洲的災難。（聯合早報）

作者張敬偉是中國察哈爾學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