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以色列谷”：一個創新的國度是如何誕生的

這是一個什么“谷”

提起創新，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是美國矽谷，它位於美國加州的聖塔克拉拉谷，因最早研究和生產以硅為基礎的半導體晶片而得名。盡管美國其他高新技術區也在不斷地發展壯大，但高科技企業云集的矽谷始終處於創新前沿，是美國創新精神的聖地。

但是，“谷”並不只此一家，越來越多關注創新的人們把目光投向了“以色列谷”。

“以色列谷”究竟是個什么“谷”？是如矽谷一般有具體的地理界定，還是一種精神的表征？

在王輝耀看來，地處中東的以色列，在22000平方公里、人口僅800萬的土地上，成立了若干個技術創新園區，從物理形態上來說，這些大大小小的技術園區就組合成了“以色列谷”，它是推動以色列科技、經濟發展的馬達。

2013年，為了揭示以色列的創新之謎，王輝耀幾乎遍訪了整個以色列。

他從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維夫出發，向北而行，來到海爾茲利亞技術園區。這是上世紀80年代以色列設立的第一個技術園區，“像一座工業花園，園內各處布滿了門牌與海報，用以標注園內各家企業的名稱和地址。”王輝耀在這個繁忙的運轉中心看到，來來往往的都是二三十歲的青年； 園內還有多個小型碰頭點，大家隨時可以坐下來交流。

從海爾茲利亞出來繼續往北，有個matam園區，英特爾公司就在那里。園區管理人員向王輝耀介紹，資質相當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以色列理工學院的學生，可以來園區實習、讀博、做研究工作，甚至在這里開展他們自己的創業項目。

另一家赫赫有名的魏茨曼研究所則在特拉維夫以南20公里處的雷霍沃特，該研究所曾入選《科學家》雜志的世界十大最適宜工作的研究中心。

看過大大小小許多園區，王輝耀發現這些園區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園區內都有一家大型跨國集團，處於領導者的地位，眾多小型新興企業圍繞在它的周圍。“園區像沃土，在這片沃土上，小公司可能會像蘑菇般迅速長大成大公司，也可能迅速枯萎消失。長大和消失，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王輝耀感慨。

寫作《以色列谷:科技之盾煉就創新的國度》 一書時，王輝耀和他的合著者們，決定把這些散落在以色列各處的科技園區，取名為“以色列谷”。“借用了‘矽谷’兩字中所富含的創新精神，但其實我們更想說，整個以色列就是‘以色列谷’。”

在王輝耀看來，“以色列谷”不是一個園區、一個城市、一個地理位置，而是一種創新的精神、創新的氛圍。在以色列考察的那些日子里，他走到哪里，都聽到人們在談論創新。

“我參觀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時，人們正在談論該校教授發明的人臉識別系統，當時波士頓爆炸案剛發生不久，案件被迅速偵破靠的就是這套技術。我們去拜訪時任以色列總統西蒙·佩雷斯時，91歲高齡的他，和我們談的也是創新。他說，因為歷史的原因，猶太人在世界各地流浪了兩千多年，如果不是因為堅持創新，這個民族‘活’不到今天。后來我們又去見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他說得更透徹，他說，大家好像都很驚訝於以色列持續不斷的創新，但其實這是由我們的生存狀態決定的。我們每天面臨著恐怖威脅，所處的自然環境又十分貧瘠，三分之二的國土是沙漠。創新就是我們的生命線。”

不管是在政府、學術機構，還是在企業，創新像空氣一樣，在以色列不可或缺。這就是王輝耀對以色列最為深刻的印象。

“谷”是怎么形成的

在當下，中國的創新愿望也很強烈，同樣到處在談論創新。然而，在一些較權威的世界各國創新能力評估報告中，以色列緊隨美國，穩居在第二的位置，中國雖然在進步，但兩國在這方面顯然還存在較大的差距。

為什么以色列會擁有持續而強大的創新能力？王輝耀將其原因歸結為三點：

一是歷史塑造了以色列人努力開拓、打破常規的創造精神。歷史為以色列人遺留的是如影相隨的危機感和夾縫中求生的強烈意識，危機感催生的創新力，成就了以色列今天的崛起。

二是以色列擁有四大研發“神器”。即具有科學精神的優秀大學、獨一無二的人力資源、學術界與工業界的緊密聯系、軍事技術的民用化。

三是“六芒星之盾”構建了以色列高科技創業的成功模式。即國防軍的科技之盾、人力之盾、資訊之盾、創業之盾、新型企業孵化之盾和對未來預測之盾。這些元素組合在一起就是以色列的科技之盾。

除此之外，王輝耀更為看重的是人的因素：“創新最終是要人去實現的，沒有人，怎么創新？就連創新體制本身，也需要人去設計。”說到這，儒雅的王輝耀提高了聲音說：“如果我們仔細梳理‘以色列谷’的形成過程，就會發現人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上世紀70年代，猶太原住民移民潮興起，大量的科技工作者從俄羅斯、波蘭、法國、德國等國涌入以色列，“尋根問祖”，使以色列人口得以增長，從建國之初的60萬迅速達到了今天的800萬，這些人中就有后來得諾貝爾獎的那162名以色列人。

而以色列對移民人才的重視程度，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在以色列，“移民吸收部”與國防部是平級的，專門負責移民中人才的引進，其重視，可見一斑。

2009年，以色列又制定了“回到祖國”戰略，吸引了2400名歐美國家的猶太裔頂尖科學家回到以色列。

“從某種意義上說，以色列人才戰略是推動以色列快速發展、永續創新的真正法寶。”王輝耀說，“正是這些具備多元文化背景的高素質移民，讓以色列擁有了將創新的熱情轉化為實際行動的能力。”

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色列政府又實施一系列優惠政策，扶持新興高科技初創企業，幫助其中的佼佼者在納斯達克上市。這種成功激勵了更多的以色列創業者加快步伐，將學術研究成果轉化投入市場，並大膽嘗試跨領域的復合創新。

上世紀90年代，以色列政府主導設立了yozma基金，撬動了以色列民間資本的活躍度。同期設立的國家科技孵化器計劃，把企業家與投資者聯系起來，使科學與資本有效結合。這些動作引導民間資本逐漸介入科研領域，隨著私有化程度的推進，政府逐步從初創基金、風投基金及高科技孵化器中退出。

21世紀后，以色列的創新更富有引領性，在綠色科技、新能源、生命科學等領域，無不占據世界高點，這也是政府引導的結果。

“從中我們不僅看到了人才的重要，也看到了政府的作為，包括適時的有所作為和適時的不作為。而制定人才政策正是政府在建設創新社會中最重要的作為。”

變吸引“外資”為“外才”

在王輝耀眼里，人才重要，國際人才尤其重要。“因為創新需要不同腦袋的 ‘碰撞’，單一教育模式和相同文化環境下造就的人才，難免缺少差異性，彼此間不容易發生劇烈的‘化學反應’。”

王輝耀介紹，在以色列的大學里，教授幾乎百分百都有海外背景，不是從海外回來的，就是出去接受過海外教育、有在海外研究治學的經歷，否則沒資格在大學任教。

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矽谷聚集了100萬技術人才，其中國際人才的比例占到了70%，也就是說10個矽谷人中，只有3個是真正的美國人。

“這些年，北京中關村(000931,股吧)也聚起了百萬科技人才，但其中國際人口僅1萬，而這1萬人中70%是‘海歸’，真正的‘老外’只有兩三千人。中關村是中國的創新高地之一，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國際人才就更是稀缺了。”王輝耀無奈道。

在他看來，國際人才的多寡就算不是決定中以兩國創新能力差異的決定因素，至少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既然國際人才重要，為什么我們不多加引進？

面對記者的疑問，王輝耀顯得有些無奈，“我們受托為中關村管委會做調研，管委會聽了我們的評估意見，也想把中關村的國際人口從現在的1%提高到至少5%，但是，難啊，我們國家在簽證、‘綠卡’（給外國公民的永久居住許可證）等環節門檻都不低。”

高門檻成了阻礙國際人才流動的“壁壘”。雖然早在10多年前，我國就對國外人士開放了“中國綠卡”的申請，但由於條件嚴苛，至今也只發出了1萬多張。我國還從2008年開始施行“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簡稱“千人計劃”，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引進各學科領域的領軍人物，至今已有5000多名高階人才來到中國。但是，一個國家若要走全面創新之路，需要大量的人才，有限的高階人才的引進，既形成不了全社會創新的氛圍，也難以滿足社會各行各業對人才的需求。

“外國留學生畢業后想留在中國工作、創業也很難，政策要求他們一畢業就回國。而包括以色列、美國、加拿大等在內的許多國家，都使著法兒要留住優秀留學生。比如加拿大，給予留學生三年的實習簽證，實習結束后符合條件的可以申請綠卡。”王輝耀說。

來中國留學的國際生本身也少，因為國內大學缺乏英文授課的能力。“以色列的大學教授大都來自海外，中國香港的大學教授有40%是來自海外的，在美國，這個比例是20%。而在中國大陸，就連北大、清華的外國教授也不多。”（來源：《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