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比賽」

繼續請聽記者葉柏毅製作的新聞專題「英文比賽」

日前的路透社專訪風波，最後以外長李大維在立法院答詢時，交代路透社已對我方「口頭道歉並表示遺憾」之後，草草結束了。但若進一步探究，那麼從這件事件中，其實還有兩點，更值得思考：其一是，台灣要如何面對國際媒體的報導乃至批評？其二是，台灣除了被動的國際曝光度之外，在主動的國際宣傳上，又努力了多少？

先談第一點，多數台灣人看事情的視角，始終集中在自己身上，而對世界大事漠不關心，但對別人有沒有看到自己，卻相當在意，而且也常拿來做為黨同伐異的工具之一。像是八八風災時，CNN 稱前總統馬英九為「this man」，就被當時的在野黨大加嘲諷；乃至於之後，英國經濟學人稱馬前總統是「bumbler」，更是一堆人突然變成民間英文老師，開始說文解字起來。令人發笑的是，不少人連中文都說不清楚了，但講起英文單字來卻頭頭是道起來。從以前到現在，很多人埋怨，台灣只有在發生壞事糗事時候，才會登上國際媒體；但可笑復可悲的是，既然這是一件大家都感到無奈的事，那麼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人，拿外國媒體對台灣的不友善報導，來做為內部相互攻擊的工具？既然怨別人老是看不起自己，那麼自己又做了什麼努力，讓別人能看得起？很努力不一定會被看見，但不努力一定不會被看見。更何況，拿外人的負評，藉機內銷攻擊政治對手，這本身就是一種惡性循環了。這樣的結果，就是讓台灣的狀況一直惡化下去，讓國際媒體更看不起台灣。

再說另外一點，即是就算外國媒體本身就戴著有色眼鏡看台灣好了，那麼台灣又做了多少國際宣傳的工作呢？看起來相當有限，然而我們卻往往把這樣的情況，歸咎於中共打壓，才會讓我們國際能見度低，這樣就覺得一推二六五了。但看看香港，香港已經是中共的籠中鳥了，然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包括李柱銘、陳方安生，乃至黃之鋒等人，他們還是可以四處接受國際媒體邀訪，或是出席國會聽證會，用英文暢談他們的政治理念；即使是本土派的梁天琦、或是被撤銷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梁頌恆或游蕙禎等人，在面對外國媒體時，也可以用英文侃侃而談。先不說台灣的政治人物當中，有幾個人有能力可以這麼做；但就算有能力這麼做，問題是我們有做嗎？台灣不是一向自稱國會遊說做得不錯嗎？為什麼我們卻鮮少聽到英美國會，舉辦與台灣有關的國會聽證會呢？要是說，為台灣舉行聽證會，恐怕被中共報復；那麼李柱銘、黃之鋒，最近才出席了一場美國國會聽證會，這樣就不會破壞美中關係了嗎？進一步講，除非你台灣發生天災地變或是重大事故，否則外國媒體哪有時間沒事就看著你，人家又不是靠行車紀錄器或街角監視器過活的。因此，你必須自己爭取國際能見度。這一點，香港人能做得到，李柱銘與黃之鋒日前也接受華府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邀請，暢談他們的政治理念與香港前途，但是台灣呢？蔡英文總統現在才想到在推特上，鼓吹國際支持我們參與今年 WHA，但是過了三天，按讚數連兩百人都不到，不就是個很諷刺的例子嗎？

在 2017 年的世界新聞自由評比中，台灣高居亞洲榜首。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如果台灣新聞言論如此自由，並且，有些台灣人，還嘲笑香港逃不出中共手掌心，新加坡的新聞自由度，比台灣還低；那麼，為什麼國際大媒體在亞洲設點的時候，不是設在香港，就是設在新加坡，卻很少設在台北呢？不就是在於台灣看起來，似乎每個人都能對任何議題夸夸其談，但一方面不但說的都是些泛泛之論，跟廟口前大樹下阿伯論政沒什麼差別，而且也過太自我中心，根本無視世界的現況，或是台灣與世界的互動。而若是台灣已無視這個世界，那麼這個世界又有什麼義務要反過來關心你呢？當這個世界不關心你的時候，你又指天罵地怪東怪西，不是中共打壓就是外國媒體有心炒作，反正都是別人的錯，不是我的錯。這就是把台灣日常社會運作的心態，也用在對外事務上，那別人不理你，又能怪誰？

所以，在這次專訪事件中，我們一直強調的是「被路透社整了」，但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府方在處理訪談的時候，竟然沒有考慮到，對方一定會問到川蔡通話方面的問題嗎？台灣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還有什麼成為國際焦點的話題呢？而在他人問了這個問題之後，再說別人扭曲原意，甚至是設局陷害，未免有失公允，這不正就是「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我自己都沒有錯」嗎？就算爭到了個說法，但對台灣日後的國際形象，又有什麼好處呢？

台灣是個魔幻之處，英文教育奇差，但每個人在遇到英文問題時，又突然都個個都有道理可說，常常都在進行「社會英文比賽」。進行英文比賽，無可厚非，英文是國際語言，重視是應該的，但台灣重視的方向與心態，是不是有點搞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