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美聯儲應對危機的過錯并非在貨幣政策

近日，著名財經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與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共進午餐，探討了美聯儲政策的得與失。伯南克認為，認為美聯儲通過提升資產價格使富人更富的觀點其實站不住腳，原因有兩點：一是美聯儲基本上已經讓資產價格之類的東西回歸了趨勢水平；另一個原因是，股價高的原因是回報低。以下馬丁-沃爾夫的采訪隨筆，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有人反對美聯儲的存在本身，我問伯南克對這種觀點有何看法。“怎么說呢，這並非一種獨特現象。例如，在瑞士及其他一些國家，都有對危機的民粹主義式反應。在美國，我們也經歷過別樣的情形：最近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初的沃爾克通縮。我辦公室里曾有一片木頭，是批評者寄給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上面寫著：降息。”

“美聯儲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在立法進程過慢時迅速、防患於未然地采取行動。美聯儲成立的初衷主要是為了應對金融恐慌，而非制定貨幣政策。因此，這是職責的一部分。”

“話雖如此，我仍然關注反對的聲音。我盡力讓更廣泛的公眾了解我們。我希望我那時做了更多。也許，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時本應做得更多。但我那時太忙於滅火了。所以，我不知道說什么好。可以說那是可預料的。上世紀30年代，美聯儲失敗了。我認為我們做得比上世紀30年代好得多。”

我們開始用餐。我的劍魚肉質緊實、多汁。伯南克沒有進行評價伯南克的食物，而是專注於回答問題。

許多批評人士抱怨，美聯儲拯救了富人和銀行家，而不顧普通人死活。伯南克如何回應？“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是美國的一個重要問題，”伯南克說，“但這是一種至少可以追溯至上世紀70年代的長期趨勢。認為美聯儲通過提升資產價格使富人更富的觀點其實站不住腳，原因有兩點：一是美聯儲基本上已經讓資產價格之類的東西回歸了趨勢水平；另一個原因是，股價高的原因是回報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批評美聯儲幫助富人與批評美聯儲損害儲戶利益的是同一批人。而這兩件事本身是相悖的。但有什么別的選擇呢？難道美聯儲不該支援復甦？”

伯南克繼續興致勃勃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如果人們對低利率的結果不滿，他們應該向國會施壓，要求它在財政政策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從而得到一個不那么失衡的貨幣-財政政策組合。這是反對量化寬鬆的第4條或第5條理由，前面的那些理由都已被證明是錯誤的。這也當然不是美聯儲應該什么都不做、聽任失業率保持在10%的理由。”

我指出，其他批評者認為，美聯儲的干預讓一場貨真價實的衰退能夠帶來的疏導效應沒有了。伯南克調侃式地回應，說我在敘述伯南克明顯認為瘋狂的觀點時保持一臉嚴肅的本領令人欽佩。

我補充說，許多批評人士仍認為如今隨時都可能爆發惡性通脹。“我們從一開始就非常有信心不會出現通脹問題。當然，更大的問題在於讓通脹升至目標值。至於放任經濟走向崩潰，這是安德魯•梅隆（andrew mellon，美國前財長）上世紀30年代的觀點。我認為這種觀點不可信，至少主流經濟學家中的看法肯定是這樣。大蕭條不會推動創新、增長和繁榮。”

我無法不同意，因為我也認為這些理由瘋了。不過，我提出，我們必須承認，無論伯南克還是美聯儲都沒有預見到這場危機。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是否在於危機前的貨幣政策，尤其是與伯南克密切相關的通脹目標？在2000年代初，利率難道不是在太長時間里保持在過低的水平上了嗎？

“對這個問題的回應，首先是問一問貨幣政策是不是實際上導致房地產泡沫及所發生一切的主要因素。嚴肅的研究發現並未如此。這一問題的權威專家鮑勃•席勒（bob shiller，諾貝爾獎獲得者、目前任耶魯大學斯特林(sterling)經濟學教授）等人說：這根本不是貨幣政策的問題；它源於一種狂熱，一種心理現象——發端於科技熱潮，后轉入房地產。”

伯南克接著說：“第二個大體而言的理由是，雖然我認為美聯儲在某種程度上存在過錯，但這過錯並非在貨幣政策上，而是在於它和其他監管機構都沒有對普遍存在於金融系統中的不良抵押貸款和過度冒險進行限制。這兩點，再加上融資市場的結構性弱點以及其他問題，導致了恐慌。”

因此，應該歸咎於松散的監管。這一問題解決了嗎？“我認為這是個持續的進程，”伯南克回答道，“你無法指望提前找出所有漏洞。因此，你所做的任何能使這一系統更具抗壓性的事都是有幫助的。我的確認為，如果我必須只選出一個讓我們走向正確方向的變化，我的選擇將是，大型銀行提高資本金，這意味著它們更可能經受住任何可能的沖擊。”

我指出，已故的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認為“穩定會帶來破壞”。那么，是否正是“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這個概念導致了魯莽的行為？

伯南克回答說，“從個人角度來看理性的行為，從集體角度來看可能是非理性的。這就是為什么監管機構必須盡其所能約束個人行為，以確保不會導致從集體角度來看非理性的結果。”

有人認為金融行業充斥著不正當的誘因：有限的責任、過度的杠桿、“大到不能倒”的銀行以及一系列公開和隱性擔保。伯南克在多大程度上贊同這些說法？“出於理性或非理性的原因，我認為冒險行為在急劇升級。如果你在冒險，那我也不得不冒同樣的風險，否則我就會落后。”

“有兩種途徑可以擺脫“大到不能倒”的局面。其一是擁有大量的資本金。其二是借助多德-弗蘭克(dodd-frank)法案（讓即將破產的銀行可以進行資產重組，而無需紓困）中的清算權。”但伯南克補充說：“如果你將這些公司分拆成社區銀行的規模，就會失去很多功能。同時，你未必能阻止金融恐慌，因為我們在上世紀30年代就經歷過金融恐慌。”

那么，銀行應該留有多少資本金呢？有的經濟學家——如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阿納特•阿德馬蒂(anat admati)——認為應留足資產的20%，甚至三分之一。

“蒂姆•蓋特納(tim geithner)當時非常贊成提高資本金，”伯南克回答道，“我當然贊成提高資本金。我認為，我們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不過，你知道，這是國際性的爭論和決定。其他國家不太傾向於提高資本金。但我不會隨意決定一個數字。我想做的是進行壓力測試，因為你應該持有的資本金數額取決於你持有的資產和經營的業務的類型。如果設定固定的杠桿比率，那么你會有無數動機去冒更大風險。”

我問伯南克是否認為銀行的抗壓性得到了足夠的提高。“預測一切會變好是愚蠢的，因為要么就是情況真的變好，這種情況下不會有人記得你的預測，要么就是發生了糟糕的事情，然后……”他們會記得你的預測，我插話道。

伯南克繼續說：“我的導師、（哈佛大學的）戴爾•喬根森(dale jorgenson)曾說過——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也曾經這樣說——‘如果你從未誤過飛機，那么你在機場花的時間就太多了’。如果你杜絕了發生任何形式金融危機的可能性，那么從經濟增長和創新的角度而言，你很可能將風險降得太低了。”

女侍者問我們還要不要再點些什么。我點了一杯雙份意式濃縮咖啡。伯南克要了一杯茶。至此，約定的采訪時間已快要到了。但是我又稍微問了一下金融自由化的代價問題。伯南克認為，考慮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表現，“我認為不可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一種受到更大約束的金融體系會帶來安全與活力之間更好的平衡。”

那么，伯南克如何看待這樣一種觀點，即假如央行要如此大規模地擴張資產負債表，那么干脆直接把錢發到人們手上、而不是通過資本市場操作，豈不是更有效？

伯南克曾因提出與這一模一樣的政策而得了個“直升機本”(helicopter ben)的綽號，因此伯南克非常清楚這個想法。但伯南克回應說，“這么說吧，沒有必要采取這樣一種乏味的形式。我認為減稅結合量化寬鬆政策跟那幾乎是同一回事。”這在理論上是正確的，假如量化寬鬆政策被認為是永久性的話。

買單時，我問道，考慮到伯南克對監管的重視，伯南克是否相信監管當今復雜的全球大銀行真的有可能。“是的，”伯南克回答道，“美聯儲最近在采取行動，期望逐步加強對設立在美國的外國分支機構和外國銀行的監管。因此，在朝所謂國民待遇邁進方面有一些行動。

“銀行抱怨這將使資本市場四分五裂。但是，默文•金（mervyn king，英國前央行行長）說得好，銀行在全球發展可以生存，固守本地則會倒閉。因此，如果沒有其他的原因，監管機構監督外國公司的分支機構以及他們自己國內的公司不無理由。”

最後，我轉向了也許是關於金融危機的最大問題。他們是否原本有可能避免雷曼(lehman)在2008年9月倒閉？“不，”伯南克堅定地回答，“完全不可避免。沒有買家，就沒有機構為他們的負債提供擔保。所以，沒有人會借錢給他們。所有債權人、所有的交易方以及所有的客戶都跑了。如果我們違反法律借給他們錢，搞出一些假的抵押品，我們最終將接手這家公司，而這家公司是無法生存的。”

我補充說，正是因為雷曼的倒閉，他們才終於從國會那里——經由“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roubled assets relief program, tarp)——得到了所需的緊急紓困授權。“歸根到底，該走的還是會走，”伯南克同意道。

在主席伯南克的領導下，美聯儲（無論它在危機前犯過什么樣的錯誤）幫忙把美國和世界從一場災難中拯救了出來。在離開餐廳時，我想，人類應該感激它。但大多數人並不，這就是人性。

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