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哈維：為什麼說世界經濟已經危機重重？

又到了一年一度熱鬧的「諾獎季」，各個門類的諾獎名單公布，學界和民間好不熱鬧，熱鬧的背後，我們是不是應該有自己的反思呢？

從一定意義上說，過往的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貢獻就在於，只是把一些經濟學概念轉化為數學模型進行演繹，而並沒有任何新的思想和見解。經濟學是經世致用之學，不能簡單地在黑板上和實驗室推算和證明自己的觀點或理論。經濟學理論的創新更不是依靠在學術期刊中用數學證明出來，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中國有句古語，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

自2008年以來，世界資本主義陷入了深刻的危機，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看到，對資本主義的迷信卻似乎並沒有陷入危機，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主流的經濟學家和知識分子中缺乏這樣一種「高人」，他們能夠以言簡意賅、昭聾發聵的方式向世界和讀者說明：資本主義制度為什麼是不能持續的、是失敗的。

而在當今美國主流思想界，起碼有三位經濟學「大牛」能夠做到這一點：保羅•克魯格曼、約瑟夫•斯蒂格里茨和大衛•哈維。

其中，保羅•克魯格曼堪與凱恩斯媲美，因為這兩位大師是經濟學家里文筆最好的，眾所周知，保羅•克魯格曼這位諾貝爾獎得主還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他的《一位自由主義者的良心》一書，嚴謹深刻地揭示了新自由主義分子和新保守主義分子，怎樣以幾乎是發動政變的方式，摧毀了自羅斯福以來的新政，最終摧毀了美國經濟與社會，而他們就是造成今天美國崩潰式衰落的罪魁禍首。

保羅•克魯格曼的著作，有利於我們了解真正的美國和美國知識界，他指出：如果用中國今天的標准來看，美國起碼是一個「中左」的國家，而人道主義的左翼，乃是美國知識界的光榮傳統，至於把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視為美國的傳統，這乃是對美國和美國文化的誤解乃至污蔑。

我還記得：克魯格曼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曾經激烈地抨擊了那些打着美國學術界，特別是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的旗號，在中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留學生們，克魯格曼抨擊他們才是真正「妖魔化美國」、「妖魔化美國經濟學傳統」，並以此誤導中國改革的招搖撞騙者乃至別有用心之人——而他如此尖銳的聲音自然是消失於無形，完全被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們封殺了。

我更記得：中信出版集團曾經勇敢地出版了克魯格曼的《一位自由主義者的良心》一書，但是，竟也沒有產生應有的反響——克魯格曼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文筆最好的，而中信出版集團毫無疑問是中國出版業中的「大牛」之一，如此「強強聯合」竟沒有觸及和喚醒當今中國那些打着「自由主義」旗號、實則乃是「新自由主義分子」的「良知」——這種現象令人深思。

與克魯格曼一樣，早在2004年，大衛•哈維便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系統地分析了「新自由主義政變」產生的根源，並預見了世界將爆發嚴重經濟危機，僅僅4年之後，哈維的預見全部應驗了。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後，中國的一家出版社也翻譯出版了哈維的這本書，但是，幾乎一如既往地沒有產生反響，在這里，翻譯與理解似乎是一個問題，但我以為：關鍵依舊還是那些希望人們在鐵屋子里沉睡下去的「新自由主義者」們所營造的一言堂、死氣沉沉的文化、輿論和知識氛圍。

有人說，中國的知識界崇拜美國、崇拜西方、崇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實則不盡然。因為我看到了中國知識界的新自由主義者們，究竟是怎樣對待和敵視克魯格曼、斯蒂格里茨這樣的諾貝爾獎得主的——屁股決定腦袋，真可謂世上無難事，而最難之事，乃是叫醒那些假睡的人。

由此我想起，95年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以及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火種的人，其所遭遇的命運也許就是這樣吧！

而真正值得深思的是：95年前，我所在的北京大學能夠特立獨行，高舉起真理的炬火，照亮中華民族前行的路，而今的我們，將怎樣辨識什麼是北京大學的光榮傳統，以及怎樣繼承和發揚北京大學真正的光榮傳統。

感謝中信出版集團，繼克魯格曼的著作之後，再次出版了哈維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以及一系列國外先進知識分子的傑作，在出版界不得不急功近利的今天，他們和其他有強烈責任感的中國出版人一起，屢敗屢戰，中信集團和中信出版集團，以此堅定承擔起了他們的政治和文化責任。他們以自己卓越的工作，在努力為我們築起「四個自信」的戰線。

而在這本資本主義「判決書」中，哈維講了一個經典的故事：一位印度國王想獎勵國際象棋的發明者，而這位發明者要求的獎賞，是在棋盤的第一格放一粒米，以後每一格中的米粒數增加一倍，國王爽快地答應了，因為他以為這獎賞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是，到了第21格的時候，米粒的數目已經超過了100萬，到41格時，已經超過了1萬億粒，而整個世界都沒有足夠的米可以填充這一空格了。

這個故事以極其簡潔形象的方式，解釋了什麼是「復利」，而「復利」就是資本主義所追求的「利潤」的實質，這個極為簡單生動的故事說明：資本主義為什麼是不能持續的，即使在最嚴謹和科學的意義上，資本主義永世長存的神話也是完全荒謬的。

我在多年前出版的《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一書中也曾經舉過同樣的例子，即當前世界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空格」已經基本填滿，支持資本擴張的決定性因素基本消失了，即像開發新大陸、殖民地擴展、開放社會主義陣營那種地緣空間的大變革的大規模「空間革命」的機緣，已經渺茫，世界人口增長已經進入拐點，電子通信技術和交通技術的革命，固然可以使「世界變成平的」，但是，當「世界成為平的」時候，利潤也就成為平的，而要追求超級利潤，除非制造金融泡沫——用哈維的話來說就是，在今天，追求「復利」已經完全是一種幻想，而追求「復利」卻是資本積累的實質，當「復利」和詐騙性的暴利不可能持續的時候，資本主義存在的基本前提便喪失了。

在這本傑作中，哈維深刻地指出：盡管作為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資本主義失敗了——這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但是，作為「生活方式」的資本主義、作為文化信念的資本主義卻流行於世界，這表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利益集團的掮客們對於世界人民的「洗腦」工作是成功的——而這是馬克思在他青年時代所預言到，但卻未被追求進步的人們所充分意識到的重要問題。

為了對抗資本主義危機的蔓延，今天的中國與世界，迫切需要進步的學者和知識分子，結成文化的統一戰線，以各種方式防止人類倒退回野蠻。因此，思想和理論建設的意義，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要而迫切。

正像我曾經建議：人們應該從第三卷開始，「倒着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樣，現在，我建議讀者從哈維這本書的第三部分開始自己的閱讀。因為在本書的第三部分中，哈維方才最為充分地展現了無與倫比的才華，那是心靈的呼號，是真理的祈願——而借助譯者的文筆，我們很難不被這種良知、思想與才華所打動，必須承認，有些段落催人淚下——而我想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所在，這也就是在95年前深深打動了李大釗、毛澤東等中華民族志士仁人的真理的聲音。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斯蒂格里茨曾經說過：自1500年以來，世界上就有兩種積累財富的方式，一種是靠辛勤勞動，一種是靠欺詐掠奪。後一種方式是資本主義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的。而中國的成功則代表了前一種方式，正是中國古老而偉大的傳統和波瀾壯闊的革命經驗，使中國人民保持了一種寶貴的人格，保持了對美好人際關系的珍視，最終形成了一種先進的生產關系，從而使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將「共同富裕」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使今天的中國，最終成為抵抗欺詐與掠奪的資本主義暴力，拯救世界經濟的「減壓閥」。

在擺脫了僵化的、封閉僵化的「左」的教條主義之後，今天的中國必須從對資本主義的迷信、對於新自由主義教條的迷信中擺脫出來，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鄧小平同志晚年說：「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即使在當今西方社會，馬克思主義仍然具有重要影響力。在本世紀來臨的時候，馬克思被西方思想界評為『千年第一思想家』。美國學者海爾布隆納在他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贊成與反對》中表示，要探索人類社會發展前景，必須向馬克思求教，人類社會至今仍然生活在馬克思所闡明的發展規律之中。實踐也證明，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科學如何進步，馬克思主義依然顯示出科學思想的偉力，依然占據着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

大衛•哈維這本著作的出版，充分證明：上述判斷是英明的，是正確的。

大衛•哈維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他的這本著作告訴我們：舊的社會主義模式不能有效對抗野蠻的資本主義，而要開創人類的未來，我們不能走僵化保守的老路，更不能走改弦易幟的邪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來之不易，我們必須好好珍惜。而只有沿着這樣一條中國人民自己的道路走下去，才能為中國求光明，為人類謀幸福。

韓毓海著名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本文選自韓毓海為《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所寫的推薦序。

《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作者：大衛•哈維；譯者：許瑞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