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都江堰:經濟重建與社會改革互動樣本

核心提示:震前城鄉統籌所架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基礎,經受了極端的檢驗,但在災后重建中,都江堰市干群之間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信用關系,這給深化統籌城鄉實踐以巨大推動力。

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真的已積重難返了嗎？成都的城鄉統籌試驗讓人看到了希望。

一份由經濟學家厲以寧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領銜推出、標題為“成都城市化模式案例”的研究報告認定,成都城鄉統籌改革已基本獲得成功,成為“中國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引領城市”。而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在對成都的城鄉統籌進行考察后認為,困擾我國30年改革的“三農問題”,在成都找到了“路和橋”。

都江堰市統籌城鄉發展模式是“成都城市化模式”的樣本之一。

然而,成都精心設計的這個改革先行試點區,在“5.12”汶川地震中卻遭受巨大破壞,城鄉住房毀損24萬戶,3091人罹難,50萬受災群眾分布在數百個臨時安置點內。當地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受到嚴峻考驗。

這使得震后的兩年間都江堰市的城市建設都是圍繞著災后重建展開。最新數據表明,該市城區260萬平方米安居住房和143個居民自建點,已接近完成;農村 6萬余戶農房重建完工率達98.2％,40萬村民基本得到安置。2010年底,都江堰項目總投資預計達378億元,竣工率95%,居四川省重災區（市）縣前列,率先完成中央“三年目標任務兩年基本完成”目標。

“地震以極端的方式,檢驗了我們的城鄉統籌發展成果。”成都市市長助理、都江堰市委書記劉俊林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稱,震前城鄉統籌所架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基礎,經受了極端的檢驗,但在災后重建中,都江堰市干群之間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信用關系,這給深化統籌城鄉實踐以巨大推動力。

至此,災后重建與城鄉統籌改革,在都江堰市形成了某種歷史性互動。

成都模式不是學院派思路

本世紀初,成都的城市化推進和全國情況一樣,對農民土地征用采取貨幣化補償,造成多達30萬的“三無”（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農民群體。城鄉二元矛盾的突出,迫使成都苦尋制度改良之方。

2003年3月,成都推出加快城市化進程局部試點,推進“三個集中”,即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試圖以工業化、城鎮化帶動農業現代化,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當年10月11日至14日,黨的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召開,胡錦濤總書記發表科學發展觀重要講話,提出統籌城鄉、統籌經濟社會、統籌區域和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等“五個統籌”治國思路;成都據此指引,一周后即10月22日,開會宣布啟動城鄉統籌改革,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并計劃依靠市縣兩級財政用10年時間解決高達40億元的農民社保問題。

“你要搞三個集中,不把遺留問題解決,怎么讓群眾相信你。” 劉俊林稱,2003年成都推出的城鄉統籌,首在取信于民。政府的做法是,將把分散的權利集合起來,真金白銀補償民眾,“實踐一下,看看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究竟能推進到何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