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勢”與“進”

國際金融中心協會主席、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陸紅軍撰文指出，上海要實現2020年國家戰略目標，特別需要的是具有全球視野和自身定位的精準思維，善于同時從“全球設計、國家決策、地方運作”三個維度進行突破。

據財經國家周刊12月21日報道，全球金融中心正處于金融統御時代的轉型與重組中，中國內地幾大城市也不甘示弱籌劃金融中心，銜命維新的上海正經受內外壓力。

一種關心兼質疑的聲音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兩年來似乎起色不顯。質疑言猶在耳，需深思的是，上海如何從“受動型”向“主動型”國際金融中心演進。

“主動型”國際金融中心是世界級霸權型（英國倫敦-美國紐約），具有兩大壟斷性特權——全球性通貨鑄幣權和全球性資源配置權，擁有兩項獨特性機制——定規則和定價格。

“受動型”出現在后起資本主義國家或新興經濟體中，如日本東京、新加坡和中國香港。東京極易受其盟主美國的掌控和牽制；后兩者留下大英帝國法制與商業烙印。在這場國際金融中心博弈中，主動型金融國家輸不起。

上海是先天的“受動型”新興經濟體金融中心，其成功與否取決于“雙化”——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化與人民幣功能的國際化。這注定上海須突破三層“玻璃天花板”。

國際層面：全球金融秩序重塑的機會。現狀表明“主動型”金融中心勢力雖有所衰退但并未根本動搖，美元繼續作為世界主導貨幣不受全球監管；歐元危機四伏。中國當年所向往的國際金融中心內涵與外延正發生結構性變化，當初定位如何重新調整與創新，十分復雜。

國家層面：人民幣自由兌換與資本賬下完全開放。這絕非上海可以決定的，取決于中國金融改革進程、內需拉動和經濟轉型的成功。現在一些“主動型”國際金融中心國家的通縮與大部分“受動型”國際金融中心國家的通脹，大大增加了金融中心建設的成本、風險和復雜程度，但也為上海提供了空間、契機。

地方層面：上海的制度創新與創新機制。在這方面上海正處于膠著的瓶頸狀態。曾經“海納百川、追求卓越”的上海文化，一方面繼續支撐著上海的發展，一方面卻被“自我陶醉、自娛自樂”的心態所拖累。

上海要實現2020年國家戰略目標，特別需要的是具有全球視野和自身定位的精準思維，善于同時從“全球設計、國家決策、地方運作”三個維度進行突破。

19號文發布一年后，上海黃金交易所排名全球第一，上海期貨交易所躍居全球第二，上海證券交易所全球排名第三。2006年上海國際金融學院與國際金融中心協會聯合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競爭力中排序第六，2010年《新華-道瓊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國際前列金融中心信心排名第一。

數據表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戰略與實施，在內容與形式統一上得到了國內外的認同。但缺失在哪里？缺失體現在三個時期。

揚名時期：從1991年鄧小平提“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到90年代末，是“揚名時期”。完整提出了“四個中心”目標和“三步走”戰略（即從國家級金融中心-亞洲級國際金融中心-世界級國際金融中心），并基本完成了上海城市基礎設施硬件建設。但在此時期，有關中國國際金融中心整體戰略及其內涵、外延缺乏清晰定位與描述。

成名時期：自新世紀起至2007年。無論機構集聚程度、要素市場布局程度、全球影響力發展程度，都達到了一定水平。這一時期，硬指標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成為重中之重，而軟實力的金融人才與金融法制則有所疏失，形成了“金融聚集度強而金融實力弱”的現狀。

“盛名”時期：美國次債危機和歐洲主債危機提供了極為有利的發展機遇期。中國在金融業和金融中心方面的比較優勢，得到了充分展示和突破。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尤其要警惕當年日本在東京金融中心和金融變革中的教訓。

在全球面臨多重危機時代，新興國家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可謂“難中之難”。

上海首先要將90年代初中央確定的上海建設“三個中心”國家戰略，深化為國家各部委與上海協同運作的平臺；其次，國務院的定位是“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表明了這是沒有先例的新型人民幣國際金融中心。

這需要三個層面的協同運作。頂層設計上，要全球新視野；國家決策上，敢于創新、善于監管，正確處理人民幣的開放與管控關系，合理把握資本開放與監管尺度；地方運作上，要繼續開放政策，勇于創新，尤其在國有金融企業改制以及金融人才滿意度等方面，加大機制體制改革創新力度。

(尹薇薇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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