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改新變:民資補償余款 轉為資本入股

山西煤改,又有新方案。先前被迫離開的溫州民營資本,重新被挽留下來。

日前,記者從山西和溫州有關方面了解到,目前已近尾聲的山西煤礦兼并重組進程,有了新的改良方案。為避免浙江民營資本利益受損,山西省將允許“滯留”的溫州民資入股國有煤炭企業。

按照新方案,溫州投資者可將被并購的小煤礦和參與兼并重組的國企一同設立子公司,并依附于國營煤礦。兼并重組后沒有拿到的補償余款,可作為資本入股。但在新設立的子公司中,國有企業占股51%,民營資本占股49%,雙方可共同參與公司管理運營。

一直參與山西煤改的浙江商人利益保護工作的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認為,“盡管很無奈,但總比拿不到錢好。”如今,周德文又經常被山西一些縣市邀請去進行演講,大談民營經濟如何發展。

對于山西而言,如何保障政策的連貫性以及撫平“受傷”的浙江商人是一大考驗。高達250億元的資金,或將繼續留在山西,因為一直拿不到余款的溫州商人大多會選擇這種合作方式。

在周德文看來,煤改政策微調體現了山西引進民資的決心,這是新一屆山西省領導的新思維,也是山西煤改必要的動作。“當地國企沒錢或者沒有主動性給浙江民企補償款,煤改很難推進下去了。”

不過,享受過山西煤炭“冰火兩重天”待遇的民企是否會自愿留在山西,這或不僅是能否“賺錢”的問題,而或是“信任”和“情感”問題。

更想拿回補償款

進入9月份,山西方面突然間對煤改政策做了微調。

根據最新的調整,民營資本以原來投資人的補償余款入股,與當地國企共同組建一家公司,作為國企的分公司。

補償余款是指溫州民企在山西投資煤礦的投資人和當地國企在2009年簽訂的兼并收購補償金額未拿到的款項,“一般很多民企都只拿到30%到50%定金,其它大多都沒拿到。”周德文說。

這一改革方案和以前山西煤改方案有較大區別。此前山西出臺的兼并重組方式只有兩種:參股國有煤企或取得賠償款,但山西要在2009年底前才能付清補償款。

但這兩個政策,在溫州商人看來都有一定的不足。按照第一個方案,小煤窯在兼并進國有煤炭龍頭企業之后,所占比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按照第二個方案,當時溫州投資人在山西投資的近500座小煤礦,投資額高達500億元,悉數要被國有煤炭企業所并購,賠償額等和溫州商人投入相差甚遠。

但最終,溫州投資者基本都選擇了拿賠償款這個方案。

但到了2009年年底,大部分溫州民企的補償余款,卻一直沒有拿到。據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提供的數據顯示,僅在山西寧武縣,就有溫州投資的小煤礦22座,至今沒能拿到的總余款估計達30億元以上。

如今,突然而至的煤改“改良版”方案出臺,至少意味著,尚未拿到補償款余款的溫州商人,可以繼續經營當年自己投資的中小煤礦。

這一辦法已經受到一些溫州商人的積極響應。“不響應也沒辦法,去年被兼并后的溫州商人很多沒拿到補償款,這也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一位溫州投資者說。

不過周德文卻向記者指出,也有一部分溫州投資者不愿意。“此前和國企合作成功的案例,不是太多。入股后煤老板們都是從屬的地位,并沒有很強的把控能力,將來怎么樣很難說。”

記者致電了4位在山西投資的浙江煤老板,其中就有一位明確表示,“相對于留下,我更想拿到補償款。”

當時普遍想不通

浙江民企大規模投資山西煤礦始于本世紀初,也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持。

山西省內媒體曾公開報道,煤炭新政讓煤炭企業在真正意義上成了資源和資產的控制者,這讓煤礦主們吃了“定心丸”,敢在煤礦安全生產、技術改造方面投入資金了。

這進一步促進了溫州等浙江民企進入山西煤礦開采行業的熱情。按照周德文提供的數據顯示,在煤改之前,投資當地煤礦行業的溫州資金,就高達500億元。

2008年9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的實施意見》,拉開了山西史上最大煤改的序幕。

按照兼并重組的規劃要求:山西境內的小煤礦將由大型國有煤炭企業進行全面的整合重組,到2010年,全省僅保留100座煤礦;兼并重組后的煤炭企業,規模原則上不低于300萬噸,單井生產規模原則上不低于90萬噸。

“山西上上下下認識一致,省委省政府態度堅決,從今年（2009年）4月開始的這次調整進展十分迅速,預計到年底將全面完成。”山西省發展改革委員會主任李寶卿當時對媒體公開說。

周德文告訴記者,溫州商人當時普遍想不通。“當地邀請我們去投資,現在卻要我們按照他們的一方要求退出。這就意味著幾乎所有的投資煤礦都要重組。”

溫州中小企業法制促進會提供的資料顯示,一位溫州平陽商人2007年在山西投資了一座年產30萬噸的煤礦,共投入2.88億元,但在兼并整合中,該煤礦的評估價僅為6500萬元,這位煤老板將損失2億元。

而山西方面也的確有自己的苦衷。頻發的礦難,給予當地很大壓力,部分觀點認為只有大型國企才能避免“帶血的GDP”。根據山西煤炭工業廳信息,煤炭重組山西將形成多元化的辦礦體制,其中國有、民營和混合經濟的企業大致形成了5:3:2的格局。山西省國土資源廳廳長李建功也認為,在此輪煤炭行業兼并重組中,溫州“煤老板”合理、合法的利益,得到了有效的保護。

但記者了解到,大部分在2009年簽署兼并重組合同的溫州投資者,一年之后雖然已經過了合同付款期限,但很多人并沒有完全拿回當初約定的補償款。

“目前套住的溫州資本大約500個億,估計最多拿回來250億。”周德文對本報記者說。

打了一巴掌又讓留下來

山西煤改引起的巨大反應，對其它行業的影響也初步顯現。“至少心理上有一些不安全感。”周德文說。

煤改或許只是一面鏡子，折射出了今天民營資本艱難的生存困境。

2009年煤改實施過程中，周德文曾被邀請前去演講。“對方多次提醒我不要講煤改，但我一直想講煤炭改革，一直有小紙條提醒我不要講，但我最后還是忍不住講了。”

在演講結束后，周德文走出會場等候事先約好采訪的幾家媒體，卻發現這些媒體都奇跡般地消失了。此前安排好的對話環節也被一同取消，他被“妥善”安排在一個VIP室休息，“沒人能進來”。

到了2010年下半年，事情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現在山西好多地方都叫我去做演講，談如何發展民企、引進民資。”記者采訪他時，周德文剛剛從山西晉城回來不久。

“去年是流行國進民退，今年則是民間資本。非公36條就是一個例子。”周德文如是解釋山西力推民資的原因，“山西省不可能違背這個政策。”

2009年，山西是全國所有省份中唯一一個經濟負增長的省份。在周德文看來，這些原因或許導致了民營資本在山西的環境和氛圍的改善。如今，邀請周德文的不僅僅是一些大中城市，包括晉城等縣級市也紛紛邀請周德文前去演講。“對方也希望溫州資本能夠留下。”

周德文開玩笑地表示，自己從“敵人”成為了“朋友”。“他們邀請浙江民資不僅僅投資煤炭，還投資其他產業。”但他也不無憂慮地表示，溫州人最怕的是政策的風險，政策的風險甚至遠遠大于投資的風險。在他看來，政策的不連續性，讓在當地投資的民企感到非常傷心。“不能打了人家一巴掌，后來又叫人家留下來。這很難讓投資者恢復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