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結、誤讀與臨界點：美國對華戰略的認識與調整

劉衛東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政治室副研究員

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其對華戰略一直處於摸索之中，外在表現也像過山車，忽上忽下，時而緊張時而緩和。在2014年中美關係出現一個明顯的v字形變化之后，2015年的上半年，中美之間再度陷入激烈的對抗中。與此同時，美國國內也繼1995和2005年后，再度掀起一場有關美國對華戰略的大辯論，各種對中國外交走向和中美關係前景表示憂慮、鼓吹美國加強對華施壓的言論不斷涌現。在此背景下，對美國政府是否以及應該如何調整對華戰略的討論也成為中美兩國智庫研討激辯的熱點。美國各界究竟如何評價中國的發展？如何認識當前中國的外交姿態和作為？如何看待中國未來的走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會成為影響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外部環境中的核心議題，值得認真關注。

美國對華定位的糾結

進入2015年后，美國國內掀起了重新認識中國和中美關係的辯論的高潮。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和很多高階智庫都提出了很多新的觀點和報告。美國外交學會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兩位學者共同發布了題為“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的報告，指出“中國在今後幾十年將是美國最具挑戰性的競爭者”，呼吁美國動用冷戰期間遏制蘇聯時使用的一些經濟工具來對付中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史文提出了一項頗具爭議的亞洲地緣政治協議的框架，試圖將一些最危險的潛在引爆點防患於未然。華盛頓曼斯菲爾德基金會的季浩豐表示：“過去35年、五屆政府關於如何與中國打交道的共識被如此嚴重地瓦解，以至於我們已經對美中政策的根本基礎失去信心”。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管、現供職於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邁克爾·格林認為：“他們正在剝卷心菜，每次剝一片葉子”，“現在，對中國的發展軌跡有共識，但對應該怎么做沒有共識”。曾提出“負責任的利益有關方”概念的前副國務卿佐利克認為，中國對美國所領導體系的挑戰程度有時被夸大了，但也承認“眼下是個不穩定的時期，而美國在很多問題上已經失去了主動權”。

在這些辯論的背后，是美國對於中國發展現狀的焦慮。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都存在兩個基本期待：一是通過支援中國進行的經濟改革，最終促成中國在政治領域也成為西方的好學生，接受西方的民主體制和普世價值；二是通過幫助中國從現有秩序和規則中獲益，促使其成為現有秩序和規則的接受者和維護者。但是，逐步崛起的中國並沒有按照美國期待的方向演變，在經濟總量已達世界第二之后，中國依然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並且對自己的選擇愈發自信；在外交方面中國也變得更為積極，從單純的被動接納逐步轉向主動參與對秩序和規則的塑造。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維、新主張，打破了他們一廂情愿的規劃。美國原本一直是事端的發起者和掌控者，通過挑起對華衝突獲得的收益也超過中國。但在當前美國優勢依舊的情況下，中國開始主動擺脫舊有模式，積極塑造中美互動的新形態，兩國間的不平等性出現了趨於平等的勢頭，中美之間的老衝突頻發、新衝突迭現，美方對華的心理不適迅速加劇。

奧巴馬政府對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的認識存在兩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從2013年初開始，美方對中國政府的典型印象有三，即雄心勃勃、經驗不足、理性。雄心勃勃是指新領導人提出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宏偉口號，決意帶領中國人民重獲歷史上曾有的輝煌；經驗不足是指有些重要涉美決策事先論證不夠充分，導致草率出臺后引發美方強烈對抗，局面尷尬；理性是指中國的決策層在出現衝突后沒有像蘇聯那樣選擇正面對抗，而是對原有政策作出適當調整以維持雙邊關係的穩定。從2014年后期到2015年初，美方對華認識出現變化，“雄心勃勃”的判斷依舊，但“草率”變成了“有意所為”，“理性”變成了“勇於冒險”。美方認為，中國已從“自信”變成了“咄咄逼人”，中美之間逐步從議題之爭轉向創設秩序和規則之爭，因此，美國已基本明確將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

不過，“競爭對手”一詞在西方的語境下並不具有十足的貶義，也絕不必然成為敵人。美國對於中國的擔心和不滿雖在增加，但卻始終無法毅然決然地將中國歸於蘇聯一類，因為中國始終沒有給其機會。首先，從戰略上說，對於中國真實的長遠意圖究竟是否是排他性的、爭霸性的亦或是欺詐性的，美國內沒有也難有統一認識。多數觀點並不認同將中國與蘇聯相提並論，中國沒有建立反美軍事同盟，拒絕與美國展開軍備競賽，沒有海外基地，沒有動用武力吞並一個國家或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權，也從未與美國爆發千鈞一髮的軍事危機，更沒有針鋒相對地在全球范圍內處處與美國為敵，因此美國找不到足夠的證據把中國劃為敵人。其次，從雙邊關係上說，中美的合作已經遍地開花，在反恐、防擴散、國際維和等政治議題上，中美的實際合作不斷加深，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氣候變化、反海盜、國際救援等議題上，兩國的合作更是走在了前面，即使在最為敏感的軍事領域，接觸和交流也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持續深化。再次，中美之間的社會和人文交往遠遠超過中國與任何其他國家的交往水平且呈大幅增長之勢，每年有幾百萬人員往來其間，美國是中國人首選的留學地和移民對象國，美國人來華留學的勢頭也迅猛增長，中美之間的這種互動情況顯然跟敵人的定位沾不上邊。因此，即使是最強硬的美國右派，也沒有理由直接將現在的中國稱為敵人。

那么，究竟應該如何給現在的中國定位？單純的競爭對手，未來的挑戰者，潛在的合作者，非敵非友，還是所有之和？美國習慣於把世界上的國家簡單分為友好和不友好兩類，中國不屬於任何一類，從美方的視角來看，中國雖然比過去主動得多，但又一直沒有完全越界，這就讓美國很糾結，在相對國力下降、各類挑戰多發、中國價值增大的現實下，這種糾結感愈發濃厚，並不斷引發美國對華戰略的辯論和反思。

中美關係已到臨界點？

今年5月6日，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教授藍普頓，在卡特中心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盡管美中關係也有一些進展，但整體上正朝著一個不可取的方向發展：“美中關係的臨界點正在接近。我們各自的恐懼比關係正常化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超越我們對雙邊關係寄予的希望。我們看到對以積極為主的美中關係的一些關鍵性支援正在受到侵蝕。”曾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的藍普頓說，盡管美中關係的根基還沒有坍塌，但是美國政策精英的重要組成部分日益傾向於把中國看成是美國在全球主導權的一個威脅；而在中國，越來越多的精英與民眾也把美國看作是阻止中國獲得應有國際地位的一個障礙。

藍普頓今年1月曾被北京外交學院評為美國排名第一的“知華派”學者，而且他以往的對華評價都是比較客觀溫和的，對中美關係的認識也比較理性。因此從他的口中說出如此的警世危言，就像引爆了一顆炸彈。無獨有偶，其他有影響的專家學者也在附和藍普頓的言論。美國卡特中心的中國項目高級顧問柯白表示：“我們都需要認識到這些危險，並盡最大努力避免這些危險成為現實。”自稱為中國“諍友”的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也表示：“在缺乏新鮮的政治想象力的情況下，中美兩國存在出現長期的戰略分離的風險。”

如何理解“臨界點”？所謂“臨界點”，本是自然科學的專屬用詞，指由一種狀態變成另一種狀態前，所應具備的最基本條件。顯而易見，這種狀態的轉變屬於質變，放在藍普頓的語境里，意即中美關係已經具備了發生質變的基本條件。藍普頓的依據是，第一，中美相互的恐懼超過了對各自的期待；第二，穩定兩國關係的一些關鍵因素受到侵蝕；第三，中美都傾向於將對方視為妨礙自身實現目標的威脅。

藍普頓的這一判斷頗具沖擊力，但是否全面反映了中美關係的真實現狀？現實中中美兩國對於對方的疑慮確實在加深，但疑慮是否表現為恐懼且即將超過期待？這似乎很難去對比，至少從美方的角度來說，對華不信任感的增強並未主要表現為恐懼，而對華的高期待原本就屬一廂情愿，回歸到正常水平可以解釋為理解的加深，並不必然與恐懼增加扯上關係。從兩國關係的維穩壓艙石——經貿合作來看，由於在華外企得到的優惠政策減少、中國用工成本提升等因素，美國工商界對華投資有下降趨勢，這可能也會影響到其維護美中關係穩定的積極性，但一方面這是中國產業升級的必然結果，並不必然反映出中美關係出了什么問題；另一方面，中國對美投資和收購美企的活動大幅增加，中國對於幫助提升美國就業的貢獻率也在上升，兩國商貿關係出現逐步對等的勢頭，對中美經貿合作的長期作用反倒可能是積極的，並不必然會沖擊兩國關係，同時兩國貿易量仍在較快增長；至於第三條判斷，中美確實對對方的一些言行不滿，民調也顯示兩國都有相當部分的民眾將對方視為自身的主要威脅，但一方面這種威脅似乎是潛在的、預期中的，當前中美各自所面臨的最強硬的對抗者都不是對方；另一方面，中美對於對方實際價值的認識並不悲觀，反倒還在不斷開拓新的合作領域，每次戰略與經濟對話都會出現大量新的突破和擴展，相互的不滿並沒有妨礙各自對對方正面作用的認同，美國至少還是非常期待中國在阿富汗、朝鮮、伊朗、伊斯蘭國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的積極作用的，因此所謂“傾向於”並不能準確反映全部現實。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美國對華姿態一直沒有實質變化，都是將中國視為防范對象；而中國的對美姿態也未發生質變，中美關係始終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慎重冷靜處理對美關係仍是國內主流思潮。美國雖然對華疑慮明顯上升，但也只是擔心中國可能會逐步蠶食美國在亞太的利益范圍，而並非像蘇聯那樣在全球與其爭霸。美國的強硬派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目標是有限的，因而美國徹底轉變對華政策似乎仍缺乏足夠的推動力。中美關係被稱為世界上最復雜的雙邊關係，之所以復雜是因為客觀上正面與負面互動相互滲透、交織，難以打破平衡，主觀上兩國均希望維護自身利益，又不愿意為此而與對方發生激烈衝突。這種膠著狀態意味著兩國關係發生突變並不容易。

美國歷來擔心其霸權地位被顛覆，因此時刻以警惕甚至挑剔的目光注視著追趕者，並常常會主動放大后者對自己的挑戰和威脅能力，既為保持自我警醒，也為給對手施壓。奧巴馬政府對當前中國外交戰略的判斷也如出一轍：第一，基本放棄韜光養晦戰略，強調有所作為，試圖將在經濟領域取得的優勢轉化為政治和安全影響力，根據自身需要有選擇地參與到世界事務進程中，在一些議題上嘗試為國際社會提供一種新的選擇；第二，試圖利用奧巴馬政府外交的弱勢、其他國際焦點事務的牽扯和美國國會的分裂，大膽迅速地將勢力滲透到美國力所不及的區域和領域；第三，利用掌握巨額國有資金的優勢，試圖創建新的國際規則，並利用新創立的國際經濟秩序來侵蝕和對抗美國已經建立的全球安全秩序，爭取分享美國的權力；第四，表面尋求與美國的合作，努力避免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但內部把美國視為戰略對手甚至敵人，通過建立準同盟機制與美對抗。基於這種認識，美國政府近兩年來明顯加強了對華壓力，中美在南海爭端、網絡安全、前沿軍事接觸、經貿投資、亞投行等問題上的對抗也常常會占據國際媒體的主要版面，這一切也令美國知華派學者憂心忡忡。他們出於維護中美關係的考慮，希望雙方能夠提前應對，防患於未然。

美國對華的誤讀究竟有多深？

美國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情報系統，最強大的智庫和最多的專家，與中國的接觸也超出幾乎所有其他國家，但其對華認識並未因此變得全面客觀。美國的對華誤判誤讀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其政府的相關決策，如不重視必將引發嚴重的后果。

我們不妨選擇一些美國對華的標志性認識，看看誤讀與真相之間的實際距離。

第一，美方認為中國拒絕遵守國際規則，試圖通過單邊行動解決爭端。而現實是，中國的崛起完全是在遵從現有國際規則的基礎上實現的，中國目前加入的國際條約已經達到美國加入總量的90%以上，以莫須有的罪名發起征服一個國家的單邊軍事行動是美國的專利，現實中中國有時比美國更遵守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的約束，美國指稱的所謂單邊行動，往往只是中國沒有遵從美國的要求而已，而美國要求中國遵守的某些原則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自己卻拒不簽署，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只是因為美國已經習慣於作為霸權國為所欲為，對別人指手畫腳，才會對中國的舉動如此敏感多疑。

第二，美方認為中國正在采用“切香腸”的方式，一步步試探性獲取額外的利益，因此必須予以阻止。所謂“切香腸”方式是美國學者的發明，意即在外部因素所提供的行動自由的限度內，采用一連串奪取相對有限目標的漸進戰術，最終達成宏大目標。歷史上德國和蘇聯都曾采用此法來蠶食外國領土而令其他國家難以干涉。但是應該看到，首先，中國提出的所有領土主張均具有某種歷史依據，原來沒有明確提出的固有權利並不意味著永遠都不能提出；其次，政治訴求隨動於能力變化是普遍現象，新生的美國就通過“切香腸”的方式在北美持續擴張，又占領波多黎各、夏威夷和菲律賓，而中國雖然實力已然遠超周邊，但從未像美國那樣大肆擴張，甚至還在不斷容忍周邊弱小鄰國的挑釁。再次，中國從未無限制提出新的原本不屬於自己的權利主張，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會對現狀永不滿足；第四，受益於中國一步步變得外向開放的並非只有中國自身，惠及周邊甚至惠及歐美，這已在國際維和、打擊海盜、緊急撤僑、疾病控制等行動中得到體現，這難道不也是國際社會的額外利益嗎？

第三，美方認為中國可能學習俄羅斯使用武力解決領土爭端，因而需要提前壓制。中國與鄰國確實存在不少領土爭端。美國處於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時候，總是通過對外戰爭獲取並不存在爭議的別國領土，美國可能是基於自身發展過程從而對中國產生這種猜測。但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與周邊鄰國發生的有規模的戰爭只有三次，即中印邊界戰爭、中蘇邊界戰爭、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在所有這些戰爭中，中國都沒有侵占他國領土，甚至是在已經實際占領有爭議領土的條件下又主動撤得更遠，這種做法恐怕美國是很難理解的。歷史確實不能證明未來，但在中國完全有能力使用武力奪回已被外國非法占領領土的背景下，中國知道可為而不為，甚至為平息爭端還多次主動退讓，避免產生進一步的衝突，還有什么比這更能說明中國的誠意呢？

第四，美方認為中國在試圖修改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而現實是中國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識去這樣做。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核心，是以美元霸權為基礎的國際金融體系、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為核心的意識形態體系，以及以聯盟和駐軍為核心的國際安全體系。中國改變現狀的行為仍然是議題主導性的，主要是基於合理的國家利益所作出的反應。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的提出確實具有了某種戰略性的色彩，但前者是結合了亞洲地區的現實需求而推出的，目的在於填補原有機制的空缺且對美國開放，如果愿意美國完全可以加入；后者的目的也非蠶食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同樣也是開放性的，這與美國已經建立的同盟體系有本質區別。

除此以外，美國還看不到在朝核問題上中國的明顯貢獻，沒有注意到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的中立色彩，忽略了在周邊海域和領土爭端方面中國的謹慎和忍讓，也沒有意識到中國在其最為反感的抵近偵察問題上言辭反應與實際行動的區別，這些調整和隱忍都是源於中國政府對中美關係始終如一的重視和維護，源於中國追求和平共贏的文化傳統和戰略思維。中國從不主動尋機與美國對抗，也總是在對美國的挑釁作出適當回應之后，迅速將中美關係拉回到原來的位置，中國的這種表現並未隨著自身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而發生改變，可惜單純注重負面細節的美國很不習慣從整體上去體察和領會中國外交的基本特征。如果美國關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戰略，而不僅僅是深究與以往存在不同的外在表現；如果美國關注中國的整體外交姿態，而不僅僅是糾結令自己不滿的某些細節行為；如果美國關注中國對中美關係的一貫表態和期待，而不僅僅是某時某人在某些媒體上對美國發出的強硬表態甚至戰爭威脅，那么就會對中國有一個更清楚更客觀的認識。

前文提到的對中美關係發出警世危言的藍普頓也認為，中美關係中存在很多的誤讀。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的一次演講中提到，中美唯一的正面對抗是朝鮮戰爭，當時中美都不想打仗，但一方面是第三方把中美拖入了戰爭，另一方面中美對對方的反應都出現誤判，后果非常嚴重，導致中美長期相互敵視；一個局部的地區性事件影響如此深遠，至今還未消散。當前中美之間的誤讀仍有很多，美國意識不到自己的抵近偵察會給中方帶來多么嚴重的心理刺激，不知道向台灣售武、接見達賴會給中國領導人施加多大的壓力，不清楚自己嚴重歧視中國企業收購和投資的行為會在多大程度上傷害其在華形象，不明白中國網絡上漫天反美言論的背后，是沉默的大多數和理性聲音的廣泛崛起。雖然中國也需要明白，並非美國的所有作為都是為了遏制自己，外交上面臨的不利局面並非都是美國在背后作祟，但是從兩國的互動來看，強者更容易主導雙方相互認知的框架和模式，其對弱者的誤判也會引發更嚴重的后果，因而也就更有責任首先行動起來去改變現狀。

美國對華政策調整的走勢

客觀來說，當前期待美國改變其對華的不客觀認識並不現實，一方面，實力的逐步接近時刻提醒著美國要始終對華保持警覺，不要在任何領域被其縮短差距，而國際格局的多極化走勢，也明顯增大了美國的危機意識，導致其自然選擇利用質疑對方意圖的方式來滿足自身的安全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差異又是那么明顯和深刻，尤其是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格格不入，文化傳統和思維模式的天壤之別，關注問題的習慣視角也有明顯差異，相互理解的難度較大，對對方的意圖存疑也就很自然了。

由於長期心存敵意，美國對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嚴密防范，在防范之余，還一直期待能改變中國。美國對華實際上是采用了“切香腸”的方式，即通過所謂和平漸變而非激進促變，從邊緣利益、重要利益再到核心利益，一步步蠶食中國原有的模式和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戰略選擇。在綜合考慮了中國的文化背景、社會反應、政府承受力之后，有分寸、有步驟、有反復地逐步向中國施壓，一方面在核心分歧議題上言辭強硬但行動謹慎，用和平施壓的方式步步緊逼，通過反復但耐心的對抗充分展示美國可以容忍的邊界，適時用言辭的升級來表達美方的決心，迫使中國做出妥協；另一方面則持續采用積極正面的鼓勵來誘導崛起中的中國遵守現行規則、承擔更多國際責任，通過一堵一放這兩手，在保持合作的基本框架下促使中國在美方劃定的界限內行事。

在中國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美國國內建議調整對華戰略的呼聲就不絕於耳，並隨著中美之間議題衝突的加劇而在今年達到高峰。目前看來，美國確立今後對華戰略走勢的基本原則是不再糾結於對中國意圖的判斷上，而是在確保對華優勢和控制力的基礎上，加強對華改造力度，盡可能多地從外部塑造中國的主觀意圖和客觀行為。美國會繼續堅持原有的堵放戰略，但可能會視情況從原來的“接觸與防范”轉向“接觸加軟遏制”，具體表現就是“軟的更軟、硬的更硬”。“軟”指接觸尤其是提升軍事接觸和人文交流的水平和規模，促進中國的社會開放，培養公眾對美好感，繼續用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來影響中國的政治運行和輿論走向，誘使中國越來越多地接受美國的價值觀；“硬”指對抗，在涉及秩序和原則的問題上美國會更強調正面公開應對，更多借助於國際輿論和統一陣線形成一種泰山壓頂之勢，不為利益而放棄原則。所謂“軟遏制”，就是使用壓制、限制、控制、阻滯的方式來明確界限，更積極地參與塑造中國的國際行為。

當前美國國內的對華政策辯論之所以眾說紛紜，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對中國究竟是現有秩序的維護者還是挑戰者的問題仍存分歧。在保守派的壓力下，美國未來很可能會采取比現在更為強硬的對華政策，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美國國內理性的聲音比以往更穩健也更多見。

在不久前剛剛結束的訪美之行中，習近平主席為中美關係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他提出四點原則，即正確判斷彼此戰略意圖，堅定不移推進合作共贏，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廣泛培植人民友誼。這些原則以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為核心，涵蓋了政治、經貿、安全、社會等各個領域，致力於推動中美兩國的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不僅有利於中國的發展，同樣也可以滿足美方的利益需求。希望美國政府可以從中看到中方的誠意，加深對中國的理解，與中方共同努力，實現中美兩國的雙贏。（來源：《紅旗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