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雇傭制轉型導致青年貧困

平力群 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研究方向：日本經濟、中日經濟制度比較

作為發展導向型的后發國家，在趕超過程中，日本政府為了把有限的資金用於發展經濟，建立了以企業為中心的雇傭保障制度、社會福利制度與培訓教育制度。失去正式雇傭的身份意味著社會保障被弱化，享受社會福利、教育培訓的機會被大幅削減。由於日本雇傭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進程沒能實現與日本雇傭制度演化進程的同步，在日本雇傭制度從終身雇傭制向多元化雇傭方式轉變進程中，那些失去正式雇傭機會的勞動者承擔了雇傭制度改革的成本，導致貧困化。如果這一問題得不到很好解決，就會加劇部分勞動者的貧困化程度。特別是青年貧困人口的增加將引起“一億中流”社會的崩潰。而“一億中流”正是支援日本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因此，在日本雇傭制度演化中非正式雇傭方式的擴大所引起的勞動者貧困化，特別是失去正式雇傭機會的青年人的貧困化問題值得關注。

轉型期的日本雇傭制度，對青年人造成了兩大影響：一是失業人數增加；二是非正式員工數量增加。雖然少子高齡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日本青年人的失業問題，日本厚生勞動省也正在采取措施，幫助青年人取得技能和資格，以支援青年人的求職活動，但依然難以阻止這部分青年人的貧困化。

一、日本非正式雇傭人員轉向青年

日本的所謂“終身雇傭制”一直以來都只限定在大企業和國家機關的男性正式員工的范圍內。日本的雇傭制度的特點之一就是其二重性，即穩定的“終身雇傭制”和不穩定的“多元化雇傭制”。小時工、臨時工等非正式員工一直在日本經濟發展中發揮著安全閥的作用，幫助企業應對由經濟波動引起的用人需求的變動。於是，我們不由得產生如下疑問。首先，既然雇傭多元化現象一直都存在，為什么20世紀90年代前的雇傭多元化現象幾乎被忽視，而把僅有一部分人享受的“終身雇傭制”認為是日本雇傭制度特征，並成為日本經營的三種神器之一？另外，

20世紀90年代前為應對經濟波動，企業減少非正式雇傭人員，為什么沒有引起如前些年出現的“過年派遣村”這樣的社會問題？為回答上述問題，有必要從終身雇傭制的范圍的縮小與非正式雇傭人數的增加、非雇傭人員的構成所發生變化兩個方面進行說明。

第一，終身雇傭制的范圍的縮小。日本企業在努力維持核心員工“終身雇傭制”的同時，積極推進非核心員工的“多元化雇傭”。日本公司是通過開展多元化的雇傭，如臨時工、小時工、季節工、派遣員工、簽約職員、返聘人員等，來維持對核心職工的“終身雇傭”。正式雇傭者人數在1997年、1998年達到最高，約為3800萬人，此后開始減少，到2005年降到最低的3300萬人，減少了約500萬人。而另一方面，非正式雇傭人數不斷增加，從1997年、1998年的1100萬人增加到了2014年的接近2000萬人，增加了900萬人。非典型雇傭的比例從1987的16.1%增長到了2007年的37.8%。正式雇傭員工的比例不斷降低，終身雇傭制范圍逐漸縮小。

第二，非正式雇傭人員結構的變化。1997年以前，非正式雇傭者大部分是已婚婦女與學生。婦女與學生的工作收入並不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因此，當經濟低迷時解雇這些非正式員工並不會引起什么社會問題。但1998年后，非正式雇傭者中出現了作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戶主及青年人，其中有1/4是男性。作為家庭收入的主要提供者，他們一旦失業，就會使家庭收入來源中斷，甚至失去住所。

盡管日本雇傭制度演化並沒有表現出對“正式雇傭”的徹底放棄，但從終身雇傭制范圍的縮小與非正式雇傭人員結構的變化可以看出，日本雇傭制度的理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二、青年期失業風險增加

在日本，既沒有固定工作，也沒在找工作的青年人的數量一直維持在高水平。據日本總務省的勞動力調查，15—39歲沒有工作的人口中，除去學生、家庭主婦、正在求職者外，剩下的“無業人員”的人數2012年達到了84萬，為1992年48萬的1.75倍。2004年以后，這一數字一直保持在80萬以上。青年人失業率高是發達國家的共同特征。日本青年人的失業率與其他經合組織（oecd）國家青年人失業率的平均值相比，不僅不能說高，而且可以說是比較低的。但日本勞動市場有從畢業生市場雇傭正規勞動者的慣例，所以青年時期失業的風險相比其他國家更大。

日本終身雇傭制是以“支援畢業生從學校到工作崗位的轉型制度”為基礎的。所謂“支援畢業生從學校到工作崗位的轉型制度”包括：（1）學校方面對學生就職的支援；（2）學校教育重點並不在職業教育，而是培養學生的基本素質與傳授知識；（3）企業承擔著職業教育，以保障“學生從學校畢業后立刻進入工作單位就業，並在同一個工作單位工作直到退休”。日本的勞動市場以企業從畢業生市場雇傭正規勞動者為基礎，正是這一獨特的雇傭制度，分割形成了非常活躍的畢業生市場、臨時工市場和僵化的員工市場等獨立的勞動力市場。“應屆畢業生采用制度”很好地解決了應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使日本在大學普及率很高的情況下依然能保持很高的畢業生就業率。但這一制度的后果是，一旦在畢業時沒有找到理想工作，或工作后由於企業或自身原因失去了正式雇傭的身份，勞動者就很難再有機會獲得正式雇傭。

三、雇傭待遇差距加大

非正式雇傭率提高本身並不是問題，卻是導致部分勞動者貧困化的重要原因。這一是由於正式雇傭者與非正式雇傭者之間待遇不平等。不僅工資報酬差距巨大，而且可以享受的公司福利也有很大區別。根據獨立行政法人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的數據，臨時勞動者的小時收入僅為全職勞動者小時收入的55.9%。二是一旦成為非正式雇傭者就很難再被正式雇傭。

在青年階層中，同一年代內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例如戶主為35—39歲的家庭的基尼系數按原始收入計算由2008年的0.2779迅速上升到2011年的0.3358。早稻田大學教授橋本健二認為，青年階層的收入差距出現了明顯擴大，非正規就業勞動者的增加和青年人就職難問題也非常顯著。而消費稅的上調致使稅收帶來的再分配效果日趨縮小。雖然增稅收入將用於社會保障，但主要是針對老年人。如果不推出支援青年人的政策，青年階層的貧困化可能進一步加劇。部分青年的貧困化將擴大青年層的階級差距，直接影響日本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后勁。

任何制度的演化與變革都需要成本。日本的部分青年人正在為日本雇傭制度的改革買單。而由部分青年人承擔制度轉型成本的結果，會導致青年群體內部階層差距的擴大。其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將放大為由部分青年人承擔制度變遷的成本，而這一成本最終將由整個社會承擔。社會總成本增加會直接降低社會總福利，並影響到每個人的社會福祉。日本的案例應引起我們對如何通過建立風險分擔機制，避免僅由部分人承擔制度轉型成本，在改革中實現公平與效率平衡問題的關注。（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0月26日第8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