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向發達國家制度建設或成短板

分析文章稱，過去15年里，中國第二次現代化指數年均增長率為3.5%，在中國通向發達國家的道路上，制度建設很可能成為一塊致命的短板。

中國新聞周刊2月9日消息，2010年1月30日，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組長、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傳啟研究員在北京發布其領銜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國現代化報告二0一0》稱，過去15年(1990-2005年)里，中國第二次現代化指數年均增長率為3.5%，現代化發展速度超過世界平均值。若按此增長率估算，中國有可能提前十年實現“三步走”戰略的第三步目標，2040年左右達到中……在中國通向發達國家的道路上，制度建設很可能成為一塊致命的短板

中國“發達”幾率緣何這樣小？

到本世紀末，中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幾率幾近為零？

這是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給出的預測。1月30日，中科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發布《中國現代化報告2010》。該報告指出：按照歷史經驗來估算，中國21世紀末晉級發達國家的概率為4%。“如果考慮到中國21世紀人口將達到13億-15億，而整個發達國家的人口只有10億左右，中國現代化的概率比4%還要小。”

這一結論刺激了部分國人敏感的神經。在環球網所做的一份調查中，有56.2%的網民對中國變成發達國家的概率如此之小表示質疑，僅有28%的網友表示“有一定道理”。

該《報告》的主持人、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傳啟表示，正因為依照“歷史經驗”晉級發達國家行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中國的發展才需要獨辟蹊徑。

從4%到30%

何傳啟告訴媒體，得出4%的依據有兩個，一個是中國發展的現實，另一個是過去300年(1700年-2000年)世界上的統計數據。

何傳啟說，從過去300年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有一個明顯的更迭規律：平均每一百年，大約10%的發達國家會下降為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中的大約5%則上升為發達國家。

晉級機會降臨到中國頭上的概率，取決于正在中國發生的如下現實：人口規模龐大、地區發展失衡、經濟一枝獨秀、政治緩步向前、人均收入差距懸殊、資源和環境壓力明顯等。這些因素按一定的方式加權，就得出中國晉級發達國家的可能性。

何傳啟還為中國的發展設計了分段的目標：2020年左右進入世界前60名，2050年左右進入世界前40名，到本世紀末，進入世界前20名----按照何傳啟有關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的分類標準，進入前20即為進入了發達國家行列。

要增加在本世紀末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可能性，何傳啟說，中國就要走一條“特色之路”。這條路就是“綜合現代化”。“簡單說起來，就是將在國外分步進行的第一次現代化和第二次現代化同步推進，”何傳啟說。在他眼里，第一次現代化是指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第二次現代化是指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轉型。

與在西方發達國家這兩個階段大多涇渭分明不同，它們在中國則呈現出犬牙交錯之勢。“在中國，第一次現代化已經完成五分之四，而第二次現代化則僅為發達國家的五分之二。”何傳啟說。

“綜合現代化”的思路，與中國各地區發展嚴重不均衡的國情不謀而合。何傳啟拿長江流域舉例，他說，長江上游局部地區還有原始社會的痕跡，中游則以農業社會為主，下游已經進入了工業社會，而到了長江入海口的上海，知識社會的特征已經非常明顯。何傳啟說，在2006年，我國已有四個發達地區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北京和上海的部分指標則已經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的底線。“例如2006年，北京和上海第二次現代化指數、平均預期壽命和大學普及率已經接近或達到意大利、西班牙的水平。”

何傳啟說，選擇了“綜合現代化”的發展路徑后，中國到本世紀末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幾率就會大幅增加，“從原來的4%，提升到20%-30%。”

在這之前，中國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日期將會提前到來。“原本實現的日期可能在2050年左右，現在則提前到2040年前后”----何傳啟把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分為發達、中等發達、初等發達和欠發達階段，其中后三者統稱為發展中國家。其排名的分布是：全球前20名為發達國家；21-45名為中等發達水平；46-80名為初等發達水平，其余則屬于欠發達水平。中國在2006年排名70位，位居初等發達國家之列。

制度的短板

何傳啟說，中國在通往發達國家的道路上，將會遇到的主要挑戰有三個：一是發展不均衡。“在發達國家，這種差距一般維持在一到兩倍左右，而在中國，這一差距已經達到了五到十倍。”

第二個挑戰是自然環境和資源壓力。“發達國家的10億人口用了300年實現現代化，已經造成了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環境的巨大壓力。而未來的中國，將有13億-15億人爭取在100年內實現現代化，它帶來的資源需求的強度將史無前例。”何傳啟說，即便扣除知識經濟對物質資源的替代效應，中國的資源需求仍然大得驚人。

“這種制約，單靠人的努力很難改變，”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武力說。

中國將會遇到的第三個挑戰，是制度的瓶頸。從洋務運動以來，中國采取的是工業化優先的發展模式，強調物質和技術，卻忽視了制度和觀念的變革。“這是一個短板，可能會成為一個決定成敗的因素。”

多位學者認為，中國過去很多年的發展，大多依賴于制度的優勢，出口用的是中國廉價的勞動力，投資用的是中央的統一調撥，所以制度變革的壓力并不是很大。但在投資飽和和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的這兩臺發動機已近極限，而經濟發展的永動機----消費，卻由于分配體制和保障機制的不健全，始終難堪大任。而一旦中國經濟面臨危機，之前因經濟發展而掩蓋的諸多問題就有可能推倒中國社會的多米諾骨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可能面臨滅頂之災。

何傳啟將中國的現代化分為6塊：經濟、社會、政治、文化、人和生態。他對中等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有一個描述：經濟現代化方面，人均年收入超過2萬美元，關鍵經濟指標排名進入世界前40名；社會現代化方面，養老和醫療覆蓋率達到100%，城市化和信息化率達到80%左右，消滅絕對貧困；政治現代化方面，建成民主、自由、平等和高效的現代政治文明，國際競爭力排名進入世界前10名；文化現代化方面，文化生活水平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文化競爭力進入世界前列，文化創新能力的關鍵指標進入世界前20名；人的社會化方面，大學普及率超過80%，平均預期壽命超過80歲，人類發展指數排名進入世界前20名；生態現代化方面，經濟增長與環境退化完全脫鉤，人居環境質量達到主要發達國家水平。

“那些目標比較模糊的描述，大多都事涉敏感，很可能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短板，”中國社科院一位政治學教授對上述指標評價說。何傳啟在報告發布會上也坦言，“不徹底消除封建觀念，中國現代化就難以完成。”

對何傳啟來說，中國在本世紀末晉級為發達國家，有一種類似于宿命的象征意義：“按人均收入來算，中國1700年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18位，如果本世紀末中國能晉級為發達國家，則意味著我們在時隔400年后，重新回到了世界前20。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復興。”

(程曦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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