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年會釋出另一種信息

雖然美國此前一直意欲將人民幣匯率問題國際化，以期借助歐美、日本，甚至巴西、俄羅斯等國家的力量孤立中國。但這一努力近期卻遭遇了較大失敗。根據相關媒體披露：在10月9日舉行的國際貨幣經濟組織年度大會上，世界各國財長未能就如何控制貨幣爭端升級的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也即用人民幣升值而對中國施壓的提議將被推遲再議。

與此同時，在此次年度大會還釋出了其他重要信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提高對全球系統穩定性的關注，而中國則被納入5個具有系統穩定重要性的經濟體，其他系統重要性經濟體包括美國、英國、歐元區和日本。從經濟總量上來看，中國已位居世界第二，系統重要性國家的位置可以說當之無愧；從經濟結構上來看，中國已成為全世界工業制造中心、全球中低端制造產業集中地，如果中國經濟受到較大沖擊，那么整個世界制造產業鏈將會在短期內中斷，世界經濟從次貸危機中復蘇將會面臨極大的威脅。

美國此前曾希望將歐盟、日本以及其他主要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拉入到對華匯率制裁的陣營之中，以期將一國局部經濟利益提升到全球經濟平衡的道德制高點。但事與愿違，除了歐盟、日本極為“低調”的形式上的抗議，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甚至公開指責正是美聯儲極低的利率和不斷貶值的美元政策導致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本幣升值動能不斷集聚，從而導致世界范圍內的競爭性貶值壓力。

筆者以為，除了轉移本國就業、選舉等經濟政治輿論壓力以外，美國在聯合制裁人民幣問題上“失道寡助”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建立在純自身經濟利益基礎之上的道德大廈難免垮塌。按照此前美國在次貸危機治理過程中的表現，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占據主流，道德因素難見蹤影。為了維護本國的金融霸權地位，美國在治理次貸危機直接制造者——大型信用評級機構時采取了包庇縱容的懷柔政策；而在近期美元幣值政策上更是采取了“以鄰為壑”的貶值策略，在削減本國債務的同時，提升出口競爭力，并將熱錢壓力轉移至其他國家。

二是美國忽略了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深度。基于美國利益出發制定的逼迫人民幣升值策略，對于其他國家而言實際經濟意義可能并不顯著。譬如在發達國家中，德法、日本與中國的貿易往來相對穩定，上述主要國家并無動力推動人民幣短期內快速升值。事實上，如果人民幣短期內快速升值給中國帶來較大損害的話，那么對法德日等主要國家的出口必然會造成巨大的不穩定因素，逼迫人民幣短期快速升值無疑是“弊大于利”。

在貿易往來全球化的時代，中國雖然僅居于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但是其承接上下游的國家資源流動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尤其是在次貸危機仍處于弱勢復蘇階段的今日，如果這一連接被中斷，尤其是在短期內無法建立其他有效連接的時期，世界經濟的復蘇將會面臨巨大的打擊。考慮到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實際上來自于美籍跨國公司的加工貿易，打擊中國不僅不會帶來美國就業增長和出口增加，只會增加本國企業的生產地轉移成本。

按現有的美國商務部統計數據，美國與99個國家存在貿易逆差，中國雖然逆差較大，但在總體逆差中所占比重并不十分突出。重新排列泰坦尼克號甲板上躺椅的相對位置，并不會改變其下沉的命運。美國對其他國家貿易逆差的持續擴大，并非美國人缺乏儲蓄意識那么簡單，而是涉及整個美國勞動、福利和出口創新能力的根本問題。

可以說，如果美國普通勞動力的相對工資處于高位，因人力因素、而非機器因素導致的生產率提高相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有限這一根本性的問題沒有改變，那么美籍跨國公司就有足夠的動力將生產制造基地轉移到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美國世界制造出口中心的地位就不可能恢復，奧巴馬“出口倍增”計劃終將是“水中月、鏡中花”。

在這樣的情景之下，對新興市場國家而言，與其為一個短期內美國既不承認、也無動力去修正的問題去攻擊另外一個對世界經濟復蘇有著系統穩定重要性國家的貨幣匯率政策，并可能招致世界經濟復蘇困境，還不如維持目前的格局，并尋求緩步推進的漸進式改革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