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又和聯合國過不去 勢必成為貽笑國際的冤大頭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張敬偉撰文指出，日本和聯合國的齟齬，將會漸漸呈現出日本和中韓兩國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係。日本矛盾的聯合國情結，將成為制約日本在聯合國更進一步的障礙。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南京大屠殺檔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遺產，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向政府正式提出不再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經費的決議案。

對此，內閣官房長官予以證實，並“強烈要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行相關評選制度改革。日方給出的理由是，《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成功，具有“誤導全世界”的作用。

日本政府是否真的“停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費，尚無定論。但向聯合國發出威脅，誠為不智。

此前，日本也曾經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打包進行“明治申遺”（明治工業革命遺址）。而“明治申遺”含有讓中韓兩國不滿的“強征勞工”因素。兩相對比，利己者並欣喜若狂，不利己者就惱羞成怒，日本國家性格的偏激可見一斑。

今年中國閱兵式迎來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日本也一再批評潘基文，認為聯合國失去了公允性。

日本和聯合國杠上了，自有其難解心結。

聯合國是日本永遠的痛。這一戰后組建的全球組織，因為日本是戰敗國而無法成為組織內的主要成員，雖然日本提供聯合國的經費僅次於美國。

以日本立場，聯合國確應改革。

憑其全球第三大經濟強國和提供經費第二多的地位，似乎應該加入聯合國核心治理機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為了達到其目的，日本連橫合縱進行過多輪的“入常”努力。和其有共同訴求的德國、印度、巴西等國，也一直陪著日本鼓與呼。然而，日本的努力一次次付諸東流。

究其根本，日本也好，德國也罷，要想成為這一組織的核心成員，本身存在先天不足。

誠如前述，這一組織是因戰而起戰后而生，即日本和德國的“惡因”催生了聯合國的“正果”，戰后的日本和德國可以成為其中一員，但要成為核心一員自然 很困難。即使歷史的恩怨翻篇，已經占據“五常”權力的五個大國也不愿意更多國家搶食分享。因此，德國“入常”，歐洲的法國和德國認為沒有必要；日本“入 常”，中國並不滿意，美國也心掛兩腸。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入常”最大的障礙，往往卡在歷史原罪難除上。日本不是忽略鄰國慘痛的歷史記憶去炫耀本國的歷史“榮光”，如“明治申遺”、“神風特技隊申遺”；就是強化本國遭受的歷史災難，將廣島、長崎原爆遺址打包“申遺”。

總之，日本給國際社會的印象是，凡有利於日本的歷史遺跡，日本就要求聯合國得到確認。凡是不利於本國的歷史“申遺”，則想方設法杯葛之。

因為《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成功，而威脅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斷供”，符合日本的邏輯。但也釋放出不利日本的四重信號。

一是日本和聯合國的關係變得更為糟糕。尤其是以經費作為威脅，既顯其財大氣粗的倨傲，又凸顯日本缺乏大國胸懷。

二是對日本念茲在茲的聯合國改革也產生不利影響。

日本一直在推進聯合國改革，尤其是希望進入安理會，成為常任理事國。為此，日本亦付出全球繳費第二的代價。如果日本因為《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 成功而以“停供”相威脅，日本等於自毀“入常”努力。一個不遂己愿就向聯合國發出威脅的國家，別說“入常”，作為尋常會員怕是也不合格的。

三是日本已經為聯合國付出巨大努力（包括經費、公關等）。

若真的不再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經費，日本則是以小利自斷大局，成為貽笑國際社會的冤大頭。

四是自曝日本歷史觀之丑。也許“南京大屠殺”存在著死難人數等不同觀點，但“大屠殺”卻是舉世公認的事實，否則戰后東京大審判也不會將“南京大屠殺”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之一。日本以經費“停供”作為威脅，再次將日本錯誤史觀展現在國際社會面前。

聯合國因為二戰而生，二戰史觀是非曲直已經歷史蓋棺。日本要成為聯合國負責任和重要的一員，就常識言必須矯正。就此而言，德國比日本更有資格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一方面強調聯合國的與時俱進，推動聯合國進行現實主義的改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清算錯誤的史觀，而且屢屢和鄰國就歷史問題進行非理性的糾纏。現在，日本的歷史原罪和現實偏執鬧到了聯合國。

可以想見，日本和聯合國的齟齬，將會漸漸呈現出日本和中韓兩國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係。日本矛盾的聯合國情結，將成為制約日本在聯合國更進一步的障礙。

聯合國也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全球道義和公理之所，但全球需要這樣的權力平衡機制。日本要打破這種平衡，必須付出全方位的努力才行，除了經費層面的持續 挹注，還需錘煉政治大國的耐性和品性。要成為這個組織的核心成員，沒有任何歷史負擔或者已經洗白歷史的印度和德國，都很難達成其效。

背負歷史十字架的日本，要看人臉色而又偏狹傷人的日本，“入常”不啻幻夢一場。

（作者為察哈爾學會研究員，本文觀點不代表署名機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