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董事長郭樹清:征收房產稅非常必要

未來宏觀經濟和物價走勢如何？樓市調控應怎樣完善？轉變發展方式突破口在哪里？建行董事長郭樹清接受本報專訪

聽銀行家談經濟熱點(經濟熱點)

宏觀經濟和物價走勢

對經濟增速無需擔憂，通脹預期還應高度重視

由于去年基數等原因，今年我國經濟增速將逐季回落。然而市場擔心，一些不確定因素也可能打亂這種節奏，甚至引起經濟超預期下滑。對此，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預測：“今年中國經濟仍將實現較快增長，速度很可能超過去年。”

郭樹清認為，事實上，金融危機對歐美實體經濟的影響沒有預期的那么大。2008年美國經濟負增長3%，2009年就已正增長0.24%。“危機最大的負面后果是失業率高，美國約為9.5%左右，歐洲也差不多。即便如此，也沒有超出上世紀80年代經濟蕭條時的水平”，郭樹清說，“1986年我初次去英國，當時失業率高達13%！”

“歐洲債務危機對歐元形成很大威脅，現在歐元初步穩定下來了，而且德國和法國的經濟復蘇比年初預測的還好一些，因此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有限；國內消費和投資仍保持著較高增速，即使是房地產開發投資今年前8月增速仍高達36.7%”，郭樹清說，“對經濟增速無需擔憂，盡管各地情況不同，但總體上速度低一點有利于調整結構，提高質量，減少污染。”

數據顯示，8月份CPI上漲3.5%，創下22個月來的最高增幅。專家普遍認為，這主要是由于翹尾因素和農產品漲價造成的，隨著翹尾因素逐漸減少，CPI有望見頂回落。“我贊同這樣的觀點，但對于通脹預期還應高度重視，不可松懈。理由有四”，郭樹清說。

其一，貨幣信貸仍在高位運行。幾十年的數據顯示，物價上漲和貨幣供應的走勢高度一致。而且從歷史來看，負利率時間過久，總會成為影響宏觀穩定的因素。

其二，現在統計物價使用的還是以食品為主的商品籃子，而不是符合真實消費結構的以服務為主的籃子，如果選擇后者，物價情況會很不一樣。

其三，房地產具有中間投入品的性質，其價格大幅攀升后，遲早會轉移到其他商品和服務，抬高日常消費的成本。

其四，全球大宗商品特別是農產品再次出現價格反彈。

樓市調控

貨幣財政政策還有足夠多的手段，結構性改革至關重要

“中國的建筑業解決了大約5000萬人的就業，帶動了50多個行業發展。包含建筑業的廣義房地產業是我國經濟的支柱產業，過去是，將來相當長時間也應當是。這一點毋庸置疑”，郭樹清說，“住房問題既是經濟問題，更是民生問題，因此應當堅持和完善房地產市場調控。”

郭樹清認為，從總量方面來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仍有足夠多的工具和足夠大的空間。特別是貨幣政策可以有許多組合，而且也可以剛柔相濟，溫和操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管理中獨立的貨幣政策是最重要的。例如，近期我們看到，澳大利亞、巴西、印度、瑞典、以色列等等，不論規模大小，發展水平如何，都是根據自身經濟狀況確定政策走向，而不是簡單跟隨歐美日等超大經濟體。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仍有很大影響，但是貨幣政策的作用已經非常明顯。郭樹清坦言：“當時居民和企業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大大超出許多經濟界人士包括我自己的意料”。

當前房地產價格總水平也受到結構問題的巨大影響，郭樹清指出，京滬穗深等少數城市的房價暴漲在全國房價上漲中權重極大。

——從城市結構看，由于經濟不平衡，加之規劃布局不合理，大企業大機構以及教育、文化、醫療等公共資源過度集中于少數幾個沿海特大城市，導致二線、三線城市生活就業條件差別很大。

——從住房結構看，保障房建設的相對滯后，使絕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購房需求“擠”到商品房市場上。

——從市場結構看，租房市場很不發達，使購房需求大為增加。

——從人口結構看，“80后”已成為買房的主力軍之一，他們中的不少小家庭依靠雙方父母資助，客觀上也放大了需求。

“因此，除了總量政策之外，各級政府部門確實需要采取系統有力的舉措，來改善住房市場的供求結構，比如通過區域規劃和相應的制度安排來適度分散公共資源，有意識地制定政策鼓勵企業向中西部擴展，加快保障房體系建設，以優惠政策培育租房市場，引導樹立正確的住房消費觀念，等等”，郭樹清說。

他表示，征收房產稅非常必要，事實上早在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就已提出物業稅，其重要意義在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財政對工業的過度依賴，因此這項稅制改革啟動越早越好。但是由于相對于房價稅率很低，對于房產稅抑制房價的作用難以期望過高。

轉變發展方式

改變城鄉二元分割、轉變能源交通模式、改革教育體制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實質上是美英等最發達國家在更高層次上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必然”，郭樹清說，危機前很久，傳統的支柱產業如汽車業、建筑業就顯露出衰落的趨勢，危機刺破了被人為吹脹起來的房地產業和金融服務業，美英等國必須發展更廣泛的服務業，進一步強化以創新驅動的經濟。

其間，失業最多的是制造業、建筑業等行業。“原來是蓋房子的，沒什么文化，讓他們在新興產業中就業本來就有困難，而危機更是加劇了這種調整的痛苦”，郭樹清說，“盡管如此，發達國家的經濟轉型仍在持續推進。兩相對比，中國沒有理由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郭樹清認為，當今時代，除制度安排外，經濟發展主要取決于以下要素：資本、勞動力、土地、人力資本、知識積累、生態財富。“前三個要素在傳統增長模型中已得到充分解釋，后三個要素對于衡量發展水平更有意義。所謂人力資本是指教育所形成的人才財富，目前美國就業者平均受教育時間為14年，而我國還不到9年，相當于美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水平。知識積累是指科技文化財富和無形資產等，中國有自己的特色但總體上仍然相當落后。生態財富方面我們已經嚴重透支，中國雖然擁有2.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但要恢復到像美歐那樣的生態環境，恐怕要花10倍于外匯儲備的錢”，郭樹清說，“因此，只看物質產品生產和金融資產積累，我們確實發展很快，國力也比較強大，但如果看后三個要素，我們還非常落后。”

轉變發展方式，突破口何在？郭樹清提出了三個方面。

——統籌城鄉發展，改變二元分割，切實把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當市民看待。“目前，農民工工資福利僅相當于城市有戶籍工人實際待遇的1/3，城鄉在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服務上仍很不平衡，這些都會影響消費水平、生活質量，影響人力資本，從而制約著發展方式轉變”，郭樹清說，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背后是教育、醫療、社保體制的改革，是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的統一。“這個問題處理好了，可以說中國經濟近中期的一半難點就克服了，經濟發展的數量和質量就會得到有力的保障”。

——轉變能源和交通模式。“汽車在普及，城市在攤開，房子越來越大，進口石油比重越來越高，弄得不好，我們很可能重復美國的能源交通模式。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3倍，如果走上這條路，不僅有可能引發國內的農業、能源和環境危機，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會造成全球災難”，郭樹清說。

——徹底改革教育體制。“從長遠來看，我們能否避免陷入日本式的停滯，改變政府管理教育和科技的方式是決定性的步驟”，郭樹清說，“只有扭轉學校的行政化官僚化趨向，才能加快解決長期應試教育帶來的種種問題，真正提高學生素質，增強其實際就業能力和創新能力。這方面的任務非常艱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