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空者的"原罪"

我有一只股票，12元買進，曾經漲到過16元，但是隨后就在一輪大跌中回到10元。刨去對自己沒有及時獲利了結的懊悔以外，也讓我有了另外一個感悟：股票上漲三分之一給我帶來的喜悅遠遠小于下跌六分之一帶來的痛苦。后來百度了一下，原來這就是經濟學中典型的“損失厭惡”。

假設是有人刻意打壓我的股票，又讓我知道，我恐怕會有痛扁之的想法。這又讓主要跟蹤衍生品市場的我理解了，為什么那些打著對沖基金、投資銀行旗號的做空者那么招人厭惡了。做空者總是給人隱藏在黑暗中隨時準備使壞的印象。巴菲特的形象比索羅斯更正面，不僅僅是伯克希爾哈撒韋比量子基金收益率更穩健，也包括巴菲特總是做多，而索羅斯似乎一直在做空。

損失厭惡的作用還在于，眾人受傷的危機中唯有做空者得利，而那些做多者也許在道德層面上并不占優勢（比如雷曼干的壞事就不一定比高盛少），但是他們是以受害者的角色出現，在同情的同時再去踩上一腳似乎有點說不過去。所以把槍口都指向做空者就是理所當然的事。

做空者的原罪就在于，他們生存的基礎就在于，要在某個市場上“制造”出一批受害者。普遍的損失厭惡心理，就讓做空者變成了在道德法庭接受審判的角色。同時又由于衍生品是做空者最趁手的工具，衍生品也就被打上了“毒品、幫兇”的烙印。

看看《華爾街日報》對于那些用期權、期貨做空歐元的基金經理的描述：這幫人在曼哈頓的高級住所里，一邊喝著陳年佳釀，一邊壞水四冒，湊在一起小聲嘀咕之后就朝歐元下了黑手。這樣的鏡頭幾乎是電影里反面角色的專利，就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做空者有多么“令人發指”了。

但是，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如果市場上沒有做多者，就一定沒有做空者。做空者之所以真的能讓英鎊、泰銖、歐元貶值，讓迪拜和希臘陷入水深火熱，前提在于這些地方真的基礎薄弱而又陷阱四布，做空者才能引爆那些似乎是隱藏著的炸彈。貿然做空，受傷的則只能是做空者本人，在這個傷病名單上有很多大名鼎鼎的機構和交易員，就是索羅斯本人也曾重傷。

在次貸危機、主債危機接踵而來的時候，去咒罵做空者遠遠不應該是第一要務，就是美國證監會也沒辦法證明該去讓誰承擔造成道指大跌的責任，改為想出一個增加熔斷機制的“補丁”來。在做空者得手之后，應該關注的是那些炸彈最初是如何被安置在那里的。

我曾經突發奇想，如果現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允許做空（比如讓大罵房價過高的人們可以按照某個他們認為合理的價格賣出幾個“標準”平方米的商品房，無需交割），那么以13億（除了少數經濟學家和開發商）希望房價下跌的賣空者來評估，即使每人只賣空最小的量，那么房地產市場應該可以跌到人人有房住的地步了吧？

隨后再一想，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那些想著買房的錢從犄角旮旯里蜂擁而出，聚沙成塔，把房價炒得更高怎么辦？把衍生品這個雷管和房地產這個炸彈放在一起，這個想法讓我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