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何搭總不上亞洲經濟的便車？

“安倍經濟學”實施兩年多來，日本經濟仍未擺脫低迷，日本為何搭不上亞洲經濟的便車？

盡管日本央行一再祭出量化寬鬆的“絕招”，但2014年4月上調消費稅后，日本經濟增長明顯受到影響。日本政府12日將2014財年的經濟增長預期由增長1.2%下調為收縮0.5%。

此外，日本能否擺脫通貨緊縮也不容樂觀。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日前表示，截至今年4月的2014財年，日本的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通脹率不可能升至2%，至少需要到明年3月下個財年截止才有可能。

有分析認為，國際原油價格低迷還將進一步阻礙日本央行實現2%通脹的目標。

經濟遲遲沒有好轉，日本民眾對安倍的經濟政策也逐漸失去信心。據日媒輿論調查顯示，關於安倍經濟學對日本經濟的影響，認為經濟“沒有變化”的受訪者最多，占60%。而認為“變得更好”的僅占15%，認為“變得糟糕”的為21%。

近日，日本家電制造業巨頭松下、夏普等相繼宣布將把部分產品的生產遷回國內。松下計劃把洗衣機、微波爐、電磁灶等約40種家電產品的生產從中國遷回國內，夏普公司將回遷部分液晶電視、空氣清潔機和冰箱的生產。

而早在2013年，東芝已經將部分電飯煲和電熨斗的生產從境外遷回日本。

投資數據似乎更能證明日本制造業加速回歸的勢頭。據日本政策投資銀行調查，日本制造業2013財年（2013年4月—2014年3月）國內設備投資同比下降1.7%，海外設備投資同比增加13.7%。2014財年，形勢發生了逆轉，日企海外設備投資同比下降1.6%，國內設備投資增加了14.7%。

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稱，日本家電業此次回遷，主要受到日元貶值的推動。研究發現，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力度與日元匯率呈密切正相關。2012年日元堅挺時，日本企業在海外的收購兼並大幅增加。

由於勞動力成本高企等原因，日本家電企業從上世紀80年代起，逐步將生產基地遷至新興市場國家。

首相安倍晉三上任后，其推出的“安倍經濟學”導致日元急劇貶值，令海外生產返銷日本的產品價格優勢不再。

據松下公司計算，日元兌美元每貶值1日元（1美元約合119日元），日本的制造企業每年就將減少18億日元的營業收入。為了鼓勵更多的企業回遷，日本央行更傾向於將匯率保持在1美元兌120至130日元這一區間。

專家的分析認為，日元今年將繼續走弱，貶值幅度約為5.6%。此外，當前日本實施的超級貨幣寬鬆政策，客觀上也對制造業回遷起到了支援作用。

日本家電業的回遷，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日本電子產品競爭力的下降。長期以來，日本一直將中國等國家視為生產和出口基地，而非消費市場。相比韓國三星公司，日本公司針對中國市場的開發並不得力，在價格和銷售渠道上，又敵不過中國本土的家電企業。

日本家電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跟不上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導致盈利能力下降。因此，回遷更體現為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

此外，以日元貶值帶動出口的政策也顯然落空。日本財務省1月26日發布貿易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日本貿易逆差為12.78萬億日元，同比增長11.4%，連續第三年更新尖峰，創35年以來新高。這是日本貿易連續第四年出現赤字。

從1957年1月到2014年10月，日本進口額一直大於出口額，連續多月出現貿易赤字。

從日本1957年1月到2014年10月的月進出口額與貿易收支額可以看出，近年來日本進口額一直大於出口額，連續多月出現貿易赤字。這並非單純的經濟周期變化，而是產業結構變化的一個趨勢。

日本在1973年與1979年石油危機時，曾出現了同樣持續的貿易赤字。然而，這一次貿易赤字持續的時間遠超從前。值得注意的是，經過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日本進口額逐步上升至2008年之前的水平，出口額卻一直沒有大幅回升。經歷兩次石油危機后，日本一直處於出口額大於進口額的狀態。

再看一下日本代表性的出口產品種類情況：以汽車為主的運輸機械一直沒有恢復到國際金融危機前的水平，電子產品的貿易收入在2008年后則大幅下降。

盡管電子產品貿易收支情況惡化，但在各大公司2014年前半期的結算中，除索尼公司外，業績狀況都顯示良好，因此大多數公司都上調了整體業績預期。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國際金融危機后，電子產品公司都采取了削減員工薪酬的對策。因而，這些企業所呈現的收益也並非是來自銷售額的提升。

日本8家電子公司(日立、東芝、三菱電機、nec、富士通、松下、索尼、夏普)在2008年的銷售額合計不足48兆日元，營業虧損約為1300億日元。從2008年至2013年，這些企業有4年都處在凈虧損狀態，並且這4年間的季度虧損合計達到4.4兆日元。季度虧損不僅來自於持續的業績下滑，也包括裁減員工、提前退休等費用，以及重新進行資產評估帶來的虧損。

與此相對的是，在銷售額下滑的情況下，這8家電子公司5年來的收益一直增長。2013年，在銷售額僅為46兆日元時，這些公司實現了近2兆日元的營業利潤。其主要原因就是員工薪酬等費用的削減。

如果將2008年與2013年每月末的外匯比價平均計算，兩個年度的平均外匯比價都為1美元兌換100日元。僅從外匯比價上來看，兩個年度並無差異，因此不能把日元貶值作為企業增收的直接原因。

在這種環境下，日本的電視和音響制品被公認喪失了全球化市場的競爭優勢，日元貶值也沒能改善這一狀況。從代表日本家電的電視和音響產品以及相關半導體和電子元件的出口情況來看，2013年電視、音響制品出口數量皆不如2008年。

另一方面，電子元件出口的數量比2008年稍有提高。但在日元持續貶值的2012年~2013年，出口數量基本處於持平。在日本目前占據優勢的電子元件領域，很難看到日元貶值為這一領域市場帶來了多大繁榮。

作為發達國家，日本為擺脫通貨緊縮實行的貨幣寬鬆政策導致了日元貶值。假設日本今後繼續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美國和日本的利差維持不變，將形成日元貶值美元升值的結構。然而，在出口沒有增長的情況下，日元貶值只會對日本生產企業帶來負面影響。

事實上，國內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依然是日本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

日本《世界》雜志日前發表文章認為，安倍經濟學將通貨緊縮視為經濟停滯的原因，一開始就選錯了方向。通貨緊縮不過是表征，真正的原因還在於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的結構性薪資下降。

以2014年10月份為例，平均每人固定工資上漲了0.4%，但核心cpi同比上升2.9%，工資上漲幅度遠低於物價上漲幅度，這意味著百姓的實際購買力下降。其結果必將影響私人消費的擴大，使國民經濟陷入惡性循環。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指出，日本制造業的“空心化”令日元貶值難以從根本上改善日本經濟，高額的負債則讓日本財政如履薄冰，增加消費稅或許可以緩解負債壓力，但無法實現安倍經濟學政策的預期。

根據日本內閣府的調查，目前有將近70%的日本企業在海外設廠，這些海外企業的稅收並沒有交給日本政府。對於日本國內的中小企業來說，日元貶值導致的原材料價格上漲，企業利潤反倒減少了。

同時，陳鳳英認為，老齡化是日本社會重要的結構性問題。老年人消費能力較弱，而日本社會不如歐美國家開放，對外國移民有根深蒂固的抵制情緒，這使得如何擴大勞動力這一核心問題一直沒有重大進展。

盡管日本出口總額在2014年12月增長了12.9%，被視作經濟不景氣背景下的一個積極信號，但是安倍政權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日本社會的“頑疾”，經濟好轉只會是曇花一現。

《東京新聞》發表社論稱，安倍經濟學最缺乏的就是對弱者的照顧和通過再分配來縮小貧富差距的努力。對日本社會而言，最重要的是支撐消費的、為經濟社會帶來穩定的中間階級，因此不應該使社會兩極分化。

德國《明鏡》周刊也認為，安倍要想通過結構改革復甦經濟，就必須與官僚、運營商等強有力的利益集團開戰。

專家指出，與鄰國的領土問題、歷史問題的不斷摩擦，也讓日本沒有搭上亞洲經濟的“便車”。

美國cnbc稱，日本經濟的衰退說明日本的資金困難和經濟結構問題給經濟增長拉了后腿，而恢復和中國的貿易，投資將會使日本經濟走上穩定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比如，對中國出口增加將會提高日本制造業的資本利用率，從而帶動資本支出、就業和收入增長、個人消費，最終創造以出口為導向的日本經濟。

然而可惜這些暫時還沒發生。去年前11個月與同期相比，日對中出口下滑了1.3%。而日本在中國的投資也在減少，去年前9個月，日本公司在華工廠投資為45億美元，僅為2013年同期的一半不到。這主要是因為兩國的政治關係不斷惡化。

安倍到處宣傳其“積極和平主義”，開足馬力開展“地球儀外交”，力圖讓世界接受日本已走出軍國主義歷史。2014年1月，時隔8年，日本首相再次訪踏上撒哈拉以南非洲，依次訪問象牙海岸、莫三比克和埃塞俄比亞三國。他稱非洲為日本的“外交前沿”。

2014年7月，安倍訪問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擬為入常尋求支援。2015年1月1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前往中東地區訪問，訪問埃及、約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安倍出發前稱“日本將本著積極和平主義，在非軍事領域加強支援。”

但是，日本同時加速走向右翼道路的步伐，在安全戰略、外交路線、軍事武裝、修改憲法等方面偏離聯合國對日本的規制越來越遠。

安倍政府自2012年再度執政以來，日本年度軍事開支至今已三連增，“擺脫戰后”、“強大日本”的沖動異常強烈。

日本2015年1月14日通過2015財年預算案，其中防衛預算約合421億美元，連續三年遞增，預算金額創歷史新高。有資料顯示，具有右翼傾向的國會議員組成的日本會議，已經占國會議員的50%以上。

特別是日本對中國的遏制言行心態暴露無遺，已經到了無視基本事實的程度。2015年1月17日，正在印度訪問的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發表演說，並與印度外長斯瓦拉杰舉行了第八屆印日外長戰略對話。

岸田在演說中竟悍然宣稱被印度控制的中國藏南地區是“印度領土”，這是日本外務大臣第一次就中印領土之爭表明立場。

岸田以日本在去年11月取得印度東北邊境道路建設合同為例，稱日印雙邊都同意協助印度東北建設的重要性。

日印公路建設合同涉及的工程總長度達到2000多公里，印度東北部全部中印邊境公路專案將基本全部由日方承包。日本的勢力和影響緊盯中國，不僅到達東南亞和南亞，而且已經到達中印邊境，應當引起警惕。

2015年1月，日本有關方面再度挑釁歷史，污蔑原本鐵證如山、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30萬死亡人數“不妥當”。

千百年來，日本通過巧取豪奪或不正常手段從中國獲益很多。近代史和現代史上，日本總是打斷中國發展強盛和現代化進程的急先鋒和始作俑者，也是力圖從中國身上攫取利益的吸附者。

日本從未放棄對中國這片富饒大陸的惦記，不管中國是弱是強。當中國強盛時它曲意逢迎攫取養分，當中國沒落時它企圖張口吞並，當中國復興時它力圖打斷以期長期操控。

日本對華經濟合作從來都是極力攫取高額利潤的同時竭力控制技術出讓，企圖讓中國對它形成永久的技術落差和技術依賴，關鍵時刻讓中國受制於人。

當前，在建立新的經濟秩序過程存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理念，一個是以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另一個是以美日為核心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係(tpp)，亞太地區正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

“安倍經濟政策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它的政治化傾向太明顯，也成為影響其結構性問題無法解決的重要因素。”陳鳳英說，“中國的‘一帶一路’、絲路基金、亞投行對於日本來說都是很好的經濟刺激，但目前日本都沒有參加。”

事實上，日本的經濟發展不能通過制造與鄰居的對抗來解決，回歸美國固然可以換得片刻的安全感，但只有回歸亞洲才能搭上亞洲經濟的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