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會成功的關鍵在於破解"囚徒困境"

哥本哈根大會終於在人們期待、懷疑、擔憂、憤怒、躑躅……種種情緒的裹挾中開幕，而會議的成果卻不為很多人所看好：有人將之歸咎於美國的減排不力；有人將此遷罪於歐盟的言行不一；更有人已準備將中國和印度當作談判一旦破裂後的「替罪羔羊」。

但在筆者看來，這些指責和抨擊都未打中要害，真正事關大會成敗的並非是某一國的抵牾或推搪，而是與這場全球博弈相伴而生的「囚徒困境」能否破解？

作為博弈論中的經典案例，「囚徒困境」指的是兩個嫌犯(A和B)作案後被警察抓住，隔離審訊；警方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如果兩人都坦白則各判8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抵賴，坦白的放出去，抵賴的判10年；如果都抵賴則因證據不足各判1年。最終，A和B都各自做出自認為最佳的選擇——坦白，卻得到一個並非最佳的答案——判刑8年。

從每個嫌犯個人角度出發，其選擇都沒有錯，因為只有坦白才對自己最有利。假定A選擇坦白，則B如坦白要判8年而抵賴卻要判10年，故最好選擇坦白；假定A選擇抵賴，則B坦白可不被判刑而抵賴卻要被判刑1年，故最好仍選擇坦白。這意味著，不管A坦白或抵賴，B的最佳選擇都是坦白；反之亦然。但當A和B都是如此考慮時，結果卻非最善。放眼全球，國與國之間在氣候談判中的博弈又何嘗不是如此？

無論美國、歐盟，抑或中國、印度，從各自角度出發，其在氣候談判中同樣有兩種選擇：減排抑或不減排。假定別國減排而本國不減排，則本國可以坐享其成；反之，則本國不僅會被別國「搭便車」，且可能因成本增加影響國力。因此，從表面上看，無論別國減排抑或不減排，本國的最佳選擇就是不減排——這不僅符合本國的利益最大化，也符合亞當·斯密關於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前提。

但問題在於，每個國家都有動機從其他國家的減排中獲益，而自身不支付任何減排成本。當各國都如斯考慮，就沒有人願意主動減排，最後可能演變為氣候災難這樣一個對所有國家都是最壞的結局。

事實上，無論當年美國國會否決《京都議定書》，抑或現在發達國家要求氣候協議實施單軌制，大抵都脫不了「囚徒困境」中嫌犯A、B的思維模式。

既然如此，只要設法破解「囚徒困境」，或許就能讓山重水復的氣候談判雲開霧散？

回到博弈論。研究者早已發現：一次性的博弈最終會因個人利益最大化而陷入囚徒困境；但如果是多次博弈，人們就有了合作的可能性，囚徒困境就可能破解。而要想使合作成為多次博弈，博弈的一方(最好是實力更強的一方)必須主動通過可信的承諾，向另一方表達合作誠意，另一方則應採取「一報還一報」的最優策略。

由此，破解氣候談判「囚徒困境」的邏輯已昭然若揭：發達國家應先主動減排並表達誠意，而發展中國家則應遵循「一報還一報」的策略，以讓合作延續。

當然，還有一種破解的可能：即減排會給減排者自身帶來經濟上的收益。例如，在尋求減排的過程中掌握新產業革命的掘金密鑰，繼而打開一扇前所未有的「芝麻之門」。如此，則不減排未必就是個體的最佳選擇，而減排也未必就會傷筋動骨。也只有到那時，氣候問題才不需要通過談判來解決，而「囚徒困境」也就真正壽終正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