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公寓遭遇政策尷尬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在路上

習慣了以推動制造業為主的工業發展的政府管理和服務機制，在上海浦東正面臨壓力。

如果一個地區的產業經歷了從制造業到服務業的轉型，帶來的就是當地就業和生活的人群變化，如果政府的變革相對緩慢，如何適應因產業變化帶來的社會支持體系需求的變化，并進一步進行系統性改革，就會成為包括浦東新區在內的轉型地區很多政府面臨的一大難題。

雖然政府理清自身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權責，已經成為我國政府轉型的共識，而改革卻依然步履艱難。

上海浦東新區推動建設的人才公寓，就是這一艱難轉型中的一個樣本，這個服務業時代的特殊產物，從其規劃到進行建設和管理，遭遇了政策的諸多障礙，同時，對這些政策障礙尋求破除的過程，亦是政府轉型努力的具體體現。

尷尬的人才公寓

在上海浦東東繡路、錦繡路，正在建設一個楊東青年人才公寓，用楊小明的話說，這里是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陸家嘴集團）“無償服務社會”的一個舉措。

楊小明是陸家嘴集團總經理，其是人才公寓建設計劃的直接推動者之一。

按照陸家嘴集團方面的預計，這個每個房間都有獨立衛生間、廚房以及儲物空間的20平方米的公寓建成后，每月租金不超過2000元，這對加強浦東對包括金融人才在內的從事服務業的人才的吸引大有裨益。

然而，問題卻一直困擾著人才公寓建設計劃的推進。首先，僅公寓建設審批就批了三年，原因是當地政府部門沒有一個針對單身人才公寓建設的相關規定可以借鑒。

即使獲得了批準，卻發現沒有任何規劃可以適用這個人才公寓，“比如，住宅的規劃要求都是朝陽的，但人才公寓不一定都朝南”，楊小明表示。

“到目前為止，上海市和浦東新區在人才公寓建設方面的特定政策仍十分缺乏，建設單位在開發人才公寓項目時只能參照商品住房的建設標準，建設瓶頸多。但考慮到人才公寓的租賃使用、過渡居住、單身為主的特點，其對于日照、車位的需求并不需要達到商品住房的設計標準。人才公寓的標準的缺乏，也造成了項目設計、驗收的困難，增加了建設單位和政府相關部門協調的成本。”浦東新區建交委一份材料如是說。

這還不是關鍵，一旦建設完成，人才公寓租賃價格的設定一般都略低于周邊同類房屋的市場租賃價格，但租金收入需繳納5.5%的營業稅和12%的房產稅。在此基礎上，若加上企業所得稅、人員、設備和管理的成本投入，運營租賃機構的負擔較重。事實上，普通居民住宅出租只要繳5%的綜合稅。

所以，在管理機構看來，人才公寓似乎就是一種商業酒店房，因此各種稅收較高。

此外，一些人才公寓項目水、電部門不愿意裝表到戶，也增加了運營租賃機構收繳費用的工作量和管理成本。

不僅如此，最讓楊小明無奈的是，人才公寓的土地必須通過招拍掛程序，導致土地成本十分高，建設人才公寓肯定會虧本，因此其也呼吁針對人才公寓的土地政策可以靈活變動。

未盡的政策配套

對于人才公寓建設中遇到的政策障礙，浦東新區方面向多方面進行了反映，并得到回應。

2009年8月，上海市政府辦公廳就轉發了《單位租賃房建設和使用管理試行意見》，對于單位租賃房租金收入實行稅收優惠，水、電、煤等公用事業收費標準，也可以參照居住類房屋標準執行。

事實上，這是上海獲批“兩個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政策3個月后的一個大動作，當時曾讓部分建設人才公寓的單位感到興奮。

但之后不久，這種幸福感卻戛然而止，到目前為止，很少有人才公寓能夠享受到政策優惠，因為相關實施部門不知道具體該如何執行。

“稅務部門表示沒有收到這個通知，不給予優惠”，浦東方面一位政府人士告訴本報記者。

因此，浦東方面希望有關部門能夠盡快制定優惠政策具體的認定標準和操作流程，解決更多白領青年的居住問題。

這就牽涉到政府的轉型和行政管理體制的變革。浦東新區區委書記徐麟認為，應該給予針對各種服務業發展的政府管理體制的創新以支持。

“包括服務經濟發展、創新經濟發展，對我們很大的考驗是，很多問題我們的認識是有限的，很多新事物的發生、很多新情況的發現，我們是缺乏準備的，不是你都準備好了你都研究透了他們才會出現，他們來的時候你自己可能還沒有搞清楚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到底是一個什么東西，這個時候，你就要放低角度去看，讓他先搞，讓他搞出來以后先看看是個什么東西，不要急于下定論他是一個不好的東西就急于把他扼殺了，出生權都沒有，要讓他出生，讓他運作，讓他發揮作用，這是政府要做的。”徐麟告訴本報記者。

聯合審批之變

不過，以人才公寓為例，這就需要包括稅務、規劃、建設、規土等數個部門的集體政策優化，而且可能會涉及多個部門的利益，顯然并非易事。

而且，由于地處發達地區，尤其是正在打造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上海浦東在推動政府轉型的改革上或需要有更大的動作。

在徐麟看來，政府首先要對自身有清楚的定位，清晰的界定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大領域的不同主體，各就各位、各得其所。

具體來說就是：行政領域的主體就是政府，但是市場領域的主體是企業，應該有企業發揮作用的地方政府不能包攬過多，社會領域的主體是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的發育和發揮作用的程度現在還發揮不出來，需要培育、培養和扶持。

“所以政府改革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你要想清楚你應該管什么，不應該管什么，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是不是你政府的事情，你就不能包攬太多。”徐麟表示。

具體到政府審批體制的變革就是，政府不審批不代表不管了。徐麟認為，要減少審批甚至不審批，“看起來好像不審批了就不是政府管了，其實不審批對管理要求更高，是對能力和水平的有一個新考驗”。

事實上，目前，浦東正在借綜改契機，減少行政審批制度，以服務于日益發達的服務經濟為主導的浦東經濟。

浦東新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綜合改革處副處長熊軍就告訴本報記者，浦東一些審批涉及到多個部門，現在已經可以多個部門聯合審批，這就是一種服務于浦東創新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