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是闖紅燈,是創設一套新的信號系統

浦東新區今年迎來成立的20周年，是個“90后”的青年。他的主政者徐麟，是個“60后”，上海市最年輕的常委。

為什么是徐麟？

在跟記者兩個小時的采訪中，徐麟給人最大的印象是，從來不回避問題，直面記者的提問，有問就有答。既談宏觀理念，也對一線實操層面有準確記憶。言談舉止間理性而富有激情，節制而具有活力。

也是在事后，他跟記者講起這一氣質背后的“三有”理論——對公眾的訴求做“有理推斷”，對公眾反映的問題做“有解推斷”，有關部門面對社會、媒體的批評時自我要做“有過推斷”。

在浦東官員眼里，徐麟經歷豐富。29歲任上海市南匯縣（現已撤并進浦東新區）常委、常務副區長，32歲進藏任日喀則地委副書記，曾經是當時上海援藏團的團長。1963年出生的他，在當選上海市委常委、浦東新區區委書記，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介紹他說，“他是領導班子里面最年輕的一位，他也曾經在西藏工作。”

年輕和援藏，是他的給外界的兩大記憶。

選拔一名年輕的官員掌舵浦東，其用意似乎不言自明，中國改革開放的“明珠”——浦東，經過20年的發展，似乎進入了一個“隧道期”，需要給大力。

也正是在徐麟的任上，浦東提出“二次創業”的口號。浦東經過第一次創業期的輝煌后，第二次創業創什么，的確需要智慧。

徐麟在這次訪談中，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他的“二次創業”施政方略。其點睛之處在兩個字：匹配。要改革政府，營造與“新”經濟——服務經濟、創新經濟、開放經濟、市場經濟相匹配的制度。

“我們不是簡單地做大產業，更不是研究如何擴大浦東GDP財政收入增長，不會為了一城一池的問題去多做考慮，而是從大局考慮。”徐麟說。

“浦東承載著國家戰略，在四個中心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建設）中，浦東是核心功能區，也是主戰場。我們的突破口放在打造功能上。”徐麟解釋說。

1. “二次創業”重在提升功能

《21世紀》：浦東是在什么樣背景下提出“二次創業”的概念？

徐麟：浦東開發開放已走過20年歷程，新的歷史起點上，未來怎么走，我們要更好地總結，進行戰略思考。

考慮到整個金融危機帶來的挑戰，以及國家在這一個階段中的轉型要求，怎么樣使20年經驗能夠繼承和更好地發揮，同時更好地肩負起現在這個特定的時間段賦予的歷史使命。

所以“二次創業”無論從規模還是質上都有提升，特別體現在功能性的提升上，具體講，我們感到浦東要查找自己的不足。

首先，社會功能相對滯后于經濟功能、城市功能相對滯后于產業功能、生活功能相對滯后于生產功能。怎么樣更好地體現匹配性，體現一種相適應，相協調，這是我們下一階段必須解決的問題。

其次，這20年中，無論是浦東的基礎開發，功能開發都和過去有很大發展。下一步改革向縱深發展的時候，服務經濟、創新經濟占據越來越大的比重，開放經濟顯示越來越大的活力。在這個過程上，制度層面不可能很好地滿足和適應。所以，要強化市場在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的發揮，讓市場經濟不足的地方有所改變。

第三，經濟的轉型必須走出一條符合我們中國國情的道路。要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放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在過去的發展過程中也反映出部分薄弱環節，或者對資源、環境消耗過多，或者說對整體的投入產業效益不好，或者更好地可持續發展的舉措，這是我們需要進一步加以提升的。

另外一個方面，怎么樣真正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把科學發展的要求真正落實到實處。這里體現的是以人為本，體現的是綜合協調，體現的是兼顧各個方面。其中，以人為本要解決什么問題呢？必須關注對民生保障的改善。

《21世紀》：你剛才提到三個方面的內容，在實際工作中，有無具體事件讓你深刻感受到這些地方“滯后”，需要改變？

徐麟：我舉個城市功能和產業功能關系的例子。比如，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張江高科技園區，產業功能上都比較強。陸家嘴積聚了大量監管類和非監管類金融機構，從業人員超過10萬，機構積聚總量超過全市的80%以上，所以說產業功能很強。

但滯后就體現在城市功能就相對較弱，在這里工作的人就有所抱怨，不方便，交通不方便，車流和人流也不方便，每天碰到的餐飲服務更有諸多不方便，包括一系列的書店、郵局等都要加強。

《21世紀》：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有無具體措施？

徐麟：接下來，我們要彌補城市功能不足，我們基本理念是產業和城市融合，方法采取的是缺什么補什么。

我們對每個樓宇設計了標準。有一些服務是單個樓宇自己必須配備的，有一些是若干樓宇之間必須設立的，哪些是在整個區域內一并系統考慮的。包括目前樓宇之間不聯系，是孤島，我們最近已經完成了二層連廊第一期，就是明珠環這邊，接下來我們還要積極改善。

2. 浦東有兩個契機

《21世紀》：你剛才講到浦東未來要加強的內容，但浦東也面臨著諸多不可復制的機會，你怎么看？

徐麟：總體來講，我們有兩個契機。

一個是包括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

中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地位越來越重要，凸顯了我們“四個中心”功能的機會越來越多。因為我們作為“四個中心”核心功能區，是需要有一個大的國際環境。

現在擁有人民幣的不僅僅有外企，還有外國金融機構，這樣回流的通道設計，結算功能的完善，就為金融中心建設提供了空間。

所以我們不僅僅是發展產業，應該凸顯功能是什么。有些有利于做功能的，可能不會帶來GDP的明顯增長，財政上還要我們扶持，我們也必須要做。

按照我們的稅制，銀、證、保有些稅不在我們這里，但我們要支持這類企業落戶浦東，這就是打造一種功能。

就金融而言，越來越強化跨境配置資源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功能要凸顯，從更完善的角度來看，比如保險再保險等還要完善，人民幣結算的功能等都要完善。比如說，航運國際中轉功能要提升，航運服務功能要提升，現在就說標箱有多少是遠遠不夠的。

第二個契機是，國家希望浦東、深圳、濱海都應該先行先試，在先行先試中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體的格局，這是主要的試點。

在這個方面，要驗證對服務經濟有所限制或者支持度不夠的地方。我們國家在發展中，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有一些老的東西沒有經過新的更新，可能還帶有這種痕跡。

另外，有一些具體的規定或制度是適應制造業經濟的模式，對制造業支持力度很大，但對服務經濟的支持力度就相對有限，這就是我們面臨的新問題，事實上，一旦確立了以服務經濟為主體，就要形成有利于服務經濟發展的環境，就需要反思哪些方面需要改進以有利于服務經濟的發展。

3. 新經濟要有新的制度創設、修改

《21世紀》：在推動服務經濟發展方面，浦東的策略是什么？

徐麟：我們的突破口放在打造功能上，而不是簡單地做大產業，更不是研究如何擴大浦東GDP和財政收入增長。這樣我們不會為了一城一池的問題去多做考慮，而是從大局考慮，從功能考慮。有利于功能的，即使財政要扶持，也要做。關鍵功能做成了，對整體非常有利。

所以總體來說，跨境配置資源的功能、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功能、人民幣清結算功能這三個都必須加強和打造；在航運上就是國際中轉功能和高端航運服務功能要加強。

《21世紀》：你提到兩個契機的時候，也談到在做有利于功能加強的事情，具體方法如何？

徐麟：我們遵循“三個導向”。

第一個是需求導向，也即“立”，實際上有很多發展的東西，過去的制度是無法包容的，就必須有新的制度創設。

我們就必須提出新的建議，針對生產力發展中碰到的新的情況、新的趨勢、新的問題，提出建議，必須有新的創設。

第二個是問題導向，就是需要“破”，破解發展中的問題，比如有些工作若按照現在的某個制度來做是有很大限制的。所以，應該扶持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企業，對原有的部分制度要修改。

第三個是項目導向。比如，SPV，單船單機項目。我們飛機和船舶的融資租賃大部分以前是國外公司做的，現在我們根據項目來做，已經取得一定成績。

這里面涉及到七八個國家主管部門，我們就尋求主管部門的支持，圍繞這個項目，是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以后遇到同樣的問題，就有先例可循，這就是具體的突破了。

《21世紀》：你剛才講到“破”，但制度突破也受到硬的約束，有時候很難“破”，比如土地，那是否南匯劃入浦東也是解決硬件約束的一個舉措，合并機遇何在？

徐麟：包括兩區合并在內的戰略舉措是在更大范圍內的資源優化整合，有助于制度的突破，機遇有三個。

首先，進一步整合資源，優化資源配置。陸家嘴、外高橋和洋山港被稱為“金三角”，金三角范圍內積聚國家戰略要素全市最集中，原來分屬于兩個不同的行政主體。這樣的合并可以更好地整合與優化資源。比如，以前國際機場一部分在原浦東，一部分在原南匯，兩個港口一個在原浦東，一個在原南匯，分屬兩個不同的行政主體。包括迪士尼，有部分在浦東，有部分在原南匯。

第二個，功能的提升。進行資源優化配置整合，帶來了航運、金融功能的提升，更加符合國家對這方面的要求。我們洋山深水港航運示范區，涉及到很多概念都與金融相關，與貿易有關，所以現在我們陸家嘴、外高橋、洋山港的資源整合起來了，提升了功能。

第三個，制度上的創新。“三港三區”聯動，把外高橋保稅區、機場保稅區和洋山港保稅區共同組成上海綜合保稅區，成立一個管委會，很多涉及到航運與貿易相關的舉措都在里面進行。

還有一個大的意義在于打破城鄉的兩元結構有巨大的意義，浦東在這方面大有作為，運作的結果是把這個問題解決好，形成示范，這也是國家戰略對我們的期待。

4.看到紅燈就闖，是對改革精神的曲解

《21世紀》：打造一個服務創新為主體的模式，對政府提出的要求就是要轉變過去管理制造業的模式，怎樣來跟上，這個有無具體措施？

徐麟：在政府自身有兩個方面。

一是從改革角度，政府自身要解決政府的不同認識，要清晰地界定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大領域。各個領域應該有不同主體，就是要各就各位、各得其所。行政領域的主體是政府；市場領域的主體是企業，應該有企業發揮作用的地方政府不能包攬過多；社會領域的主體是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的發育和發揮作用的程度現在還發揮不出來，需要培育、培養和扶持，這是我們的總體判斷。

所以政府改革，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你要想清楚你應該管什么，不應該管什么。即使出發點是好的，但是不是政府的事情，就不能包攬太多。是應該政府管的事情，應該怎么管，這是又一個新的要求。

《21世紀》：對于你個人以及你核心班底創造的一種加班加點的工作方式，你希望傳達給浦東干部的信息是什么？

徐麟：對于浦東干部而言，最重要的是有一種“闖勁”，有國家戰略意識。這個要求很高，就需要我們有國家使命感，國家戰略需要我們敢闖敢試，要有試驗精神。

這方面做不容易，當然這種精神在不同階段表現不同。現在我們需要的是膽魄。因為現在我們規范的東西越來越多，法律法規體系都更為完善。在這種條件下，你敢闖敢試才行，否則你就會覺得任何東西都不能碰。有膽魄進行闖和試，絕對不是為了一屆政府，而是為了整個浦東的事業。正因為這樣，所以要敢于先行先試。

第二個是要有“智慧”。我一直講一個通俗的比喻。改革絕對不是闖紅燈。改革是創設一套新的信號系統，不是紅燈亮著就闖，而是討論這個原來的信號系統是否有問題，然后推出一個新的信號系統，申請試驗這個系統，把原來的紅燈體系改掉了，在浦東先行先試。如果試了覺得比以前好，就繼續下去，如果試了發現沒有以前好，就停止。這就是先行先試。

所以要有智慧，要有深度的研究，要做自己的設計。如果你的研究和水準到不了這個境界，碰到紅燈就闖，這不是改革精神，這不是我們希望的闖勁，這是蠻干，對改革精神的一種曲解。

還有一個是“韌勁”。有很多問題，你認為是正確的，并有了一定的研究，未必社會都會對你這個想法有一致的認識。但有些東西堅持數年可能就成功了。但如果你碰到反對意見等就會輕易地放棄，那后面就沒有結果了。

《21世紀》：你個人也在民政系統工作過，那怎么培育社會中介組織呢，有何新的思路？

徐麟：我們這塊也是一個條塊結合的概念。社會組織我們是兩條線，一條是行業性，比如律師協會等，另外一個是社區組織，是塊狀。

我們在社會組織的培育過程中采取了孵化器的模式，建立了一個組織用來孵化各種社會組織。這種孵化組織是一種黨的組織，既孵化了社會組織，同時又將黨組織覆蓋到這些新社會組織。

比如以前，社會組織跨省市的話就是全國性組織，需要民政部審批。在有關部委的支持下，我們率先走出長三角，打破一省一市的限制，江浙滬的都可以加入浦東的社會組織。這類的行業組織在浦東發展很有優勢。

5. 深圳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21世紀》：市場主體也是我們關注的問題，浦東“十二五”對于產業定位有何變化？如何突破？

徐麟：浦東的轉型，有四條路徑，第一個形成以服務貿易為主體的格局，這其中就以金融、航運、貿易為核心；第二是創新驅動為主導的發展模式，這是強調創新的帶動和創新在浦東未來發展中的地位；第三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或高新技術產業，同時形成二元復合優勢，既有先進制造業的發展，又有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第四個就是加快城市現代化進程，提升城市功能。

《21世紀》：產業發展要有基地，外界十分關注世博和迪士尼板塊。

徐麟：世博園區3/4在浦東，未來這一塊，加上周邊地區，在市里面統一規劃下，可能要打造一個文化會展、市民活動、國際交流與商務的地區，會形成上海新的城市地標，新的功能高地。

在上海中心城區有這么大的地方可供開發，未來對浦東的帶動一定很大，所以我們一定會全力在“十二五”期間重點開發。

迪士尼，是一個占地3.91平方公里的主題樂園，2015年開園。它和它周邊相關的地區將要建設上海國際旅游度假區。

未來的配套，包括商務酒店等這幾年都要做好，保證到2015年一期開園的時候完成，這是我們“十二五”工作的重點之一。

第三個重點是臨港新城，按照100萬人口的規模。現在有一個好的機會，向北通往蘇北的高速公路接下來要通到南通，向南錢塘江上一橋和二橋在逐步完善，到寧波、浙東地區更為便利。臨港新城將和周邊的產業區融合，這樣產、城、港聯動發展，在“十二五”期間一定會有一個很快的發展。

這個地區的大型基礎設施配套是“十二五”期間投資的重點。現在的路網密度南邊和東邊不是一般的少，而是明顯有缺陷。

所以未來的發展重點是這三塊，是做增量的地方。

《21世紀》：現在濱海、深圳等地區中，浦東的優勢與價值何在？

徐麟：我覺得深圳一直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們一直講前有標兵。濱海新區也是后來居上，從經濟總量上來講，今年超過浦東，上半年就已經超過我們了，發展勢頭很猛。

這兩地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當然了，三地有共性，也有不同的地方，功能定位和經濟結構不同。

我們會按照國家對于我們的定位，強化浦東實施國家戰略的意識，也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對我們的要求。我們在改革上要為全國提供借鑒，在經濟運行制度層面要有所突破，在改革政府運營制度上要有突破，在功能建設上，社會經濟協調上都要走在前面。

這是我們按照浦東定位，向深圳和濱海學習。

《21世紀》：要達到這些目標，你是主導的官員，有企業、政府等經驗，你的經歷對于你完成現在的工作帶來哪些收獲？

徐麟：這么多經歷的變動其實對我是一種學習和提升。但眾多崗位的歷練為我提供了學習機會。

在浦東這么重要的崗位上，要多學習。浦東是一個很好的、干事業的平臺，人到了這里一定是有激情的。這種激情，這種干事的內在驅動力也是很強烈的。

浦東也是一個學習的大平臺，進入了浦東就必須要學習眾多的知識。我過去的經歷提升了我的學習力，可能這是最重要的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