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分配是貫徹公平的首要環節

先看幾組海內外有關收入的對比數據。

根據“總工會”列舉的數據，中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而調查顯示，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75.2%的職工認為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根據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計算，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2008年人均收入為9800余元，而人均GDP為23800余元，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41.2%。而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2007年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比為69.4%。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在2008年人均年收入為3.76萬美元，與人均GDP的比率為79%。

而資料顯示，美國1個產業工人的勞動收入可以供養4.8個人，勞動供養率為1：4.8，德、英、法三國的勞動供養率均為1：6.8，日本、韓國勞動的供養率為1：3.8。相反，中國絕大多數產業工人的勞動供養率達不到1：1.5。按照假定中國一個產業工人的勞動月收入為2500元人民幣，其按生活價格指數估算的勞動供養率只有1：0.45，而且這個假設是按目前中國產業工人較高的勞動收入計算的，70%以上產業工人的勞動收入還達不到這個水平。

再看幾個社會保障和二次分配的數據。

有關資料顯示，2010年中國財政收入將達到8萬億元，如果計入政府基金收入和其他經營性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與美國持平。多數國家用于醫療、社會保障、教育和就業服務的開支要占到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但中國這方面的開支僅占財政開支的28.8%。

因此，從第一次分配來看，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勞動者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額比較低。而從二次分配來看，中國用于社會保障的份額也偏低。而就是在這個已經偏低的二次分配中，由于本身還存在再次分配的問題，能夠真正用到普通人身上的比例可能更低。因此公平問題是當今收入分配中的最大問題。

那么，造成嚴重不公平的失衡的收入分配結構問題的根子在什么地方呢？這方面主要是把公平和效率對立起來了，而且又重視效率輕視公平，更有甚者，把GDP等指標當作效率的主要標志，因此普通勞動者在GDP和財政收入增長的過程中，變得貧困化了。

這些年來，以GDP為核心，貫徹在方方面面。社會發展的目標，主要量化成了GDP的指標，而人們的生活狀況和收入水平，則讓位于GDP的硬約束，所以社會發展的目標主次顛倒，導致普通勞動者名義收入水平上升不快，而真實收入和相對收入水平常常出現下降現象。

正是在這種主次顛倒的思想支配下，在收入分配中貫徹了“一次分配注重效率”的思維。而效率又被簡單化成了利潤、產值和GDP指標。相反對于勞資關系順暢、社會矛盾緩和等指標則不被納入效率的范疇，因此經濟生活中勞資對立、各種矛盾激化的事情屢有發生。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次分配中忽視公平著重效率的思想指導下，權力、資本、身份等要素成為收入分配的主要決定力量，尤其是權力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作為最大群體和對于經濟做出最大貢獻的普通勞動者、作為收入分配中本應處于決定性作用的勞動要素，則處于弱勢地位，沒有在收入分配中平等博弈的力量，因此導致勞動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在GDP、產值和利潤中所占的份額呈現逐級下滑的狀態。

由于第一次分配在全社會的分配中占據舉足輕重的、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如果第一次分配嚴重偏離公平的軌道以后，全社會最終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格局就固定下來了。但是，由于權力本身就是第二次分配的決定性力量，因此在分配機制不透明等情境的制約下，普通人群和勞動者可以從第二次分配中得到的福利和救助要么是杯水車薪，要么是根本沒有，“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目標也成了空話。

所以，筆者認為必須對“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思想做出反思。對于目前中國的國情，至少是在現階段，必須認識到第一次分配才是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的基本環節。只有讓第一次分配貫徹了公平的目標，勞動者才能在收入分配中取得主導的（同時也是合理的）的份額，才能過上體面的、有尊嚴的物質生活。

所以，如果要解決目前勞動者收入在GDP中每況愈下的趨勢，解決內需難以啟動的困境，必須重新認識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把公平擺在社會發展的絕對優先位置，在第一次分配中注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