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人才紅利時代

在一場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之後，最引人關注的莫過於全球經濟是否走出危機；而國人最關心的，則是中國能否借此次全球金融危機成功轉型。據悉，去年年底，中央主管部門已經將引進海外高級人才作為轉型的重要環節，並啟動了「千人計劃」。在《上海證券報》記者採訪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耀輝時，他指出，中國產業成功轉型關鍵一步，就是從過去的人口資源紅利走向人才紅利時代。

《上海證券報》：在《人才戰爭》一書中，你特別強調人才是中國經濟實現成功轉型的關鍵。為什麼？

王耀輝：在我看來，中國產業升級之所以困難重重，源於缺乏人才。以前依靠鐵公基(鐵路、公路、基建)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無法持續，未來中國必須從投資型拉動經濟走上人才型拉動經濟之路。要完成這一目標，就不得不面對全球搶奪人才的大戰。

《上海證券報》：許多國家和地區都經歷過產業轉型，他們也同樣經歷過人才戰爭嗎？

王耀輝：在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經濟大飛躍發展的時代，搶奪全球人才都成為最重要的一環。更早一些，不妨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前蘇聯的不同做法，這也導致兩國目前的不同命運。第二次世界大戰尾聲時，美國和前蘇聯分兵攻入德國，兩大強國著眼未來發展各自搶奪值錢的資源。看好重工業的前蘇聯，從德國運走機器和設備；精明的美國卻從海德堡、哥廷根等大學運走大量高學歷的「戰俘」。如今，前蘇聯、美國不同的命運，證實了人才是遠重於任何有形資產的重要資源。

《上海證券報》：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前後，有不少優秀的中國學者到了美國。在目前美國的知識精英中，來自中國留學生佔多大比例？

王耀輝：中國移民是這批外來移民精英的代表之一。據美國「全國科學理事會」統計，目前美國約35%的科學與工程博士在外國出生，其中26%來自中國(包括台灣地區)，這一比例遠遠高於留美學生排名第二的印度，後者的比例為14%。在高端科學技術領域裡，中國學者的地位相當重要。2004年，美國將探測車送上火星，而負責探險車著陸系統首席工程師就是出生自中國的李煒鈞。成為美國經濟的重要推動力。

《上海證券報》：這些中國精英，對海外發達國家經濟或科技的作用有多大？

王耀輝：即使是美國、德國等歐美發達國家，也不能不深歎人才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早在1997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就指出，外來移民為美國經濟帶來100億美元的淨收益。2008年，蘭德公司對美國進行調查後認為，美國最大競爭優勢仍然存在，其動力來自於全球最優秀人才在為美國工作，如全世界70%諾貝爾獎得主都在美國工作。未來若能吸聚全球大多數頂尖人才，美國將持續保持超級大國的地位。

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2007年一份報告顯示，每個非歐盟國家留學生平均每年帶來的效益是2.44萬英鎊。加拿大預計為2.5萬加元。以美元計算也差不多是2萬美元左右。按照現有中國留學生計算，中國僅留學一項就每年為國外貢獻100億美元外匯。

《上海證券報》：這些留在海外的中國知識精英，對中國未來產業轉型有什麼作用？

王耀輝：未來，中國可能從吃人口數量紅利時代，轉變到人才紅利時代。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依靠吃人口數量這個紅利、依靠低成本的勞動力發展。但力資源大國和人才大國相差甚遠。

我在書中提到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的名言，「即使一個科學家、工程師或醫生在50歲或60歲時回到印度，我們也沒有失去他們。我們將因為他們到國外獲得經理職位或成為富翁而高興。我們應將它看成是智慧銀行，正在積聚利息，等著我們去提取。」這一道理在中國同樣適用。畢竟我們擁有那麼多優秀的海外人才。當然，我們也可以學習海外國家，出台一些引進海外(不僅是海歸人才)人才戰略。

《上海證券報》：走上人才型拉動經濟之路的標誌之一是服務業比重，這正符合中國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在國務院下發的《關於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至2020年，要基本實現經濟結構向以服務經濟為主的轉變，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50%。」其中，「2010年，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個百分點，服務業從業人員佔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個百分點，服務貿易總額達到4000億美元；有條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服務業增加值增長速度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和第二產業增長速度。」那麼，在你研究並呼籲人才戰略的過程中，你發現中國人才戰略有什麼變化嗎？

王耀輝：中央主管部門也注意到全球人才戰爭的重要性。去年年底，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召開了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會議；其後，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了相關意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做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這也是被盛讚的「千人計劃」。上海、無錫等地也在加緊研究如何引進海外優秀人才，提升城市競爭力。

《上海證券報》：你曾經參加過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的調研，並擔任中組部關於國際人才競爭研究課題的專家組組長。你個人認為，和海外相比，我們人才戰略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王耀輝：確實還有很長的路需要走。比如說解決海外精英入籍或永久居留權問題，承認雙重國籍。實際上攬全球人才為我所用，不需要關心對方的國籍，最重要的對方是否是中國需要的人才。

此外，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專業獵頭機構、研究機構，有針對性地引進一些「超級人才」。如同當年周恩來總理挖來錢學森一樣。其實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早就採取這一做法。這比飛到海外，一下收到一大堆簡歷更能對症下藥。在引進人才的同時，中國也必須建立國際化的人才選拔、激勵、評估制度，這樣當海外人才入籍中國後能夠發揮才能，中國才真正能從人才戰略中得到較為豐厚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