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摩洛哥到伊拉克：兩個例外與對is問題再思考

圖片來源：谷歌地圖截圖

編者按：“伊斯蘭國”來勢洶洶、迅速壯大，其殘忍行徑引得舉世側目，更使得整個世界為之震盪。然而，在阿拉伯世界中卻有兩個發人深思的例外：從摩洛哥的輿情調查結果來看，眾多的摩洛哥人將“伊斯蘭國”視為慣常的政治現象，而非宗教，這有力地維護了摩洛哥的穩定；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蘇菲派與“伊斯蘭國”關係的親疏轉變，舉戈相向，表明它們之間乃屬松散脆弱的政治聯盟的本質。這些例外現象的存在，使我們不得不轉變和從新樹立看待“伊斯蘭國”的觀念。本文摘自《中東研究通訊》微信號。


一、“例外”的摩洛哥

阿拉伯小國摩洛哥坐落於非洲西北角，西瀕大西洋(600558,股吧)，它的安靜與祥和，同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國家比起來顯得格格不入。中東劇變以來，民主化轉型在阿拉伯國家的普遍失敗，再次印證了學界關於“阿拉伯例外論”的提法。摩洛哥雖在劇變伊始也曾面臨動盪風波，但王室快速有效的應對措施最終使其"有驚無險"地度過危機，成為“阿拉伯例外論”中的“例外”。

摩洛哥的標志性建筑哈桑二世清真寺，圖片來源：新華社

持續關注摩洛哥的人會發現，寧靜的小國未必真的寧靜，聖戰薩拉菲團體成員不斷被逮捕的新聞已經見慣不怪。據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極端化與政治暴力國際研究中心（icsr）2015年1月的統計，赴敘利亞與伊拉克境內“伊斯蘭國”（is）參戰的摩洛哥人已達1500人，並且這一數字還在不斷上升。可見，這個主流視野之外的邊陲小國與阿拉伯世界東部的事態發展息息相關。

近期，總部位於卡塔爾多哈的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acrps）發布了一份名為《2015年阿拉伯指數調查》的報告，其中就阿拉伯輿論對“伊斯蘭國”持有的立場，選取了1500名摩洛哥公民進行采訪調查，結果顯示8%的人表示支援“伊斯蘭國”，其中5%為支援，3%為非常支援。

在對受訪人群的性別、年齡、職業、家庭背景等因素進行分析后發現，與一般社會學調查相一致，教育水平與生存狀況是決定摩洛哥民眾立場的基本動因——對“伊斯蘭國”持支援態度的人往往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生活較為艱辛。

與在其他阿拉伯國家的調查結果不同的是，摩洛哥的“伊斯蘭國”支援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卻並不篤信“伊斯蘭國”所信奉的許多教條。例如，在“宗教屬於個人事務，應當與公共生活相分離”的問題上，支援者中僅有10%對此表示同意；再如關於“銀行有權借貸收息”的問題，9%的“伊斯蘭國”支援者都對此表示贊同；關於“政教分離”的問題，支援“政教分離”者中有8%的人表示支援“伊斯蘭國”，而反對“政教分離”的人中，則有7%的人表示支援“伊斯蘭國”。在宗教信仰方面，認為自己對宗教“很虔誠”的人中，只有9%支援“伊斯蘭國”；而認為自己對宗教“不虔誠”的人中，支援“伊斯蘭國”者達到了8%。

關於“伊斯蘭國”的成功動因，在摩洛哥的結果顯示：其中29.2%取決於其在戰場上的實際戰況，成為阿拉伯國家中此項指數排名最高的國家；“篤信伊斯蘭教義”則被輿論排到了第四位，但在埃及、毛里塔尼亞、黎巴嫩、蘇丹等國，這一因素卻被排在了第一位。

對此，筆者在與阿布杜·馬吉德·杰哈德教授（摩洛哥哈桑二世大學哲學系）的訪談中了解到，在2003至2007年的調查中，摩洛哥人對“基地組織”的支援率曾一度達到45%。“相較而言，當下的‘伊斯蘭國’更為強大暴力，但摩洛哥人對聖戰薩拉菲的支援率確實有所下降，這與中東劇變后國家的去激進化政策有很大關係”，但8%的數據依舊不容樂觀。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摩洛哥的輿論是智慧的，報告中看似矛盾的數據，恰恰說明摩洛哥人普遍將‘伊斯蘭國’看作為一種政治現象，而非一個宗教或其它意識形態。這是維護摩洛哥穩定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

此外，接受訪談的摩洛哥人文研究中心教授穆赫塔爾·本阿卜杜拉維還表示，"伊斯蘭國’是一個全新的政治現象，除聖戰者外，還囊括了前復興黨人、左翼人士、蘇菲教團和不少西方國家被邊緣化的群體，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復雜的混合體。”

二、蘇菲派的求索

把視野轉向阿拉伯世界的東部，“伊斯蘭國”的大本營伊拉克與敘利亞，引人深思的現象同樣也在出現。因注重個人感悟與自我修行的蘇菲主義教團（伊斯蘭教蘇菲派常設性的諸多兄弟會團體的通譯），素來被西方學界看作是伊斯蘭教中最溫和的力量，卻也有與“伊斯蘭國”過從甚密之嫌。以摩蘇爾、基爾庫克、提克里特等地為中心的伊拉克納克沙邦蘇菲主義教團，於2006年底組建了由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前薩達姆政權二號人物、前復興黨副總書記和革命指揮委員會副主席領導的武裝力量“納克沙邦道路戰士”，以此來抵抗從2003年以來發動反恐戰爭入侵伊拉克的美國軍隊和隨之而不斷壯大的什葉派力量。

早在“伊斯蘭國”2014年6月正式宣布“建國”前，這支蘇菲主義武裝力量就與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伊拉克多股聖戰薩拉菲勢力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並在作戰上相互配合，提供便利。“納克沙邦道路戰士”還多次以“伊斯蘭國”的名義對美國軍隊及馬利基政府安全部隊進行軍事襲擊。在一段2014年7月12日的錄音中，“納克沙邦道路戰士”領導人杜里甚至將“伊斯蘭國”在尼尼微省、薩拉赫丁省與摩蘇爾取得的軍事勝利稱為“自阿拉伯帝國擴張以來伊拉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之一”。

此訊息一出，引得西方輿論嘩然，有相關學者就此撰文稱，連伊斯蘭教中最為溫和保守的力量都向恐怖主義勢力“伊斯蘭國”拱手稱臣，恰恰證明了伊斯蘭教及其教義極端恐怖的本質，並就此定性伊斯蘭教是一個“恐怖主義宗教”。

然而有趣的是，在“伊斯蘭國”所屬的聖戰薩拉菲派看來，蘇菲派與什葉派同為伊斯蘭教的異端，屬於叛教者的隊列，應當對其發動聖戰、趕盡殺絕，但作為國際關係中例外論的中東終究造就了“伊拉克例外論”。可好景不長，這兩個被西方學者釘在“恐怖主義宗教”恥辱柱上的伊斯蘭勢力，卻在“伊斯蘭國”宣布“建國”后幾個月內兄弟鬩墻、倒戈相向，最終在基爾庫克西部爆發武裝衝突，造成17人死亡。

據稱，隨著“伊斯蘭國”前領導人阿布·艾尤布·馬斯里和阿布·奧馬爾·巴格達迪等人死於美軍空襲，少壯派領導人上臺，敘利亞危機后不斷壯大的“伊斯蘭國”要求伊拉克境內的各派聖戰武裝上繳武器，宣誓效忠，接受其統一的管理。杜里的拒絕導致了矛盾激化，成了武裝衝突的導火索。作為報復，“伊斯蘭國”於2014年炸毀了摩蘇爾與泰勒阿費爾的多座蘇菲派清真寺，

“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圖片來源：路透社

對於“納克沙邦道路戰士”而言，所謂的加入“伊斯蘭國”只不過是兩派基於現實利益結成的松散政治聯盟，而與信仰無關。在打擊美軍與什葉派的問題上，二者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並互相視對方為值得合作與利用的力量。

但從目標上來看，“伊斯蘭國”意欲打破“一戰”后《賽克斯－皮科協定》所劃分的民族國家版圖，建立以遜尼派阿拉伯穆斯林為核心的哈里發國家，這與有著濃厚復興黨背景的“納克沙邦道路戰士”，以收復伊拉克領土、打壓什葉派問鼎政權為核心目標有著本質的區別。更有訊息稱，杜里與極端恐怖勢力的合作不過只是其打壓政敵的一個手段，有著大量前復興黨人效忠的“伊斯蘭國”當然地成為了他合作的首選。

更為有趣的是，隨著美國從伊撤軍及克里斯瑪型領導人杜里的去世，脆弱的聯盟難以為繼。 2015年12月15日，“納克沙邦道路戰士”最終宣布加入以美國地區盟友沙特為領導的反恐聯盟，以證明其作為合法抵抗運動的非恐怖屬性，並同時獲得沙特的資金支援。

三、“伊斯蘭國”再思考

敘利亞危機的發酵與隨之崛起的“伊斯蘭國”，給整個中東地區乃至全世界都構成了全新的威脅與挑戰，奉伊斯蘭之名，悖伊斯蘭之實的恐怖主義成為中東亂局里的一大特色。2015年11月，有著“法國9.11”之稱的“巴黎暴恐事件”，一時間將“伊斯蘭國”推到了公眾的視野面前，大量的相關評論與分析也如雨后春筍般發出。

但令人擔憂的是，在網絡媒體的推動下，公眾關於伊斯蘭教與中東的認識，似乎是共識未被凝聚，而分歧卻在劇增。從阿拉伯世界最西部穩定平和的摩洛哥，到東部動盪不安的伊拉克，看似矛盾的輿情結果與蘇菲主義武裝立場上的搖擺不定，啟示我們在看待“伊斯蘭國”問題時應當小心審慎，且有所調整：

在2015年9月isi對敘利亞的襲擊中的一名毒氣受害者正在接受治療圖片來源：《衛報》

第一，對“伊斯蘭國”的定性。值得肯定的是，當前的主流輿論對於“伊斯蘭國”的恐怖主義本質有著清晰的認識，但將“伊斯蘭國”“一刀切”地定義為“伊斯蘭極端組織”則並不準確，反而會誤導我們的判斷。哈佛大學國際事務教授斯蒂芬·沃爾特曾就此指出，“要把‘伊斯蘭國’看為一個革命性的建國組織”。

實際上，有著建國意圖的“伊斯蘭國”早已開始了其合法性的轉變：從最初單純的恐怖襲擊、攻城略地，逐漸轉向了有組織、成體系、多維度的管轄治理，為地區提供了井然的秩序，儼然已成為一個準國家的政治實體。除了大國博弈，打擊不力外，這也構成了“伊斯蘭國”屹立不倒的一個核心因素。

第二，對“伊斯蘭國”的定叛。定叛作為聖戰薩拉菲思想意識形態中的一個重要概念，顧名思義，指的是判定其為伊斯蘭教的叛教者，本質上是宗教裁判權。借用此概念的字面意義來描述當下輿論對“伊斯蘭國”的認識，則可以主要歸納為定叛不足與過度定叛兩種類型：前者主要表現為將“伊斯蘭國”現象與伊斯蘭教本身完全相等，而並未認識到“伊斯蘭國”背離伊斯蘭教的本意，伊斯蘭教作為政治話語被極端恐怖勢力所利用的實質；后者則有過度洗白之嫌，將作為伊斯蘭現象的“伊斯蘭國”與伊斯蘭教徹底撇清關係，卻依舊是對前一種認識進行的原教旨確信。無論是哪一種認識，對於我們客觀全面的認識“伊斯蘭國”都構成了阻礙。

1月5日，敘利亞大馬士革郊區東古塔地區一個曾經的學校里，一個小男孩坐在布滿彈痕的墻壁前。圖片來源：法新社

事實上，無論是西部摩洛哥的輿情結果，還是東部伊拉克的蘇菲現象，伴隨“伊斯蘭國”出現的亂象圖景向我們揭露的是“伊斯蘭國”崛起背后成因的多元與復雜，是用單一緯度、高度立場化、意識形態化地理解此問題的不恰當性及可能隨之加劇的社會共識的破裂。

對此，哈桑二世大學研究伊斯蘭思潮的阿布杜·巴爾加齊茲教授說的非常透徹：“如果伊斯蘭理性思想中求知、開放與包容的成分經歷了如此尖銳的倒退，穆斯林血泊中出現的是暴力、極端、定叛與聖戰現象，從而引起巨大的恐慌，以毀滅與荒漠化威脅著阿拉伯世界政治與社會的長治久安，那么學術求真的理念就要求我們在看待聖戰伊斯蘭現象的時候少一些價值判斷，多一些對這一現象的社會學分析。”

最新的訊息是，今年2月5日，聯合國發布的一份報告中顯示：截至2015年12月中旬，全球據信已有34個武裝組織對“伊斯蘭國”宣布效忠。抗擊“伊斯蘭國”，不再僅是一場刀劍之爭，更是一場觀念之戰，如何轉變視野，促進社會共識，實現有效打擊，將是國際社會面臨的重大考驗。敘利亞詩人、思想家阿多尼斯的詩句或許更為簡要而有力：“以天空的名義屠殺大地，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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