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暴富的經濟體制

針對當前美國收入分配的變化，有兩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為了讓經濟運行效率更高，有必要縮小貧富差距；第二種觀點認為，財富和收入的集中反映了美國體制和政治權力的變化，並不需要改變。

力挺當前體制的人士認為，當前的新型經濟具有全球化、高科技和高技能的特點，因此，創新公司收穫巨額回報是無可厚非的——和普通美國人相比，創新人士更聰明、更具創造力，而且掌握更高的技能。

這種認識自然有其道理，涉及技術時，情況更是如此。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就描述過這種「贏家通吃」的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中，依靠舞台和獨特才能或技術性突破，金融和娛樂超級巨星能合法地獲取天文數字般的巨額收益，從而確立別人無法企及的霸主地位。eBay創始人皮埃爾·奧米迪亞(Pierre Omidyar)就以這種方式賺進了數以億計的財富。同樣，這類例子還包括創建Google公司的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當然，還有比爾·蓋茨(Bill Gates)。

但是，即便在這些例子中，社會也為此付出了過高代價。我們完全可以說，蓋茨的業務就是以犧牲社會的利益來賺取壟斷性質的利潤。美國共和黨主政時期，反托拉斯立法流產，因此，微軟就利用占市場壟斷地位的Windows操作系統打壓競爭對手，千方百計讓微軟公司競爭對手的產品難以與Windows系統兼容，從而將那些往往更勝一籌的應用軟件供應商(如挑戰Word的Word Perfect軟件和對抗Outlook的Mosaic軟件)無情地趕出市場。同樣，Google公司也因為在視頻和印刷書籍中剽竊他人的版權內容而被告上法庭。

當然，如果說創新者因為創新而值得享受數額巨大的收益，那麼，高科技企業家當仁不讓理應獲此殊榮。他們的確為社會創造了價值。如果我們要防範他們成為富可敵國的富豪統治集團，那麼，對策便在於，出台更嚴厲的反托拉斯法及累進收入和遺產稅。在這種背景下，大量技術創新同樣也會出現。

在貧富差距小和社會更平等的過去，即使企業家所獲得的財富回報只以百萬而非以數億美元計算，他們仍能不斷取得創新成果。還有一些人，如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或萬維網的創始人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 Lee)，則純粹是為了讓世界變得更美好而忘我地工作，只拿一筆可觀的職業收入就心滿意足。

一夜暴富的總體文化所帶來的危害的確不小。因為，這可能會忽略注重社會利益的科學家、醫生和教育工作者。他們中的大多數，只要能在適宜的工作環境中工作，拿一份可觀的職業收入就十分滿意。但是，其同輩暴富的文化則在暗示他們：如果不努力追求巨額收入，那他們就是天大的傻瓜。這種文化氛圍腐蝕著科學研究等領域的價值觀。

如果說科技創業家理應獲得巨額收入的論斷還有爭議，那麼，華爾街的億萬富翁發家致富的原因，則完全是另一個版本。他們一夜暴富，美國經濟卻因此每況愈下，這就說明很多問題。在放鬆管制的大環境中，套利基金經理和併購專家們之所以獲得巨額收益，往往並不是因為他們開發了什麼有價值的新技術，而是因為他們以內幕人的身份，利用所知資訊在市場被廣泛關注之前推動市場向前發展；或操縱這些市場，從中牟利；或對資本進行重組，以期從交易中截取額外價值。誠然，華爾街有些內幕人的確能增加價值，但是，大發橫財的經濟體系的外溢成本往往超過其所獲收益。

這種經濟體系不僅給總體經濟效率帶來危害，還會對財富分配產生負面影響。當華爾街自我交易情形引發空前大災難時，如安然公司破產和當前的金融危機，就會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當併購交易對資本進行重新整合時，金融專家則不顧運營公司的死活將利潤悉數拿走。為了盡可能從交易中獲得利潤，各方大張旗鼓地推動併購，至於誰獲得企業的利潤，就取決於各方的運作策略了。毫無疑問，公司的新主人將大力壓搾僱員。結果往往是：工資被削減，僱員失業率上升，業務轉而外包，養老金基金被強佔。我們與其說這種體系提高了效率，不如說收穫勞動果實的群體不斷縮小。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我們來看2007年發生的一個案例。該年4月，房地產大亨山姆·澤爾(Sam Zell)成功競購位於芝加哥的Tribune 公司。此前，Tribune公司及其子公司《洛杉磯時報》內部的勞資關係不太融洽。在總價82億美元的負債收購(leveraged buyout，又稱槓桿收購)行動中，澤爾僅拿出自己家當的3.4%，便成功實現對Tribune公司的控制。他利用新近設計的僱員持股計劃(ESOP)的稅收優惠減少稅收負債，收購所需的其他資金則均為貸款。這種計劃聽起來是讓僱員成為合夥人。事實上，僱員無法獲得公司控制權。如果公司運營成功，澤爾將獲得大量利潤和資本收益，萬一企業運營失敗，那麼，持有期權的僱員股東將為此承擔大多數的損失。為了完成交易，澤爾舉債80億美元，這自然不包括公司本身已欠下的接近50億美元的債務。結果，運營公司需支付的利息費用大幅攀升，致使債券評級機構下調將其債務評級，這又進一步提高了利息成本，而公司又要解雇更多僱員。與其說這是提高經濟效率，倒不如說這是套取現金流。

這類交易之所以能夠盈利，是因為他們利用稅收法融資，尤其是利用償還利息的稅收處理規則，金融操作因此猖獗起來，收入差距由此拉大，情形日益嚴重。這類交易讓一小部分內幕人變富，而且其收益完全建立在對普通僱員工資削減的基礎上。這與技術或真正的企業精神毫無關係。

總之，無論是在所謂的高科技體系還是華爾街，這都是一夜暴富的經濟體制，而這放大了美國的貧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