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中年危機：代工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

編者按：在“全球最大代工帝國”的光環籠罩下，步入第38個年頭的富士康看上去依然如日中天。但驀然轉身，它卻發現自己在不知不覺間，已經陷入了一場中年危機。

勞工環境問題，是這場危機的起爆點。第三方機構的調查結果曖昧不明、出爾反爾，更讓外界對富士康在調查中所起的作用浮想聯翩。“蘋果效應”的疊加，更是讓整個事件以指數級的速度擴散，讓富士康又一次處于風口浪尖。

這一難題，已經成為代工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

然而，在洶洶議論背後，處于被討論、被關注地位的富士康百萬工人，並不令人驚訝地再度集體失聲。人們口口相傳的“真相”，無可奈何地來自富士康、蘋果、公平勞工協會以及其他掌握話語權的團體。

本文由美國廣播公司記者實地採寫而成。之所以可貴，是讓外界第一次能夠聆聽來自富士康最底層的聲音。

以下為文章全文：

“好。”“好。”“好。”

這些聲音都是機器人女聲，而且從不間斷，每一聲都像是一種超現實主義的宣告，標志著又一台iPad即將誕生。

“好。”“好。”“好。”

這家工廠的地面一塵不染，在明亮的熒光燈的照射下，幾千雙手以被催眠般的節奏在傳送帶的“河流”中穿梭，每一次穿梭都給這種觸感光滑的設備的一個微小部分帶來生命。

“好。”“好。”

一名主管偶爾會用普通話高聲喊出指令，但在這條生產線上，大多數的聲音都是由機器人發出的，工人們則沉默地工作著。當插入一枚芯片、擦拭顯示器又或是插入一條診斷導線來聽聽是否一切都“好”時，他們都面無表情。在吃午飯以前，他們會一直重複這些動作，成千次地聽到這種機器人女聲。

這在富士康只不過是普通的一天。

探秘“蘋果節拍”

鑒于蘋果這家全球市值最高公司傳奇性的保密原則，你一定會想知道，我是如何看到這一切的。好吧，在幾年以前，我曾發送一個視頻短片給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希望能對他進行採訪，從一位更有能耐的同仁那里公然竊取了這一“蘋果節拍”。

到今天，我仍舊懷有罪惡感，但我不感到後悔，因為我真的被喬布斯的“王者歸來”所深深吸引，而且對蘋果產品擁有無需羞于啟口的愛好。我希望能獲得徹底的真相，因此關注了蘋果發布產品的一些活動，而且每6個月都向其提出請求，希望能制作一期有關蘋果內部工作狀況的ABC News特別報道，而蘋果一直都禮貌地加以回絕。

但在最近幾個月中，粉絲們對喬布斯的悼念以及公司破紀錄的利潤已被蘋果歷史上最糟糕的一些新聞報道所玷污，其中大多數都與其最大的中國供應商富士康有關。

在2010年深圳的一家富士康工廠剛剛發生了一系列令人生懼的自殺事件以後，一位名叫邁克‧戴西(Mike Daisey)獨白演員上演了名為“"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 of Steve Jobs”(史蒂夫‧喬布斯的大喜與大悲)的獨白劇，描述了在富士康大門口與那些剛剛下班的蘋果生產線工人談話的經歷，這些工人在接受訪談時剛剛結束了13到15個小時的輪班工作。他描述了一位13歲少女的生活，她在富士康工廠中負責擦拭iPhone顯示屏。

迪士尼1月在NPR(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播出了當季的《美國生活》(This American Life)，這個節目的聽眾馬克‧謝爾茲(Mark Shields)因深受感動而在網上發起了一場請願活動，有25萬多名蘋果用戶呼籲蘋果生產第一部“道德的”iPhone，有抗議者正准備在全球範圍內的蘋果零售店舉行抗議活動。

大約同時，蘋果給我打了電話。他們想知道，《晚間報道》是否有興趣在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的首次審計活動中看看富士康工廠中iPhone、iPad和MacBook的最終組裝生產線。我說當然，非常有興趣，並馬上開始構想蘋果為何要向我提供這樣一個機會的理由。其可能性包括：

──我曾在廣播中說過有關蘋果產品的好話；

──ABC News隸屬于迪士尼，而迪士尼CEO鮑勃‧艾格(Bob Iger)是蘋果董事會成員；

──史蒂夫‧喬布斯信托基金是迪士尼的最大股東；

──他們喜歡《晚間報道》。

一定是最後一個理由吧，因為前三個理由都與我的報道無關，我確信蘋果也知道這一點。

蘋果承諾讓我們進行徹底的觀察，不會試圖影響我們的看法，也不會矯飾門面，但多次拒絕了我有關採訪蘋果CEO蒂姆‧庫克(Tim Cook)或工業設計高級副總裁喬尼‧艾維(Jony Ive)的請求。

在三輛高爾夫車的陪同下，蘋果和富士康的代表人員領著我們參觀了富士康深圳和成都工廠的六條生產線，在我們參觀廠房和宿舍時一直有五到六個人陪同。但除了建議我們參觀咨詢中心或食堂以外，他們從未引導我們採訪哪些工人，也從來沒有幹涉過我們的行動。

以下是我們看到的一些事情。

“我想要休息一下”

從深圳工廠生產線上滾落下來的白色盒子(譯注：指iPad包裝盒)上都印有“在加利福尼亞設計”(Designed in California)的字樣，但如果沒有象梁娟(音譯)這樣的數十萬中國內地和中國台灣工人的集體工作，那麼這種庫比蒂諾(蘋果總部所在地)式的集體精神什麼都不是。

梁娟今年26歲，我們看到她時，她從頭到腳都被一件防塵的“兔子裝”包裹在內。過去三年時間里，她一直都負責用一把小鑷子翻轉微小的攝像頭。

“你每天都會想些什麼？”我好奇地問。“我不會想太多其他事情，”她回答道，“因為管理很嚴，而且我們忙于工作，沒時間想其他事情。”

但在成都工廠的另一條流水線上，周曉瑩(音譯)承認：“有很多次我都覺得自己太累了。”在每一個輪班中，她都要把同樣的動作重複約6000次，那就是拿起一台iPad的外殼，銼平標志性的鋁質蘋果商標輪廓的毛邊。她每個月都要回家一次，坐兩個小時的公共汽車去望父母和孩子。

“我想要休息一下。”她說道。

在過去多年時間里，整個世界都會對蘋果產品的獨特性感到驚奇。每當有新產品推出時，這些產品都會從蘋果商店逐步延伸至各個城市街區中去。在短短的一代人的時間里，這些產品就已將一家車庫中的創業公司變成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

但是，在蘋果粉絲去年購買了超過1700萬台電腦、3800萬部iPod、4000萬台iPad和9300萬部iPhone的同時，沒有任何外部人士曾看到過生產這些產品的流水線。而現在終于可以了。

一名曾在蘋果供職15年的富士康高管承認，他覺得如果不是發生了致死的爆炸事故和自殺事件，那麼《晚間報道》很可能不會有機會來到這里。這話真是令人吃驚。

“你們能來到這里，一部分是出于公開性的要求，一部分是為了學習，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富士康正在作出改變。”前蘋果高管、現為富士康CEO郭台銘顧問的胡國輝說道。“當然，你們可以說，我們本應在五年前就開放(工廠以供參觀)，可是在五年前，我們低調而神秘，沒人知道我們，而且我們做得很好。為什麼要開放？”

我問道，對富士康來說，是不是在發生這些致死的悲劇以後，才讓這家公司重新考慮其對待工人的方式？“我認為絕對是，絕對的，沒錯。”他說道。“你知道，成功\是失敗之母。由于我們已經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那麼就這個意義上來說，就應該是每個人看起來都很開心。對吧？”

我們在夜色中抵達香港，又驅車兩小時抵達深圳。在30年前，這是一個小漁村，但在中國宣布將其開闢為“特別經濟開發區”以後，這里的人口現在已經超過了紐約市。

富士康工廠位于這個城市的中央，我們在拂曉時到達這家工廠，正是這座規模龐大到激動人心地步的廠區迎接第一線曙光的時候。

富士康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商，僅有中國政府聘用的人員總數多于這家公司。從營收方面來說，排名在這家公司以下的10家競爭對手的營收總和還比不上富士康。蘋果可能是富士康最著名的客戶，但富士康同時還為索尼、戴爾、惠普、IBM、摩托羅拉、東芝及其他大品牌生產大量產品，但每條生產線的細節都完全保密。

為了生產Xbox、PlayStation和亞馬遜Kindle等產品，這個廠區聘用的員工總數多達23.5萬人，與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的人口大致相當。

無論向何處看去，每個工廠和宿舍，乃至每個樓梯井和中庭，都布滿了防止自殺用的安全網。

在2010年春天，富士康工人的一系列自殺事件橫跨了三個月的時間跨度，有9名工人跳樓自殺身亡。近年來，共有18名富士康員工了結或試圖了結自己的生命；鑒于富士康龐大的公司規模，其自殺率遠低于中國平均值。但胡國輝告訴我，當工人們開始扎著堆地跳樓自殺時，庫克曾召集一個精神病專家團隊來征求意見。專家建議架設安全網，認為這有可能會拯救那些衝動的跳樓者。

大約就在同時，富士康還開設了一個咨詢中心，但當我造訪時，等候區中僅有零零星星的幾個人。一名咨詢師告訴我，這些天來工人們更有可能是來處理身份証遺失事宜，而不是接受抑鬱症的心理輔導。

“那麼，為什麼會發生那些慘劇呢？”我問道。“原因很多。”她回答道。“許\多學者正在進行研究。當然，一些(自殺事件)肯定與管理有關。但是，更多的肯定與來自于農村地區的新一代移民工人及其心理狀態和處理與社會關系的方式有關。還有就是，在這里想要交朋友比較困難。”

然後就要說說爆炸事故了。去年，兩座iPad廠房中分別發生的兩次爆炸事故導致77人受傷和4人死亡，當時工人們正在拋光iPad，而空氣中的可燃粉塵發生了爆炸。

“鋁塵處于某一過高的水平，然後就發生了這起事故。”胡國輝告訴我。“我們吸取了很多教訓，因此已對許\多生產流程進行了改進。所以，如果你現在有機會回去看看，那麼就會發現根本看不到人，我們已經改用機器人。”

但富士康並非蘋果唯一的問題。蘋果稱，在有137名工人受傷後，該公司已經禁止供應商勝華科技使用一種有毒化學品來清潔iPhone顯示屏。

中國內外的勞工權利組織都已提出指責稱，在蘋果龐大供應鏈中的公司被指稱強迫工人加班、無視工人健康和安全問題以及偶爾使用童工時，蘋果故意視而不見。

喬布斯和庫克長期以來都堅持表示，業內沒有哪家公司採取的改善工人生活的措施比蘋果更多。蘋果稱，有100多萬名工人已被通知其自身具有哪些權利，6萬名工人已經使用了免費的大學級輔導課程，而且蘋果已強迫名聲不好的供應商退還了600多萬美元的非法收費。

“我們認為，使用童工是令人憎恨的行為。”庫克上周向高盛集團投資者和分析師這樣說道。“在我們的供應鏈中，這種情況極其罕見。但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完全消除這種現象。如果我們發現有供應商故意聘用童工，那麼這就是一種可被解聘的挑釁行為。我們不會允

許\任何人在安全性問題上偷工減料。如果有哪個生產流程能變得更加安全，那麼我們會尋求世界上最有力的當局──以及最頂級的專家──的幫助來制定新標准，然後將這種標准應用于整個供應鏈。”

蘋果表示，自2006年以來，該公司一直都在責令其供應商採取審計活動；自2007年以來，蘋果一種都在不時發布審計結果。在去年進行了229次審計後，蘋果發布報告稱，在90多家工廠中至少有半數工人的工作時間超過了每周60小時的上限，或是每周的工作日數量超過了6天。

到去年為止，蘋果稱其已對全球範圍內近400家工廠進行了檢查，但僅有11家供應商的合約被終止。蘋果對此解釋稱，與直接解聘供應商相比，強迫其進行改革能更加容易地幫助改善工人生活。

但一些激進主義分子則認為，如果採取“點名羞辱”的策略，也就是列出特定違規者的名單，那麼蘋果就能更快地改善工人狀況。這在以往是蘋果一直都表示抗拒的想法，且勞工權利領域中的一些人也認為，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下，“點名羞辱”的策略會鼓勵工廠業主隱瞞違規行為，而不是與蘋果合作來解決問題。

誠實的觀點？

年輕的男女工人們按12人為一組被帶進一個昏暗的房間中，雖然他們其中一些人每天都要工作10個小時來生產iPad，但這將是許\多人第一次真正使用這種平板電腦。

公平勞動協會正利用這種蘋果銷量增速最快的產品來進行被其稱為業內史上規模最大的審計活動。3.5萬名富士康員工將拿到一份匿名的觸摸屏問卷，這份問卷的答案將被即時上傳到位于新西蘭的一台服務器，這樣一來公平勞動協會就能了解大多數常見的怨言。

但是，自從我到這里以來，工人們表達出來的意念具有禁欲主義的傾向，而且他們的答案總是那麼簡潔扼要，這樣看來，他們在問卷中到底能有多麼誠實呢？

“一些人肯定會說上司希望他們說的話。”審計師Ines Kaempfer告訴我。“但這項調查的可貴之處在于，我們擁有如此龐大的樣本，因此一定會有工人說出他們真正想說的話。與更加傳統的調查不同的是，當你對15名工人進行調查時，你會面對面地向他們提問，而他們則不敢說出任何事情；而在這項調查中，許\多人都會覺得受到相當大的保護。由于被調查人群是一個龐大團體的緣故，他們的上司無法知道工人們說了些什麼。”

對這種方法持批評意見的人士稱，這種訪查應在工廠環境以外進行，而且與多選項的問卷調查相比，一對一的談話更有可能會得到誠實的答案。

上個月，蘋果成為首家加入公平勞動協會的電子公司。這家協會成立于1999年，由公司以及那些希望學校書店中出售的T恤衫不是在“血汗工廠”中生產的大學提供融資。針對公平勞動協會的批評者稱，由于該協會跟耐克和阿迪達斯等公司存在企業聯系的緣故，這其中將會產生利益衝突。蘋果將向公平勞動協會支付“六位數”的報酬來聘用其對富士康進行審計，此外還將向其支付25萬美元的應付款。

但公平勞動協會主席奧萊特‧範‧希爾登(Auret van Heerden)則堅持稱，雖然與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對該協會調查工廠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成員公司對這家協會的檢查活動不具備影響力。他表示，當3月初發布蘋果/富士康審計報告時，想要粉飾任何東西都將是費力而明顯的。

“那將是非常重大的新聞，”他對我說道。“因為蘋果是第一家加入公平勞動協會的科技公司，而且是科技行業中規模最大、且很可能是最有活力的公司。因此，這令我們獲得了一個為整個行業設定標准的機會。”

“料到他們會演戲看”

範‧希爾登的團隊將把大多數時間用在凝神閱\讀員工記錄和工作卡上，而與此同時，我們兩人正首次走過一條MacBook生產線，他指出其生產速度遠遠慢于他此前習慣看到的產品生產速度。事實上，當他向路透社表示，富士康的工廠是“一流的”時，針對蘋果和公平勞動協會的批評人士指出，他是對“與服裝廠相比的安靜程度”感到驚訝。

當我們走過裝有MacBook零部件的箱子時，他也說過非常類似的話。“在服裝廠中，你會看到一種非常不同的職業道德，人們會把這些東西堆起來，因為他們是按個人勞動取酬，而不是按集體勞動取酬。”

在蘋果一開始給我打電話時，我猜想這項審計活動將包括一次突擊檢查在內。但在我們來這里幾天以前，富士康就已知曉；事實上，還是富士康幫助我們拿到了中國簽証。他怎麼能肯定這些效率高手們沒有在周末搭成一條模範流水線呢？

“我料到他們會演戲看，”範‧希爾登說道，“這對每家工廠來說都是很正常的。哪怕僅僅是你從大門口走到廠房的時間，也總會有15分鐘到20分鐘讓他們草草地做個樣子。特殊的設備會被搬出來，他們會戴上耳塞，或是戴上面具。他們能在20分鐘內讓一座工廠變樣，我們料到了這一點。”

但是，我們採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因此在未來兩天時間里所有事情都將浮出水面。當我們走近工人，與其討論如何做工作時，這種作假行為的不良機能就會顯現出來。

“當你第一次接近工人時，蘋果曾對這個想法表示過猶豫嗎？”我問道。“那是一種很漫長的交談。”範‧希爾登微笑道，“我們進行這種交談已有大約五年時間。”蘋果在1月13日加入公平勞動協會，也就是《紐約時報》發表有關該公司勞工相關活動的系列報道的8天以前。

“在業內，我們將其稱為‘耐克時刻’。”審計檢查員Ines Kaempfer補充稱。“在20世紀90年代曾有一個時刻，當時耐克面臨很多的負面宣傳，但那還不到最糟糕的時候。很可能就像蘋果現在這樣，並不一定是最糟糕的時刻，只是那種(負面)宣傳正開始慢慢增加。在當時的那個時刻，耐克也開始做些事情，而我認為現在的蘋果也是這樣。”

“與其他工廠相比，這里相當好了”

在3000名應聘者衝過富士康大門時，先是響起了警笛聲，然後是一股體溫卷起的熱浪在人群蜂擁而過時迅快地流過。

這是中國一個假日過後的周一，由于許\多人因過于勞累而仍舊呆在家里的緣故，在破曉以前就有許\多人排隊等候，因為他們知道這時得到一份流水線工作的機會要好于平常。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而工作機會稀少的國度中，早到這里等候十分重要；對那些家在農村的人來說更是如此，他們薪酬的大多數都將以那里為終點。

這些少男少女們的年齡在16歲(廣東省合法的工作年齡)到20歲出頭之間，當他們終于排到隊伍的盡頭時，每個人都會被要求在一個電子閱\讀器上刷一下身份証。由于富士康今天需要聘用數千名工人的緣故，大多數人都聽到了令人滿意的“嗶嗶”聲，而那些拿著假身份証的人則默默地轉身離開。

在每300人一組的應聘者按照軍方精度被處理時，招聘中心外面的一個電子計數板讓他們知道了自己的待遇：每個月底薪約為285美元，也就是時薪1.78美元。即使按每個月最多80小時的工作時間計算，他們也因工資過低而無需繳納任何工資稅。

如果這些工人想要與7名陌生人同住一個宿舍，那麼就要扣除17.50美元的薪水；而在富士康的食堂中，堆滿肉、蔬菜和大米的一托盤食物的價格約為0.80美元。在經過培訓期後，一名新聘用的工人能在最少三天就能走上iPhone生產線，默默地裝配這種相當于他三個月工資的手機。

“我聽說這里的工作很苦。”一名留著賈斯汀‧比伯(Justin Beiber)樣式發型的17歲應聘者說道。“但我聽說他們會提高薪水。”另一名應聘者說。在2月1日，富士康開始支付高于深圳最低工資的薪酬，將基本時薪提高了0.25美元左右。

在這兩個城市逗留的三天時間里，《晚間報道》與20多名富士康員工進行了交談，無論是在廠區內還是在廠區外，或是記錄上和記錄以外。我們對能在任何時間進入任何宿舍感到頗受鼓舞，這讓我們能象任何帶著照相機的美國陌生人那樣搜集足夠多的深層信息。我一直都在想象，如果一家中國電視台的職員突然闖入我的家或辦公室，開始問我有多喜歡自己的工作，那麼我將會作何反應。

但當我們仔細看看以前曾讀到過那麼多次的童工和殘疾工人時，卻在大多數時候都發現，這些人以靈魂破碎的厭倦和深深的疲累來面對自己的生活。有些人抱怨工作時間太長，其他一些人則抱怨工作時間太短，而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薪水過低。當我問道“你希望改變些什麼”時，我們聽到的抱怨與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工廠中的怨言可能都是相同的。

“與其他工廠相比，這里已經相當好了，因為福利很好。而且由于過去發生了太多的事情，所以情況也已改善了很多。”26歲的張若華(音譯)在工作了大約一年後這樣說道，他的工作是生產打印機墨盒。“但是，宿舍條件不是那麼好。房間太擁擠了，沒有比較大的挂衣服的空間，浴室也太小了。加班時間也不夠多，很多人來了又走了，就是因為加班時間不夠多。”

這就是典型的怨言嗎？是邁克‧戴西錯了，還是從他來過這里以後，富士康進行了自我清洗？對擁有100多萬名員工的富士康來說，與每個人都進行交談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而這種方法的局限性也正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等中國組織認為蘋果自我實施的審計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沒有用處的原因所在。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組織的項目官員陳詩韻稱，蘋果長久以來進行內部審計的歷史証明，這家公司已經知道問題所在，只是一直都不願解決問題。“在蘋果的供應商中必須有一家真正的工會，這樣工人們才能擁有自己的聲音。”她說道。

在有報道稱在中國工會組織者經常都會被解聘、逮捕或挨揍以後，我問過富士康高管胡國輝，如果iPhone生產線工人決定組織工會，那麼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富士康有工會。”他說道。“不過還不是自由推選的工會。我預計，未來一兩年中會有，到時會變得更像是集體談判的工會，而且將是自由推選的。事實上，在更加進步的省份中，有一些法規要求工會在公司董事會中占有席位。因此，我覺得工會確實有希望變得更加強大，但這里還不行。”

“請小心使用”

與此同時，周曉瑩正在另一台iPad外殼的背面雕琢另一個鋁制的蘋果商標，而她的思緒早已飄到了兩個兒子身邊，考慮著是否有一天他們能負擔得起同住深圳的成本。

我抽出自己的iPad，給她看我孩子和美國的照片。當她觸摸屏幕來滑動到另一張照片時，她的眼睛亮了起來。她從來都沒有看過一台能運作的iPad。

“對于所有購買iPad的美國人，你希望他們能知道關于你的什麼呢？”

“我希望他們能知道我。”她說道。“我希望他們能知道我們在這種產品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當他們使用這種產品時，請小心使用。”

然後她就回去工作了。

流水線上還在響著聲音。

“好。”“好。”“好。”(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