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哪些領域面臨改革的緊迫性

第一財經日報：剛才幾位都談到，我們今天之所以要紀念鄧小平南方之行20周年，之所以認為那個時刻對中國很重要，很值得回憶和總結，是因為目前也面臨改革的困境，需要從那里獲取改革的膽識和共識。在你們看來，目前哪些領域面臨改革的緊迫性？

李子彬：我認為以下幾方面的改革是比較迫切的。

第一，以人為本既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變外需拉動為主為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為主的基礎。針對現實生活中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差距繼續擴大的實際情況，實現以人為本、改善民生的目標，十分迫切需要改革分配制度和財政管理體制。

第二，調整優化經濟結構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也是降低能源和物資消耗、減少污染物排放的最有力的抓手。這一任務從黨的十五大到十六大，再到十七大政治報告中講了十五年，有成效，但是不夠令人滿意。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我國現行的教育體制、科技體制改革滯后，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缺少人才及科研成果的強有力支撐。二是缺少差異化的稅收政策導向和財政政策的支持。三是現行的金融政策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支持不力，銀行更多的傾向于追逐本單位的利潤。四是立法和執法的環境很不利于保護知識產權、打擊假冒偽劣，以至于山寨產品、有害食品、有毒藥品充斥市場。

第三，努力培育全社會、全民族共同擁有的核心價值觀。現代化的中國，不僅物質文明水平要趕上并超過世界發達國家，精神文明也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廣大群眾的信仰，現在的小學生都在思考教師節時給老師送什么禮物，誰家的汽車是名牌，誰的家長官大。這是危害極大、后患無窮的事情。要從娃娃抓起，要在全社會開展生動活潑、教育與趣味相結合的培育全社會共同核心價值觀的教育活動，防止發生信仰及道德危機，防止利益與權力結成神圣同盟。

第四，深入推進干部管理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諸多任務中政治風險最小、見效最快的一項改革。發展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充分發揮廣大黨員、人民群眾在選人、用人中的選擇權和監督權。各級黨代會代表、各級人大代表，都是在同級黨委領導下，經過反復醞釀，并按照合法程序產生的。各級黨組織應當高度重視他們對黨和政府工作的意見和建議，高度信任和尊重他們對領導干部的選擇權。堅持上級黨組織提名，擴大差額考察、差額推薦，實行差額選舉。讓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通過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把德才兼備、實績突出、群眾公認的優秀干部選進各級領導班子，解決好實際上存在的領導干部只對上負責、不誠心實意地對下負責的問題。

汪玉凱：我認為小平的很多判斷完全適合現在。現在對中國影響改革走向的最大障礙，還是“左”的思想。中國發展處在一個新十字路口，中國改革正處在一個膠著期。這個十字路口接下來從哪里走，對中國未來20年影響深遠，如果走得不好，中國可能會倒退。

目前的困局有幾方面表現，一是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貧富差距、地區差距逐漸拉大，收入分配改革遇到了巨大阻力；二是要警惕國進民退趨勢。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這一趨勢有加速傾向；三是壟斷行業改革遲遲難以起步，壟斷行業掣肘了民營企業和社會空間的發展；四是政府改革舉步維艱，老百姓對政府要求越來越高，要求透明、公開的方面越來越多。在這方面我們確實也做了一些事，但還是跟不上老百姓的期待。

這個膠著期的直接表現就是許多重要領域改革很難推進。因為改革開放到現在，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團，控制了很多重要領域，他們成為改革的最大阻力。

在中國改革的關鍵時刻，我認為未來20年改革要逐步推進，就是要沿著鄧小平在南方之行談話的思想解放，發動一場新的思想解放。在十七大報告里，胡錦濤講過四個堅定不移，包括堅定不移地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地搞改革開放，但第一個就是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思想解放。

如果中國要進行第三次思想解放，本質并不在經濟領域，而在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所以我說第三次思想解放要沿著小平南方談話的重大判斷好好討論一下，哪些東西適合做，哪些東西沒有過時。比如說對整體形勢的判斷，中國到底是“左”的危險大，還是“右”的危險大，我現在認為是“左”的危險大。

具體來講，我認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應解決幾個關鍵的問題。一是現在的關鍵問題要提高黨內民主，完善干部選拔機制，也就是要推進黨內民主的改革。應該看到，推行黨內民主改革是完全可控的，不用擔心失控的問題。

第二是人大的改革。人大的改革首先要改變人大代表的結構，以及人大常委會委員的結構，人大代表產生的方式、選舉方式，包括人大對政府的預算監督、審計監督，都應放手交給人大代表去做，擴大人大的權威和權力。

第三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主要是解決政府對公權力的制約，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制約，很多問題解決不了，政府職能轉變是不可能的。政府功能整體上太強勢，會影響社會的發展。在政府改革中，對官員行為約束也是一個重要改革。

政府應尊重市場規律

遲福林：我認為，目前有幾個大問題需要回答：第一，以投資為主導的增長方式，要不要走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轉型，要不要走向民富優先的發展新路？現在投資主導的增長方式面臨很大問題，尤其在外部市場發生變化的時候，投資主導難以為繼。去年，投資率創出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點，消費率走到了最低點。

麥肯錫的一份報告認為，中國用12年的時間就可以創造一個現在德國的市場需求總規模。問題在于，市場潛力這么大，為何消費率不斷下降？在我看來，就是增長方式的問題。官員的普遍觀念是沒有投資就沒有增長，同時，跟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也有關系。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比重逐步走低，政府和企業的比重大，這顯然對刺激和拉動消費不利。

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個核心問題，不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實現收入分配大的突破，這種以投資為主導的增長方式就很難改變。我認為，我國的經濟應當提出，“十二五”初步實現消費主導。2020年基本實現消費主導。這樣，我國才有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第二，如何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貧富差距盡管在某些方面有所緩解，但總體上看，貧富差距有擴大的趨勢，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問題在哪里呢？就是利益關系的協調出了問題。問題出在哪里，就是特殊利益集團、既得利益者。這些既得利益者，像清華教授孫立平所說的，既不想退回到“文革”時代，也不能回到改革的軌道上，要搞公平公正的改革也不行。這樣，對他們不利。為此，利益關系的協調是對今天改革的一大挑戰。

第三，增長主義的政府要不要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為什么利益協調關系很難，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政府在推動市場形成的同時，在推動做大GDP的同時，助推了增長主義的形成。為此，要轉變GDP導向，就要改變增長主義政府的傾向，走向公共服務型政府。

在現行財政稅收體制和干部選拔機制下，增長主義政府的特點越來越突出，尤其在地方更明顯。當然，這與政府自身利益的驅動性越來越強直接相關。當前，客觀地看，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壟斷行業的利益都很強。這就是政府職能難以轉變的重要原因。

在經濟社會領域，市場是配置資源的基礎力量。政府只有在尊重市場規律的作用前提下，市場才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什么？市場監管、宏觀調控、規劃的科學性和基礎設施，政府是干這些事情。經濟性、社會性、制度性的公共服務，把這些事做好了，全社會、企業才能夠通過公平的競爭來取得自己的利益，整個社會才有公平的環境，才能保證市場環境有秩序地開展。

利益集團是改革的絆腳石

霍建國：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市場化的改革，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大家都是認可的。但不知道為什么，目前在具體推動市場化改革方面以及在改革的具體環節和設計方面似乎舉步維艱。談論的改革內容較多，但具體操作力度較小，所以我在考慮，是不是目前在中國已經形成了相當強大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恰恰是改革的絆腳石，這需決策層認真對待。

此外，我們對市場化改革的認識問題仍不夠深刻，對改革的優先順序不清楚，所以我們現在強調頂層設計。比如說，如何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政府的職能定位如何約束，在這些問題的認識上不夠清楚。尤其是在目前的形勢下政府的調控和社會管理職能日益凸現其重要性，而經濟發展理念，社會管理水平更多則取決于長官意識，科學發展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而保證這一發展質量的關鍵不能單純地等待人的水平的提高，而更多的需要法律和制度的約束。

大家普遍認識到改革是當務之急，但具體到某項改革，大家又感到很茫然。比如在財稅體制、行業壟斷